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约旦河西岸失落的希望

约旦河西岸失落的希望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

一九八二年，我还是一名法学专业学生时，当过一回背包客，在中东旅行。我在约旦河西岸的一辆当地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两名巴勒斯坦大学生，我们聊了起来，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于是我跳下公共汽车，和他们在人口稠密的 Dheishee 难民营杂乱的小巷里呆了一天。

我们一道度过了一段美好的事关，因为他们告诉了我他们在伯利恒大学（Bethlehem University）学习阿拉伯语的情况，我自己当时也恰有在开罗学习阿拉伯语的计划。教育方面的事情令我们兴致昂扬，我们也满是青年人的活力和梦想。我在通讯录上记下他们的名字，但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直到现在。

四十一年后，我翻出旧通讯录，找到了他们的名字。我有点好奇：他们还活着吗？搬到国外去了吗？在这凄凉暗淡的时刻，他们如何看待以色列、哈马斯和美国？

一名当地记者在Dheisheh难民营周边打听，帮我找到了他们：现年六十三岁、一头白发的萨利赫（Saleh Molhem），和现年六十岁的马哈茂德（Mahmoud Qaraqei）。之所以能找到他们的下落，一个原因是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多少流动性，他们仍住在同一个难民营。他们记起了我，邀请我再去拜访。

再次见到他们真是好极了，但我们的重聚也是了解巴勒斯坦人沮丧情绪的一扇窗口：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在我游历世界，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的同一时期，他们依旧没有国籍，身陷难民营，惧怕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更糟糕的是，相较于我一九八二年见到他们时，眼下，他们少了很多自由。

当年，他们在以色列各地旅行并在那里找到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周末，他们可以在以色列的海滩上放松。马哈茂德告诉我：“以前，我经常开车去特拉维夫。”

眼下，他们生活在一套由检查站和通行证构成的令人窒息的系统下，所以，哪怕在西岸要四处走动也很困难，十月七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攻击更使一切都恶化了。因以色列当局封锁道路，我甚至无法到达他们的居所。我们最后在伯利恒的一家餐馆见面，但为抵达那里，我不得不将以色列的车停在一条被封锁的道路上，爬过一条以色列修建的护堤，然后搭上一辆巴勒斯坦出租车。

“我哪儿也去不了”，马哈茂德告诉我。“我想去希伯伦（Hebron）看医生”，希伯伦也在西岸，但他称，现在去不了，因为道路被封锁了。

以色列人称，假如巴勒斯坦人的自由少了，那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提到，正是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连串自杀炸弹攻击，导致西岸和加沙建起了路障和检查站。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萨利赫和马哈茂德很想到各处旅行，对自己的事业满怀憧憬，看上去积极乐观。眼下，他们满腹怨恨，很快就相信了以色列最坏的一面。

萨利赫描述他对以色列的看法时表示：“唯一的好巴勒斯坦人，是死去的巴勒斯坦人。”

两人都曾希望出国读研究生：萨利赫想在埃及拿一个阿拉伯研究博士学位，马哈茂德希望在西班牙获得一个西班牙语硕士学位。但他们表示，以色列的镇压使他们无法实现目标，他们的机会已经没了。

他们都成了西岸的中学老师，但都表示，以色列当局多年前解雇了他们。马哈茂德说，多年前，以色列官员在他因违反宵禁而遭监禁十八天后解雇了他。萨利赫称，他从未被逮捕过，但因未能阻止学生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而被以色列官员解雇。他们后来在联合国为巴勒斯坦难民开办的学校里找到了教职，眼下都已退休。

我无法核实他们的说法，以色列方面的版本可能是不同的。中东充斥着不同的讲述，每一种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讲都是真实的，以色列方面的讲述集中在来自巴勒斯坦人的威胁上。

这些天来，加沙成为新闻的主角，但联合国称，自十月七日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至少有一百三十二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遇害，其中包括四十一名儿童，还有一名以色列士兵被巴勒斯坦人杀害。这期间，超过九百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些都是长期存在的难题，但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是在过去几周，那些难题恶化了。

