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sview House

没想到最近见到Nathan是在爱丁堡。通常情况，我和Nathan会约在伦敦的公园见面，一起走街串巷。他的去向随意，漫无目的，但都是他曾经住过的街区。他的话头也是这样，冷不丁忽然转变，另起一段，弯弯绕绕又回到熟悉的地方。不过这次不一样，他为读博士考虑而北上看房，且因为要携家带口所以找得非常仔细。在这个北境城市里游走，他的经验并不比我多，我能叫出来的街道他未曾听闻，我摸清楚了的场馆他也还没参观，好在我们还是有探索街区的冲动，于是我们从爱丁堡城区出发，沿主路走向利斯（Leith）。“利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风评很差，各种犯罪层出不穷。但是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造（原词是regeneration），如今成了一个很好的居住选择。”他这么说着，一边看向左边“开膛破肚”的主路。这条路正在施工，水管和燃气都外露出来，计划是要修一条有轨电车，接通爱丁堡城和利斯海边。“这里的人近来都在抱怨这条路工期过长，扰得四周居民不得安生。但城市为了发展，这也没有办法。”我听着，想象着自己在工地周边生活，但又不得不接受老城无可避免的改造，确实有点无奈。走着走着，我们到了利斯。我们决定脱离主路，径直往街区里走，看能否找到他中意的地方。

三两苏格兰高中生扎着堆，抽着烟，瞟着我们两个过路的人。右边是一个教堂，园子的铁门开着，但本体的木门却锁着。左边是一幢精致的白色房子，入口几根石柱，门楣上刻金字Trinity House。整条路寂静无声，我们忍受着精神小伙突如其来的打量，不觉加快了步子。多走几步，周遭就变了，成了普通的后街：居民楼的后门栏杆上挂着几辆自行车，矮墙上有胡乱的涂鸦，角落里闪出一个人，然后默默地站着，也不说话。我们再往前走，一片盖了水泥板的台地出现，一栋名为Linksview House的建筑横在我们眼前。Linksview House是六十年代为解决住房问题兴建的福利房（Council House），采用的是野兽派的风格，混凝土尽皆外露，台地的缝隙里钻出植物，随处可见散落的烟头，除此之外尚且整饬。这栋水泥建筑占据了制高点，密密麻麻的小阳台一个连着一个，有的装上了挡鸽子的网，有着挂着衣物。这样的福利房在伦敦非常常见，一来是战后重建的需要，二来也是政策有意推动。在英国，住着哪样的房子，有着哪样的邻居，上着哪样的学校，阶层系统就在哪里铺开——阶级差异就赤裸裸地写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言一行上，我们眼前的这一栋并不例外。对Nathan来说，为现实计，他是不会租住在这里的，房间狭小不说，他女友的女儿还得上中学，学业无法保证，更重要的是安全问题。我们对此心照不宣，索性加快脚步，从楼的中间穿出去，一下子好像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眼前的一切又开始精致起来，小片公园，绿树成荫。果不其然，Nathan开口了，指着前面的房子慢慢说：“考虑安全因素的话，前面这些也还是不错。”我想，这句话一半是事实，一半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英国的阶层区分无处不在，但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往往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时候最好不说——这并非等同于隐性的阶级歧视和不公，但他们确实有对付现状的一套说辞和办法。Nathan不是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他曾经住在很普通的街道，也忍受过邻居的聒噪和高房价的压迫，但他也对住房、街道、邻里背后的阶级属性了然于心，知道体面的住所、安全的街区需要什么来支撑。所以，他话里有话，暗示我们刚刚走过的Linksview House不宜选择，但又不能明说，只能借抬举眼前的房屋来避免尴尬。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是有幸被排除在这套阶级体系之外的。我住着学校的宿舍，在出门时也常常选择类似的房间，并不会有人因此评判我，但在这里生活得久了，不可能忽视这只“房间里的大象”。我看到阳台上挂着南亚女性常用的纱巾，困在黑色铁网的后面，一动不动。这里的住户有多少是自愿入住，有多少是不得不入住，又有多少是被安置在这里呢？我想起芭芭拉《我在底层的生活》中记录的生活，拿着微不足道的计时工资，面临失业的风险，连对付汽车旅馆的租金都是杯水车薪。英国近现代史洋溢着大英帝国的光辉，但在光照不到的角落，才是民众讨生活的地方：黑乡（Black country）的滚滚浓烟换来驰骋的船舰；共用一个卫浴的十多口人维持着工厂机器的轰鸣；六十年代发生在威尔士Aberfan的矿难，与其说是连日阴雨后的悲剧，不如说是迟到了大半个世纪的人祸……在一次又一次的疫情封锁中，是司机、快递、清洁工和医护等等关键工作者维持着城市的运作，但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仍然缩在不尽如人意的住所当中？我忽然意识到，背着背包走街串巷找房子住，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特权；在想逃离伦敦的时候选择逃离，也是一种特权。

