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以後，作為順民的生活方式

64夜，沒有出門，我以為大家都不會出門，因而安坐小房間裡等候聽《5月35日》圍讀。

看見直播發現街上還是蠻多人的，打電話問朋友肥灰，死啦，係咪應該出去呢？

肥灰剛回到南區家中，講曬粗口：「由沙田返到嚟兩粒半鐘！我已經避開紅隧，行大老山，點知未出隧道就塞！行東區隧，係隧道入面塞！上東廊，又塞！啲察佬Block L曬啲路。Diu咁你話我係咪唔走唔得？」

談一點64的主觀感受

不是每年去64集會，平均三年一次。自己不太能承受人多擠逼，以及殤痛累累的現場，還要逼人逼地鐵，凌晨才能休息。

我不會跟你說酒肉穿腸過之類的廢話。64集會是象徵意義高於實際的標誌性公民運動。難道真叫幾句口號會平反倒台？大概只有當權者會這麼認為。然而，一日集會還在，香港自由繁榮的假面具仍會維持。

既是面具，總有一天會撕破臉。只是撕破臉的時間點比我們想像中提早二十年而已。

前輩是中學中文老師，中學開始從不缺席集會。在他身邊，每次都感受到他的虔誠與執著。不是言語的，一種無形的力量。有時我覺得很奇怪，事件發生之時，他讀幼稚園，理應沒有記憶，何來的信念與堅持？

政治，大部份朋友的想法

移民潮再次出現，政治佔了主要因素。大家「忽然」發現政治可以影響的範圍居然這麼廣泛。

隧道塞車，與政治有關；晚餐吃飯人數，與政治有關；街燈疫苗，與政治有關。香港人的理智上知道政治的影響範圍可以很廣，卻甚少覺得自己可以或應該左右政治決定。我們大多數人對政治和TVB娛樂圈，會埋怨不公平，卻不怎麼會試圖轉變生活狀況，繼續慣性收視。

64大塞車前一天，肥灰還在說：「我留在香港做個有錢人，不理政治咪得囉！」這是氣話，恰恰道出許多香港人的心聲。

在香港，錢幾乎可以完成所有交易，有錢有將來。舉醫療為例，聽說加拿大沒有私立醫院，只有公立，無論富人窮人接受醫療的機會均等。然而，在香港人的角度，機會均等，等同「有錢都無得睇醫生」。

香港的公平是，有錢看養和，沒錢等政府。人人都有機會接受治療。

香港的生活其實是拿著生命交換錢，有錢可以過上優質生活，沒錢便只能淪落。因為我們收入高，所得高，過去近40年的協約方式是，我們和政府，河水不犯井水。

生活協約

2017年一個舞台劇製作講座，請來了韓國某位導演。他形容他們的劇團擁有自己的劇場，公演前可以無限量嘗試。主持問香港和韓國的差異你覺得在哪裡？

民主。

我認為民主是大家共同協約的生活方式，政府是執行機關。擁有執行權力的機構由人民選出，短期內看似沒甚麼特別，長遠下來很明確地發現，他是否能代表當代人的思想。

台灣我比較熟悉。台灣的小確幸生活和文藝生態，是人們生活方式的呈現。如果他們還活在威權主義底下，這份人們的渴望很可能被政府管束、不允許、封禁捉殺⋯⋯

看看躺平就知道了。這邊一躺平，那邊可能就會有人捉你去勞改，永遠躺下來。

香港的狀況是我們把生活管治權，無條件地交給一個沒有足夠民意授權的群體，而委任這個群體的是國家級的管理人員，國家級的管理人員不知道香港人怎麼生活。

短期內由上而下能達到高效管理，很快看到成果，因為好多事情都不讓你做，集中全民力量朝著一個方向。70–00年代的香港就是如此，一心向錢看。

長遠下來，社會卻因為這樣不行、那樣不行，失去了彈性和動力。未必是管治者直接引導，可能是前期印象導致，香港只要一直賺錢就可以了，不必思考其他面向。

結果如何？不講了。

香港還有多少時間

數年前遊吳哥窰，導遊多拉載著我從女皇宮出來，半路給警崗截停。警察先是抄下多拉車牌和身份證，讓他站在一邊，呆等十數分鐘。之後讓多拉在一本簿上簽字，交低錢，趕他走。

我當時心裡充滿怒火，認為多拉不應該付款，不能縱容警察貪污。那筆過路費恐怕抵得上他一天酬勞。平平白白就交出去。當然沒有說出口，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搞不好是文化一部份。只不過最近兩年的情況，以疫情為藉口，這個城巿變相戒嚴，過路費可能很快重臨。

