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小人物的世界大冒险

当我拿到这本由香港城市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的著作：《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是一个叫黄东的这个人的个人故事，但实则不然，黄东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背后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世界。

我很喜欢这样的角度。因为相比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这类历史人物来说，黄东显得太籍籍无名。但是透过一个小人物去观察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也有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之感。

很显然的是，黄东的事迹已经变得难以挖掘，但还是能从历史的碎片中得到他的足迹。并且从他的足迹当中，去一窥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在的那个大世界。那个还在康乾盛世期间，我们都认为是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

可是，历史从来都不止一面，黄东的故事给历史做了一个全新的注脚。

黄东的本名是黄遏东，曾经在广州洋人商馆区谋生，如果用当时的俚语，他所从事的，就是省城内的“事仔”（boy）。“事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侍奉洋商左右，主理斟茶、送信、招待来客等琐碎情事。不过，黄遏东与一般的“事仔”不太一样。作者在史料中发现，他中文书写的能力、英语对答的本事、书法字体的秀丽，以至于对市场贸易方面的了解，绝对超乎一个普通“事仔”的水平。他之所以有这些条件上的优势，大概和他与众不同的遭遇有关。

大约在1766年，黄遏东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布莱克船长 （Captain 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的青睐，决定跟随他的船队西渡英伦。抵达之后，在一位公爵的宫室内担任僮僕，得以接触不同阶层的洋人社群，其后更有机会拜访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令他眼界大开。在羁身英国多年之后（估计至少有7至8年的时间），黄遏东返回中国，寓居羊城，寄行商刘德章（？-1825）篱下；可惜我们对他晚年的生活所知甚少，对其去世年份更是无从稽查，这是有点可惜的。

话说回来，虽然黄遏东的经历一点也不普通，但他在回国后并没有留下任何游记或记载，笔录他在欧洲世界的这段奇遇。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广州的士绅与文人，曾经对他作过什麽介绍。或许由于他曾经替洋人打工，所以在士大夫眼中只是一个“无赖民人”，自然没有引起地方社会的留意或关注。坦白说，如果不是近世史学家的锲而不捨，黄遏东的一生恐怕会被时代遗忘，经不起历史的洗礼。

无论如何，黄遏东在18世纪的生平故事，今天骤听起来已十分吸引。或许他在决定出国的时候，一心只是希望离家走走，改善生计，顺道看看世界，没有太多的深思熟虑；但在历史学家的角度，黄氏以一个身穿“短衣马挂，赤脚曳番鞋”的华人身分，抢先在很多“大人物”远出西洋之前，在英伦旅居良久，其中所经历的大小逸事，便足以展示出一种平凡中的不平凡，为“小人物研究”提供珍贵的历史案例与一手材料。

最卑微却又最前沿

作者在书中说他们是最卑微的一群人，但却身处在中外交流的最前沿。最卑微，是他们的工作。在当时的广州，有不少本地人从事着和外贸有关的工作，大多数工作都极其卑微，比如像黄遏东这样的“事仔”，工作就是斟茶递水，招待客人而已。除此之外，还有挑夫、守门、烧茶、煮饭、买物，西餐厨师，通事（翻译），买办（外商的采购员），他们是为外国商人服务的“沙文”（Servant)，这些工作看起来都极其卑微，但是却

其实，就连黄遏东也是“沙文”（Servant)，只不过他的工作能力更为出色，可以胜任不同的角色，这才有了英国之行，并且在英国他依然是伯爵夫人的“沙文”（Servant），还被推荐去了英国的贵族学校学习，或许是英国贵族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兴趣，又或者是因为黄遏东的能力出众，在英国的时候已经具备优秀的英文读写能力。

当然，为外国商人服务的职业远远不止“沙文”（Servant）一种，还包括了挑夫、守门、烧茶、煮饭、买物等各类非常基础的职业，还有西餐厨师这样的“技术工”了。另外就是通事（翻译）和买办（代外商购买贸易品，后成为外商在中国的代理人）。前者精通英语或葡萄牙语，而后者则要有十分出众的市场敏锐度。恰巧，黄遏东通晓通事和买办的事务。另外他的老板布莱克又是植物学家，所以他也对植物有颇为深入的了解，在清廷的禁令之下，能帮助布莱克搜集到不同的植物样本。

最早的“带路党”

如果黄遏东他们只是在从事最基础的工作的话，那还有一群人在当下的一些人的眼里已经可以被视为是“汉奸”了，因为他们是为洋商的引路人。他们是生活在珠江口两岸的昼家人，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家，诺大的洋面就是他们接触大世界的舞台。

