两种挣扎

写作者的挣扎

2022年1月22日，下午五点，我走进檀溪路“IDC 咖啡”，点了18.8元的单人现磨咖啡套餐，继续写“无业游民日记”。套餐包含一杯拿铁和一块司康，可以当作晚餐，我吃得很简单，维持生命即可。重要的是写作，只要活着，就不能放弃写作，今天我要写到这家咖啡馆打烊。

我在重新加工去年三月八号的日记草稿，一份不忍卒读、无法示人的文本，四百余字，它的标题是“人物素描｜女神节在星巴克偶遇女神”。可是我无从下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无法回到去年三月八日，女神早已不知去向，当天没写好的日记只能永远维持“没写好”的状态。时隔三百多天再“重新加工”，说明作者已经黔驴技穷，为了收割一点可怜的流量而不择手段。

下午六点，咖啡喝完了，我枯坐在 IDC，写作陷入绝境。几位客人围坐在吧台，和咖啡师兼老板聊天，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总是结伴而来，永远靠近吧台，永远有人聊天，和我这类来路不明又远离吧台的客人形成鲜明对比。

晚上七点，客人差不多都走了，我问老板，“你们是八点打烊吗？”老板说现在就打烊了，冬天提前一小时。我走出咖啡馆，外面雪下得正紧，今天下了一天雪，很适合写作的天气，但我的写作计划还是泡汤。

阅读者的挣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阅读（或写作）而苦恼。家里没有氛围，容易被干扰，失业以后我没有机会在办公室“摸鱼”阅读，也不再适合出入咖啡馆。偶尔按耐不住冲动，以阅读的名义去星巴克，事后我充满罪恶感，因为一杯咖啡的钱可以买十斤大米，够全家人吃一星期。

新建的市图书馆本该是绝佳的去处，但疫情肆虐，进馆人员需全过程佩戴口罩，这个规定让我窒息。我曾负隅顽抗，对维护秩序的礼仪小姐说：“人这么少，保持社交距离就可以了吧？”她断然否决，“口罩是必须戴的！”我心里有了阴影，不再去图书馆。

我像急于觅食的流浪狗，到处找地方阅读。天气允许的时候，我常常呆在户外，广场，公园，大型购物中心周围的空地，都有我“觅食”的踪影：一个背双肩包的中年男人，盯着手上的电子产品，长时间站立或来回踱步。我有洁癖，不敢在户外随便坐，有时找一辆共享单车坐着阅读。

公交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也要求戴口罩。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花三块钱可以阅读一两个小时。越堵车我越喜欢，阅读时间延长了，缓行或静止的公交车对视力更友好。但是弊端明显，坐车本身很累，状态不好时闭着眼睛睡觉也累。

我考察过共享自习室，那里最安静，有最纯粹的学习氛围，但逼仄的空间让我不适，我联想起监狱。这些自习室价格并不便宜，愿意买单的大多是急于“上岸”的考试一族，祝他们好运。

在极热或极寒的季节，或遇到刮风下雨，我的处境最为窘迫。户外阅读的路被堵死，室内空间几乎没有免费的，我不计后果的冲动型消费频频发生。

说明：本文是修订后重发的，将原来的两篇文章捆绑在一起了。与其说为了收割流量，不如说我有洁癖—无法克服“这两种挣扎真的应该在同一个页面呈现”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