3年。希望我猜錯，我們的經濟榮景只剩下3年，5年後，2025年就會上不了FB，用不了whatsapp。

2021年，我們面對電話卡實名制，圖書館下架敏感書籍。我的認知範圍，圖書館下架其實還好，畢竟這本書不是消失。在圖書館內，仍有庫存，只是不外借。巿面上仍然有售，大家還可以去書局買，加印或進口仍然可以。

暫時不會禁售，這代表著「自由港」存續與否。一旦商業巿場出現禁售品，接下來就很麻煩了！香港從來是貨物自由流通，不單是出版物，還有其他生活必需品、科技產品等等等等。

不過我也說不準，清初長年海禁，誰知道會不會突然說，自由貿易威脅國家安全？

政治動蕩，大家都說，死啦死啦，無前途無希望，活不下去啦！

呃⋯⋯嬌生寵養。

我們不會活不下去。澳門可以，大陸十幾億人都可以。但你願不願意成為一個順民？又或者，接下來有沒有方式維持信念，堅持生活方式？

大中華主義與大香港主義

「遲早會變成內地城巿，早一點適應比較好。」兩年前水蜜桃這句話至今難忘。

學術界有一種說法：大中華主義和大香港主義。水蜜桃這句話是大中華主義的代表，認為大陸終有一天會回到漢唐盛世，整個朝貢貿易圈重新以中華為核心發展。大香港主義則是，認為大陸會由香港為榜樣，逐步建立現代化社會，與西方世界看齊。泛民與建制分別代表兩種思想。

香港是最西方的東方城巿，也是最東方的西方城巿。

香港人很容易在兩者之間搖擺，無論立場和生活方式，無論平民或高官。我們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打工仔，老闆指命必達。

過去數十年很多人試圖尋求出路和解答，張翠容、沈旭輝等人，寫過大量文章，拍過旅遊節目，試圖借用國際案例，替香港量身打造一套續存方案。儘管今時今日大家對他們頗有微言，不過他們確實打開了我的國際視野。

只不過一個浪打過來，全部功夫看似白廢了。

個人來講，香港維持西方格式，抑或中國城巿，不是絕對。我信奉無政府主義，信奉民間力量與政府盡量分離。只要人們堅守著自己的生活方式，總能夠看到明天。

鈍感生活

香港人向來對生活方式不甚注重。我們很注重生活品質，開漂亮的車，吃精緻菜餚，去遠方旅行。不過對我們近處的事物不甚注視。例如最高工時，例如老人福利，例如學校教育⋯⋯

我們會講，會唸，但不會尋求改變。我們認為改變是那些人做的事，並不是我們做的事。抗爭是抗爭者和新聞從業員的事，我們只是觀眾。我們有得揀，不喜歡可以移民，那麼，目前看到的悲劇也許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吧？結果呢？

原地遊過去兩年探討社區建設的議題，如何締造民間主導的社區，牢牢地把握住生活？唯有建立一套與政府共行、無關的私生活體系，才有機會維持生活。我覺得這是未來五十年應對極權的方法。

我是非常欣賞Kids Club的行動。他們不接受你，就自己辦一個。將來的成功，不會再是制度內成功等於成功，將來是誰能夠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成功。

誠然，極權會用盡一切方式消滅和取締民間組織。然而，當我們長久的生活方式獲得認同，抵抗的力量就會出現。相信巿場機制吧！大家會走向優秀的選項，走向共善。而且，南涌的案例，Kids Club的案例，顯然已說明香港具備公民社會的成熟條件。

舒適的平面

怎樣的生活才是舒適的生活？無窮無盡的物質？無止境的旅遊？安心的退休與安老服務？重現過去紫醉金迷的繁榮盛世？作為最忠心的僕人向世界宣講？⋯⋯

坦白講沒有答案，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不過我是這麼覺得的，假如我們永遠只在組織裡面，仰望當權者慈悲為懷，這份答案終究是悲哀的。

大家視2019–2021為大時代的轉捩點、轉彎處，有時候可能只是我們身處現在，把感覺放大了。放大了也無妨，應該重視自己的感受。再來是發揮未來的想法，仔細地考慮一下我們該過怎樣的生活，如何在亂世中存活下去。

我們過去太過容易把非常流的東西歸類，並忽視世界的組成。想像日後我們都能夠共善，以自己喜歡的樂意的方式生活。這才是最牢不可破，最能夠具體地把握在手裡，據理力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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