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蘭 蘋人誌

小孩推着手柄，愉快地旋轉着標語，三支不同的四方柱子，印着三組字詞，旋轉至不同角度，能讀出不同意義的語句，「Hong Kong is China」，令人心愀着，這是一個沒法磨滅的歷史事實？抑或是香港人親手製造的一種現實？孩子不停地轉着，突然又停了下來，變成了「China isn’t Hong Kong」。玩弄文字的排列次序、製造含糊性，從而反思社會狀況和身份認同的問題，是藝術家高小蘭的拿手之作。離港12年，重回成長地，她覺得一切都變得面目全非。也許，沒有離開的人們，亦有着相同感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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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往上走，穿過窄巷、踏着濕滑的石級，喘着氣，滿身是汗，春末早已炎熱得令人透不過氣來。中午時分，前身是「六四吧」的Club 71鐵閘緊閉，小蘭說自己從前常常到這兒來，這是藝術家的聚腳地，邊喝酒邊談藝術，一街之隔燈紅酒綠肉慾橫流，這邊廂卻燈火暗淡人聲雜沓。我們徘徊了一陣子，然後負責人回來了，把鐵閘拉開，小蘭說有兩件作品在酒吧內，踏進昏暗的室內，眼睛需要適應，瞳孔逐漸聚焦，吧枱後的兩個小牌，清晰起來，一個寫着「禁止思考 NO THINKING」，另一個就是「小心地滑CAUTION DEMOCRACY」。

看似平凡的標誌，並非為了「免責」而存在，而是提醒我們一些重要的事情。「CAUTION DEMOCRACY」不是「小心地滑」的直接翻譯，小蘭說兩種語言，代表了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地滑本應譯作「slippery」，但寫作「democracy」，明事者則能心領神會，自由與地滑相通，在於同樣一不小心，就讓人跌個遍體鱗傷，甚至萬劫不復。

談早前在藝博會Art Central展示的裝置藝術作品《New Territories Old Territories》，小蘭喜形於色，雖然只展出了幾天，但不少觀眾都有試轉字詞，從不同角度拍照，「看似簡單的幾組字：Hong Kong、is、isn’t、China，人們轉到自已喜歡的句子，就拍照留念，而且站在不同角度看，就會看到不同的句子。」她見過兩批人，都想轉到自己心目中的句子，互相怒目而視，最終各自影相離去，「這個作品就是要呈現多元，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認同。」

香港是中國，中國是香港。始於語言遊戲，終於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矛盾，作品以「新領土」與「舊領土」為題，本身已隱含着殖民與被殖的涵義。政治與藝術，有人說兩者必須分割， 亦有人認為談及政治是無可避免，小蘭從沒有這個掙扎，因為打從開始創作的第一天，她就愛在生活日常找尋靈感，例如那些中英對照的標誌牌，跟平常看見的好像沒有分別，細心觀看，才能發現當中的幽默。

對於身份認同，她毫無懸念，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說到身世，她抿嘴而笑，深呼吸了一下，從爺爺高雲覽說起。高雲覽生於清末廈門，一歲便迎來了辛亥革命，他是一個作家，寫下了小說《小城春秋》，更協助創辦新加坡《華僑日報》，小蘭形容他為「革命作家」，「那是一本熱血小說，他很熱心革命，當時參加地下黨，輾轉又去了南洋從商，甚至捐船出錢資助共產黨，當時我們家裏是比較富裕的。」

因為患了腸癌，爺爺死時只得46歲。小蘭感慨，幸或不幸，只是一線之差，「如果他沒有因病過身，到文革一定更慘了。」小蘭在廈門出生，高家在當地地位高，嫲嫲更是福建省政協委員，但父母親卻決意來港，她在六歲那年，第一次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笑說自己不喜歡香港，因為地方小，不像廈門大宅般舒適。