一旦我试图追问自己有什么特权，就会发觉从出生到现在，我时时刻刻都享受这专属于我的特权。最显著的特权也许是我的选择权，而且一旦做出选择，总会有人为我的选择“买单”。我选择去一所中外合作大学读书，尔后来英国继续学业，都是家人承担了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但谁又能说，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中没有特权的影子呢？一路享受这本地最优质的教育，即便并不能和长沙城里的名校相提并论，但我有幸遇到了一批好老师，言传身教至今历历在目。湖南省普高升学率过半不多，庞大的初中毕业生群体交给职高和社会消化，我们需要一份数据告诉人们这些在现有体系中“垫背”的人出身何处，又会去向哪里。这场竞争关乎城乡，又需要一个个家庭倾力而为，如果我们的期待都是成龙成凤，教育的目的又那么单一，“鸡娃”就没有是与不是之分，只有程度的差异而已。宁乡作为一个县城，在这场竞争当中表现得并不坏，也许是有着“宁乡人会读书”的传统，县城的学校偶尔还能掐到相邻县镇的尖子。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在这个氛围中长大，渐渐与另一条路上的百分之四十有了隔阂，他们的声音和身体都不在我的认知之内。“会读书”谚语的上半句是“宁乡人会喂猪”，但形容宁乡花猪的“乌云盖白雪”，未尝不是读书人的腔调。当我听到衡水中学学生的“土猪拱白菜”论，关键词相似，反倒是有了一种关联感，但这种关联又如此怪异，我随时可能被人认为是“土猪”，也可能随时被认为“拱了大城市的白菜”。和演讲的学生不同的是，我认为我流利的方言和强烈的本土身份感也是我特权，是来源于我的家庭和县城的，对抗同质化和扁平化的底气。而我又确实享用了大城市的资源：上海、北京让我感到世界的参差，宁波为我打开通向世界的门窗，伊斯坦布尔和伦敦教我在世界安身。于是，我的特权把我推到了一个夹层，再次保障了我有进退的选择，但当我一旦暴露在两边的凝视之下，我的特权又让我如芒在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又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中间层地位了。坐在往南开的火车上，我和朋友聊起在Leith的这一段，我们发现还有一种“反思的特权”。如果说批判性的思考和反思是要经过训练的，那么我现在能有所想，有时间和精力整理想法，能码下一个个字，也是由教育和经历所支撑起来的特权。我给妈妈展示博物馆里英国贵族的镀金勺子，我妈笑着说要给我弄一把，“没有含着金钥匙出生，也可以有一把金调羹”。我晓得，是她搞错了，这则英文谚语本是“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代表出身和财富的应该是勺子而非钥匙。

那么，背负着特权却保持沉默吗？这显然是对没有特权群体的霸凌。那么，发愿要为没有特权的人赋权吗？这很可能会落入到同情和启蒙式的高傲。那么，否定自己的特权吗？这容易沦为gentrification的参与者们的伪善，间接强迫他人牺牲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当我试图追问自己有什么特权，结果是陷入了纠结和惶恐之中。就在这时候，我打开手机，刷到了上野千鹤子教授的演讲：

“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努力都用于追逐个人的胜利，你们被优越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能力，不是为了凌驾于没有享受过同等资源的人们之上，而应该把这些能力用来帮助他们。然后不要逞强，而是承认自己的脆弱，相互依存。”（あなたたちの頑張りを、どうぞ自分が勝ち抜くためだけに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恵まれた環境と恵まれた能力とを恵まれない人々を貶めるためにではなく、そういう人々を助けるために使ってください。そして、強がらず、自分の弱さを認め、支え合って生きてください。）

这句话来得正是时候，也许这就是一种解法：特权和平凡，坚强和脆弱，这些看似相悖却同时存在的特质，让我们在特权前不至于迷失，在平凡前不至于沮丧，在坚强时可以帮助他人，在脆弱时可以获得支撑，或许这些并不是纠结和惶恐，而是值得秉持的一种心态和生活方式。于是，我再一次从Linksview House下穿过，身后的钢筋水泥已然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了。就这样，我回到伦敦，车站的主道上可以看到热浪。伦敦足够大，大到人人都可藏身，又大到像黑洞一样吸附周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