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自由（3）大学时代

3. 大学时代

自由的标志之一是摆脱了外界环境的束缚，所以对一个自由的人而言，环境的改变对他的影响不会很大。我那时尚不知自由为何物，所以大学给我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大学生活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同学关系和学业，都给我以极大的挑战。

父母本来有义务帮助孩子准备应付外面的世界，但我的父母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世界，就更没有意识要帮助孩子准备。他们的心思完全被他们自己的各种烦忧占据了。人在自由之后才可能有更宽广的视野，才可能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这些义务。

在家时，我是被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乖孩子。到了大学，我感觉一脚踏进了丛林。虽然我的同学们或许是全国智商最高的一群，其为人处事与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鄙视弱者，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挖苦他人的身材、长相、口音、智商。在中学时，大家为准备高考忙得四脚朝天，极少有互相交流的时间，所以同学们的不同价值观之间并没有多少冲突的机会。到了大学，同学们七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对我的冲击就尤其强烈。

我后来的生活经历不断向我证实，我平生极讨厌的一种人就是鄙视、欺辱弱者的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感情倾向从何而来，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从小是弱者，极敏感于他人的挖苦和欺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我的价值观之中最坚固的一部分，我无法改变它、无法背叛它，也无法假装看不见它。

但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本是正常现象，通常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艾默生说：“伟大的人是在人群中既彬彬有礼，又完全独立的人”；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这就是自由的人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的方式。

只是我那时不懂得独立和自由为何物。无法独立的人总是会渴望着找到一个群体来抱团、找到某个肩膀来倚靠，这样就省去了他独自面对世界的恐惧。所以我努力去依附于那个群体，以委曲求全的方式。我是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习惯了委曲求全的 – 这似乎是在她那里唯一可能生存下来的行为方式。

我依附于同学们的尝试并不成功。那时的我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是：不了解自己的心性而去依附于他人，就丢失了自己，而丢失了自己也就丢失了平安。与他们的任何交流也不可能是触动内心的交流。

在我的孩子们在美国上了大学之后，我观察到美国大学与我在校时的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的两个不同，也由此意识到我在大学生活中的另一个迷失。首先，美国大学生在低年级时要在许多个专业之间游走、尝试、打听，感觉是否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相投；他们决定专业普遍较晚，通常要到大二或大三才决定下来。其次，美国的大学中有多如牛毛 – 通常有成百上千个 – 的学生组织，其主旨五花八门，包括艺术、体育、文化、哲学、民族、政治、新闻出版、公益服务、兄弟会等。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发组织、自己运行，结构松散，来去自由，但长期的参与也能增长许多见闻和工作能力。很多学生都参与在多个组织之间，在其中发展自己的兴趣、找到志同道合者。

这两个特点给了学生以视野的自由。在不断的比较和尝试中，自己最愿意投身、也最适合自己潜能的专业方向逐渐清晰起来。

而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学生在入学时就被指定了专业，转专业很困难。学生组织寥若晨星，且都是在校方管控之下。学生的社交圈基本都局限在班内，一个班里的所有的同学都是同一个专业，学的都是一样的课。这种模式的问题是：首先，在那个年龄，大家对专业的认识还非常肤浅；不管一个学生的专业是他报考时的首选志愿，还是不情愿地被划过来的，他很可能终将发现这专业并非自己最感兴趣的知识领域，而他处于萌芽状态的潜在兴趣由于缺乏合适的土壤而得不到机会生长。其次，看起来，同学们是学一样的课程，但每个人的真正兴趣相差很大，因此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也有限。同学之间的稍微有一点深度的讨论只限于课程作业；其余的话题都俗不可耐。没有了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任何学问的精进都会大打折扣。

我对专业的态度一直是温吞水的态度。它不是我在宽阔的视野中比较了许多选项之后的自由选择，而那个能让我充分表达自己生命的通道也没有机会被我注意到。另一方面，我从小就学会了忍受一切不如意的东西，所以从未觉得温吞水的态度有什么不正常。人可以有惊人的忍受力的原因就是他想象不到他的生存状态完全有可能比现在有天翻地覆的改善。

跟在家时一样，在大学里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郁郁不乐。这种压抑在为作业和考试奔忙时还不觉得，在闲时则尤为强烈地袭来。那应该是一种抑郁。我没有想到要去心理咨询。我不敢面对我“脑子有毛病”这个可怕的景象。

人在不敢面对某种可能性时，就被它挟制，也就失去了自由。这不自由是自己施加于自己的。

我再一次萌生逃离的念头。看到许多同学都在联系出国留学，我的心动了。我并不是想要去学什么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是怀疑自己在中国的生存能力。我感到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超过了我的智商可以应付的限度。在我的印象中，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简单、干净一些。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是密密层层的蜘蛛网，美国社会是稀疏的蜘蛛网。如果用自由这个概念来表达，就是，人在美国有更多的自由。

可以说，我是再次以逃离的方式寻求消极自由。

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我对美国的印象是准确的。在《参考消息》的版面上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美国是暴力无穷、枪支泛滥、艾滋病横行、种族歧视普遍的地方；这与我在民间杂志中和在与老师同学的交流中得到的印象截然相反。两个互相矛盾的印象摆在面前，我在冥思苦想之后的选择是：那个阳光的美国的印象更立体、更有生命，更符合我的直觉。后来的经历肯定了我的选择。

这是我人生路上多次重大选择之中的第一次成功。它给我的经验是：直觉经常是可靠的。它虽然不见得能用逻辑表达，其实它有自己的逻辑，只是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之中，人没有能力诉诸言辞而已。

但直觉并不总是可靠的，因为它可能被人的主观想象任意放大到严重脱离现实的程度。所以在人的任何重要选择关头上都没有绝对保险全赢的选项。人如果没有点冒险家的素质，不能平安地接受自己的选择产生的一切后果，就什么也不配得到。

去大使馆签证的前一天晚上，我极度紧张，彻夜不能成眠。我不敢设想，如果被拒签，我的退路在哪里。

从小到大接受了那么多的教育，却在这小小的关口上紧张得如此可笑，这说明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我的教育是何等的失败。

但是，从我的教育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来看，他们是成功的：他们让我成功地丢失了自己。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人经常需要面对多种可能性。如果他只敢面对其中的一种，不敢面对其它的可能性，他就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他知道他不敢面对的那些可能性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他知道自己在与真理和铁律负隅顽抗。高中生在等待高考结果时、求职者在等待面试结果时、患者在等待组织活检结果时、民主国家的选民们在等待大选结果时都不敢面对那个跟自己的意愿相反的可能性，也都会变得不堪一击。这其实是一种贪婪：本来他应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也许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而他只能接受百分之百。英文中有俗话说：如果你非想要什么东西不可，你就成了它的奴隶。也就是说，贪婪会夺去人的自由。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鼓起勇气面对那个不敢面对的可能性。有胆量生活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时，人就多收获了一些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