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

“根据曹树基的研究，1861至1880年间陕甘人口损失超过2000万，损失比例高达63%。”在人口密集处、州城府县所在、兵家必争之地附近，死亡比例更高，可高达八九成，史家对此有大量的记录。从人口损失的数量来看，在清朝末年的各次人祸中，其惨烈程度仅次于太平天国，比清廷与外国的数次战争惨烈得多。从当地人口损失的比例来看，陕甘回变之惨烈犹过于太平天国。回汉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可以用美国文化中的两个典型形象来形容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第一个是蜘蛛侠：一方面有除暴安良的大志和能力，一方面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第二个是橄榄球赛：辛勤的准备；周密的计划；没有黑哨的赛场；要赢，也有能认输的君子风度。美国人像蜘蛛侠那样挑战恶人，像准备一场橄榄球赛那样准备这场竞赛。台湾就是那个被恶人卡住了脖子的弱者。我想这就是美国帮助台湾的动机。

多数人都不喜欢孤独，都渴望交流。并且，他们渴望的不是那种表面上客客气气而没有实质内容的交流。有句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 人一辈子只要有一个人能说心里话就很满足 – 这说明人对这种深层交流有多么渴望。派克在全国巡回演讲时发现的成千上万人对社群生活的向往也证明了人的这个需求。所以，也可以把社群的意义定位为人在独处时无法获得的成长。个人的这种成长是与其他成员的成长和社群的成长同时发生的。

人与人之间能达到这样的交流和信任程度，这听起来美好得有点不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见到这样的关系的影子，比如一对关系比较融洽的夫妻，他们可以一定程度上容纳和超越彼此的不同，在许多问题上都能形成共识、一起为之工作；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安全感。这样的关系在好朋友之间、信任度非常高的同事之间也有可能。既然这些类似于社群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构建派克所说的社群就不是空中楼阁。

那时的社会不鼓励、也不允许大家找到自己，所以我压根没有意识到我对专业的兴趣已经退潮，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兴趣应该是我的人生之路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这听起来何其糊涂，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不时向我袭来的空虚就是因为“教廷”和社会塞给我的那个自己已经破产，而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来取而代之。我就这样在迷茫无助中告别了在眼花缭乱中迎来的1980年代。

现在看中国传统文化，我看到许多层次、许多侧面：有“吃人”、指鹿为马、怨天尤人情商不高的一面，也有许多堪为我立身行事楷模的人和事。在国外居住多年后，我感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以其它国家为偶像很容易丢失自己。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深切的自卑和不可遏止的自大的混合情绪中不停地追寻各种偶像，又不断地丢失自己。那么，既然自己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流淌在自己的血液中，从其中找到自己是否会容易一些呢。

享受了1980年代的自由的人们或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自由是新教皇赐予的，所以新教皇将它收回也顺理成章。换句话说，别人赏赐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我的“蓝绿之争”直到近年才有一个分解：我喜欢蓝天的纯净，也喜欢绿色植物的蓬勃和宁静，但二者相较，绿色似乎略胜一筹。蓝天只有一种蓝，而植物的绿有无穷多种色调：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绿，同一种植物在不同季节的色调又不相同。我喜欢这种“一”之下的“多”、“多”中的“一”。这算是“寻找我自己”的努力的一个成果吧。

有的人喜欢克莱德曼的清新如水的《致爱丽丝》和《秋日的私语》，有的人喜欢原始欲望的《成吉思汗》，有的人与焦灼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共鸣，这都是中国从“教廷”一统天下的一元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迹象。

现在想起来，这些场景何等暴力血腥，而那时的我 – 那样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 – 并不觉得它们那样暴力血腥，我能想到的解释只能是：那时的媒体中暴力血腥的内容太多，我习以为常了。从我记事开始，电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战争题材，里面血肉横飞的场面比比皆是。并且，在我方击杀敌人的时候，电影中总是以一种庆祝的方式来呈现敌人的血肉横飞，让观众不觉得怎么血腥和恐怖。

那时电视节目和频道都很有限，而普通大众没有读书、读报纸的习惯，所以很普通的电视节目也有较高的收视率，而热门节目几乎可以说是全民观看。比如，据维基百科，《西游记》于1988年春节期间播出最后几集时创下的收视率是89.4%，这是现在的任何电视娱乐节目都不敢梦想的数字。《阿信》和《霍元甲》的维基词条都使用了“万人空巷”的说法，这不是夸张。

《追捕》等电影引起轰动的原因还不只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四十年之后，把《追捕》和《甜蜜的事业》重新翻出来看时，我发现前者仍然是个与成年人智商相当的故事，后者则是没看几分钟就有不真实的感觉扑面而来，它不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其中的演员像是背后被线牵着的木偶。

苦寒过去之后是春天万物的疯狂生长。1980年代，中国大地在熬过了二十多年政治运动的苦寒之后终于迎来了万物的疯狂生长。这里我从一个最小的尺度来记下那段历史：那个时代在我 – 一个孩子、少年人、大学生 – 的记忆中刻下的一些痕迹。那个时代给普通人消费的资讯远不及当代这样丰富，我听到看到的东西也是千千万万的同时代人听到看到的东西，所以记下这些痕迹或许有点意义。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因为那是别人干的。长春围城是我们自己干的。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疮疤 – 如中国各级政府不愿意正视“铁链女事件” – 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坚固成分。在如今繁盛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没有人记得一百多年前十万人被斩首的世界奇观；在同样繁盛富饶的江浙，没有人记得“那些曾经人口稠密的城镇现在野兽出没、在建筑物的废墟中筑窝，雉鸡的长鸣在四下里回荡”的历史。

“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多数的杀戮和暴行不是发生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一边倒的强者对弱者的凌虐之中。在这里，强者和弱者是相对而言：满人在和平时期是高高在上的强者，在杀气腾腾的太平军面前就成了喊“大王饶命！”的弱者；乱党在平民百姓面前是强者，在被官府抓捕之后就成了乖乖引颈就戮的弱者。这就是鲁迅说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带来的是：“从广西到天津的三千多公里之间，都市尽成瓦砾，城镇尽被废弃。......那些曾经人口稠密的城镇现在野兽出没、在建筑物的废墟中筑窝，雉鸡的长鸣在四下里回荡；那些曾经被辛勤耕耘的田地现在是一望无际的杂草和灌木。除了无尽的财富的损失和幸存者的悲惨、疾病和饥馑，据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在1851年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整整两千万人死亡。”

“抱着得到整个村子的数据的希望，我当众问大家，‘这个村子里大概有多少女婴在出生后被杀？’回答是：‘一半多。’他们通常在意见不一时会争论，但那天没有争论，而且我们观察到的村民的男女比例与他们说的符合，所以他们说的这个比例应该是真实的。”

2022年初，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董集村的“铁链女”事件震惊全国。有几个因素使得这个事件牵动了举国上下以至于全球华人的神经：首先，“铁链女”的遭遇之悲惨骇人听闻；其次，加害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道义上的不妥，而全村人对此完全知情，也习以为常；第三，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一再掩盖真相...

对于学者来说，行动是第二重要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行动，他就算不得一个人。没有行动，他的想法就不会成长、成熟，变成真理。……不行动是懦夫；没有英雄般的意志，就算不上一个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