以色列人权活动人士Rabbi Arik Ascherman称: “定居者一直在利用这场战争，暴力驱逐放牧的社区。”联合国最近表示，自十月七日以来，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平均每天遭遇七起定居者的攻击，后者通常使用枪支，且经常得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支持。

我与定居者有过交流，他们争辩说，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免受巴勒斯坦人的伤害，无论如何，上帝给了他们整个地区。二零一九年，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告诉其他国家的特使：“这是我们的土地的证书。”他说这话时手捧一本圣经，指的是西岸和以色列。

十月二十五日，拜登总统谴责了“攻击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极端主义定居者”。他表示，定居者“必须承担责任”，“这一切必须马上停下来”。看到拜登总统这么说，是令人快慰的。

人权组织HaMoked负责人 Jessica Montell 表示，过去几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也经历了一波逮捕。

巴勒斯坦人感受到了威胁，一个原因是，以色列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是一个极右翼人物，他一度因支持一个以色列恐怖组织，而在以色列法庭被判有罪。最近他在自己家中展示了一幅极端分子的画像，这名极端分子谋杀了二十九名巴勒斯坦人。

Montell表示: “说以色列版的三K党坐镇这个政府，并不夸张。”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萨利赫和马哈茂德对与我见面紧张万分，说话时也小心翼翼：这与我第一次见他们时，他们自由发言的风格大不相同。他们还要求拍照时不要拍脸部。

我问，以色列的镇压能否解释西岸明确可见的哈马斯旗帜的增多。他们完全不想谈这个。

当我们的谈话确实涉及政治时，我们令彼此都灰心丧气。他们确信，加沙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Al-Ahli Arab Hospital）发生的爆炸是以色列的蓄意攻击。据我自己的报道，我倾向于相信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即那次空袭不是以色列方面干的。

说到十月七日的哈马斯攻击时，谈话变得更加紧张。萨利赫说：“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们都高兴，这不是因为杀戮和流血，而是因为，这是加沙人第一次可以实现他们离开加沙的梦想。”

我有反驳，并提到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是多么残酷，有多少以色列平民遭到杀害或绑架。萨利赫和马哈茂德称，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死亡表示哀悼，但想知道，何以巴勒斯坦人累计死亡了更多的人，全世界却没有同样怒火万丈。他们的失望是，我专注于哈马斯的野蛮行径；我的失望则是，他们不愿明确谴责哈马斯的攻击。

马哈茂德打破了我们相互的挫折感。“我们不仇恨任何人”，他说。“犹太人、基督徒、佛教徒，我们不恨任何人，我们只是在寻求生活的自由。”

他们似乎试图令我理解。“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萨利赫说。“我们只想像世界上其他每个人那样自由地生活。”

我问，西岸的愤怒情绪是否会因加沙的杀戮而一触即发。这个问题令他们不安，但萨利赫表示：“人们正在窒息，因此他们走上街表达他们的感受。”他指了指面前的软饮料，说：“就像这样，你摇晃它，它就会爆发。”

午饭后，我们道别。我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四十一年后再见面。他们阴郁地说，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几个小时后会否活着。一阵沉默。

我们分开了，所有人都没有第一次见面时那么活泼。他们是相当寻常的巴勒斯坦男子，大多数时候低着头；他们回避政治，也没有在冲突中失去家人。但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许多藉藉无名之人正像他们这样，从未上过新闻头条，内心却备受煎熬。

我记得，那是两个前程似锦、热情洋溢、憧憬未来、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时常交流、彼此没有多少惧怕的世界中。见证这样的变化令人揪心。萨利赫和马哈茂德在成为父亲和祖父的同时，被剥夺了未来、活力和希望。

我认为，这正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所在。

（作者生于1959年，是美国国际事务专栏作家，两度荣获普利策新闻奖。本文原题“Losing Hope in The West Bank”，见于《纽约时报》，2023年11月5日出版。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不保证完备理解了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