当时的外贸中心主要是广州和澳门，商船也经常往返于两地。而珠江口西岸礁石密布，稍有不慎则非常容易触礁，但生活在此地的昼家人却非常熟悉，于是他们便成了“引水人”。他们熟悉水性，平日里大多以捕鱼为生。但如果有商船进入珠江口水域，这些“引水人”就会驾船靠近，争相延揽生意。他们往往会一点葡萄牙语又或者英语以便于谈好价格，这当中一般以西班牙银元支付。这些昼家人对水面十分熟悉，途中的“山水口”，“鸡颈头”，沙沥，伶仃，蚝墩，大蚝头，小蚝头等，均为引水人的专用语，也是他们所熟知有礁石的地方。

当引水人成为职业之后，还会有名为《引水章程》的从业指南，这套章程是被地方官府认可的，并且官府还要求外商进入珠江口之后必须雇佣引水人带路。

这样看来，在1840年以前的广州，也可以说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有“沙文”，有“带路党”，有通事，还有买办，还有为外商提供洗衣服务的女性乃至于从事性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都围绕着外商展开，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从事着和对外贸易有关的工作。尽管当时的清廷对外贸有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外商雇佣本地华人从事“沙文”的工作；但当地政府也大多睁只眼闭只眼。和今天一样，如果要从事对外贸易，就需要学习外语，这些语言最初是葡萄牙语，后来就成了英语。这些人也大多会一些蹩脚的英语或葡萄牙语。

比如一位自印度途径中国返英的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曾在日记上记录：当船抵达虎门后，「附近的小船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见到他们，就说起一种“奇怪的术语（jargon）”，她们会对船上的军官喊曰：“Hy yaw Massa，you come again.I washy washy for you last voyage；washy washy three piece，one man one catty；I washy washy you three piece.”（大意是：“哎呀！先生，你又来了，我上次给你洗过衣服哩，洗三件，一位男士一斤，我给你洗三件。”此处“一斤”可能是指“一元”）。原来，她们是专门在港口为外国船员提供洗衣服务的。

最早的商务英语课

这些提供洗衣服务的女孩的蹩脚英语，有些是长年对外交流而习得，也有的是来自于外商的教授。而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些简单的英语或葡萄牙语课。这些课程，其课本也和当下有许多区别，大多采用粤音去标注，比如26个英文字母当中，A标注为爷，B标注为卑，C标注为思，D标注为呧等等。

这些课本，有些已不可考，有些则显得浅陋，比如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出版的《澳门纪略》当中，其下篇《澳番篇》的《澳译》就收录了395个葡萄牙语单词。但是，和学习葡萄牙语不同的是，学习英语的材料可能是手稿，这也导致学习英语比学习葡萄牙语更难。但事情总是有变化，在十三行所在的外国商管区，售卖着一种叫“鬼话”的小册，封面画有一个身穿上一世纪中叶衣服的外国人——三角帽、宽下摆外套、马裤、长袜、带扣足靴、花边袖饰，还手持一根手杖。这应该就是最早的英语教材。这当中内容，和葡萄牙语的教材一样，英语的课本依然采用粤音去标注英语单词。而在当时，为对外贸易提供各类服务的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课本来学习外语，虽然有些蹩脚，但至少双方还能交流。

小人物的大世界

回到黄遏东的故事，他在1781年回到广州之后，可能已经是鹤立鸡群，所以他应该有能力在广州当英语老师，给人教授英语。同时，他还会继续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水平也并没有退步。这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们所掌握的历史。魏源曾经在1843年著《海国图志》，自1851年传入日本后，一时间洛阳纸贵。我们也一直认为魏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魏源毕生未离开过中国，而黄遏东却是在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便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前往英国。不仅如此，再往前推59年，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差遣耶稣会士艾逊爵作为信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作为艾逊爵的助理，樊守义跟随前往。横跨太平洋后途径巴西抵达葡萄牙，觐见葡萄牙国王，再游历西班牙，意大利，觐见教皇。随后还在意大利求学，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抵达广州，随后得康熙召见。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也纷纷向他询问他在欧洲的经历，这一点不亚于当时的欧洲对东方的好奇。樊守义也写了一篇名为《身见录》的长文公诸于世。

可以想见，1840年以前的中国，道光以前的清朝，真的是闭关锁国吗？从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去看，并非如此吧！并且作为皇帝，康熙对西方文化还是持开放态度的，甚至派遣使者前往欧洲，这如同当今在外国派遣使节了吧，可见康熙也还是一个重视平等外交的皇帝。而樊守义在回国后得以受到皇帝的接见，也正是因为他在欧洲的那一番经历吧，北京的王公大臣纷纷询问，不也正是因为他在欧洲的经历吗？

那么，我们再讲另一个问题：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真的是魏源吗？很显然，并不是吧！他终身未曾离开中国，他对世界的了解仅仅是那本《四洲志》，但无论是黄遏东还是樊守义，他们的经历已经被忽略了，尽管他们比魏源，比林则徐早了许多年，尽管樊守义还得到了皇帝的接见，尽管他还为他在欧洲的经历留下了记录，但他们只是小人物，而历史只会记录林则徐这样的“大人物”，于是历史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