「父母堅決來港，是為了我和姐姐，逃離是因為中國沒有真正的自由，制度不完善，經歷過文革，真的很可怕！父親在新加坡出生，所以比較容易申請來港。」父親在廈門是少爺，來到香港只能在玩具廠搬貨，生活落差大，卻無悔舉家離開。小蘭從小就沒坐定，離開廈門學校前，竟得到了國內小孩趨之若鶩的「紅領巾」，她還把它帶到香港，面試時戴着見校長，「我小時時在廈門很頑皮，所以得到紅巾就珍而重之，在香港面試時還跟校長說會好好讀書，為國家服務。但幾個月後，紅巾就變成抹枱布了。」

從網上找尋高雲覽的相片，堅挺的中年男子有着深深的眼窩，淺笑顯出右邊臉頰的梨渦，孫女高小蘭那深邃的眼窩，如出一轍，她那桀驁不馴的性格，大概也是從爺爺的血液中遺傳下來。她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學，然後隨非牟利機構到雲南、武定去做扶貧工作，再回港讀碩士，研究從中國移民來港的性工作者。她從不愛安逸平淡的生活，後來更跑到法國、加拿大去生活和創作。

小蘭的作品不少都諷刺中國社會狀況，數年前，她曾獲邀在到北京一個大型展覽中參展，製作了印着「We are watching you. 我們在看你」的貼紙，計劃張貼於社區中，貼紙印好並已送到展場，策展人看後，卻眉頭一皺，說「絕對無可能」。在國內做藝術，小蘭沒有想過避開政治議題，對她來說，政治就是生活，她只是把政府嚴密監控的狀況，以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

雖然現居加拿大，但她依然非常關心香港，年輕時選擇到大陸工作、創作，但自我審查讓她覺得窒息，根本沒法自由創作，只好離開，「現在已沒有動力回大陸，太複雜了，買支水、坐程車都有很多掙扎、妥協，反而香港更需要我做點甚麼。」過去的12年，她沒有住在香港，但這種距離反而加強了她對香港的歸屬感，能夠遙遠地觀察這兒發生的事。

「我所認識的香港，是回歸前10年的香港，但過去10年變化愈來愈大，DQ民選議員這種事，10年前你怎能相信會發生在香港？」她強調雖然在政治上，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在文化上，香港人有一個獨特的身份，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地方，而作品上那個隨時變動的政治標語「Hong Kong is China」則不只是一種論述，小蘭認為這是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而每個人，站在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選擇。

她偏愛這種語句間的含糊性，因為含糊，所以流動。身份認同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對一個城市、國家的認知及認同，從來沒有單一標準，亦沒法強加於別人身上，她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話語權，所有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下一個定義，別人無法亦無權操控。

讓藝術以生活日常的形態表達，卻是後話。小蘭的第一個作品，卻絕對與政治相關，「六四發生時，我只是小五，家姐很激動，我知道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學運代表了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那是很高貴的情操。」她那時年紀還小，卻震撼着心靈，她跟自己說，長大後一定要更了解整件事。

於是，2006年的銅鑼灣街頭，出現了一個以黑布蒙眼的女孩，她站得筆直，手指在空氣中比劃着，靜默地，寫着「六、四」二字。對很多人來說，六四只發生在1989年，她卻搖着頭說，那是一個進行式，直至長大了，要做第一件作品時，六四立即在她腦內浮現，「創作時，首先就要自我映照，審視甚麼讓我最『肉緊』，」這是一個困擾她多年的事件，需要迫切地以藝術回應、處理。

展場中，有人望着「Hong Kong isn’t China」目瞪口呆，有些竊竊私語，不敢上前轉動。其實展前，她也有擔心，但最終亦能展出。也許是經歷了幾次被審查，作品未能展出的經驗，令小蘭沒法不擔憂，然而，這種擔憂卻反映着即使在香港，藝術家亦會有所顧慮，「或者只是我自己過慮，幸好他們支持不同立場的創作，沒有審查。」但願開放、自由的氣息，能暫且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