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家朗缺席的區徽 後發先至的愛國標準

香港人的情緒這兩天跟比特幣一樣劇烈，前一天因為張家朗奪金而狂喜，後一天便因為伍家朗無端挨批影響賽事發揮而感到憤懣不平。

就這件事，我訪問了典型內地人的想法。

「穿黑衣是不妥當的，球衣上不印上區徽是不正確的，」

我接著問，可是奧委會也沒有這樣要求選手呀。

「可能奧委會也沒想到有人真會這樣穿，你看其他選手，哪有人運動衣沒有國徽的。」

他退一步，說這樣可能在規矩上不算違規，但沒有禮貌，「正常人都會覺得應該有區徽，覺得這樣不合適。」

在伍家朗事件發生之前，我從來沒聞說過任何關於「運動衣應該有區徽」這個愛國標準，然而這個標準在事件發生後詭異地以「本來就應該」的姿態出現了，隨著這個「應該」的後發先至，討論的焦點亦隨之轉移到「運動衣沒有區徽的責任誰屬」，然後一個勁批判羽毛球總會、民政事務局以至其他政府部門。

緊接著這個討論，內地人視點又出現了接下來的對白，大意就是：

「這個事情球隊固然有責任，但球員自己也有責任，他可以提早申請，或者跟其他人借球衣，這麼多準備時間，他不可能完全沒時間弄一件有區徽的衣服吧！」

乍聽一看幾乎挑不出什麼很大的毛病，畢竟通常在討論一件事的責任，沒有一個個體是可以完全免責的，各大五十大板總能蒙對。但若果仔細想想這個邏輯，便會發現自己被拖進了一個滿是陷阱的死胡同：當內地人提出「球員也有責任」的說法，其語境邏輯成立的前提，是伍家朗在比賽前就已經確立了「運動衣應該有區徽」才是「合適」「禮貌」的想法，而這個隱形的共識，從來不曾宣告，也不曾明示，只能靠自己的解讀。這就像你作為一個插班生剛轉到一所新學校，頭幾天跟其他人聊天的時候，都透過察微觀色，探索這幫新朋友的笑點和愛好，嘗試讀懂那些不成文的「約定俗成」。

「禮貌」、「應該」、「不合適」，三個涵義非常寬廣的詞語。如果把這三個詞語放在內地人充滿國家情懷的語境之中，某程度很難說他們是錯誤的，畢竟一個區徽之於運動衣，就是那麼情懷主導的事物。但讓我渾身打了哆嗦的，是當我細思這「禮貌」和「應該」，到底是在何時，並且如何悄悄地構建了「不合適」的集體意志。

如果運動衣上沒有區徽是不應該，不禮貌，不合適，那麼明年，運動褲上沒有區徽會不會也是不應該，不禮貌，不合適？會不會以後運動員賽後接受採訪，沒有感謝祖國也會被解讀成不應該，不禮貌，不合適？會不會以後運動員接受國外品牌贊助而不使用國產球拍，也是不應該，不禮貌，不合適？我從球衣風波中看到「自我審查」的建構脈絡。

在藍絲眼中，我們撐伍家朗是因為他夠膽穿上沒區徽的黑衣；但在我們眼中，我們撐伍家朗是因為我們從起初就不認同「運動衣有區徽」是拿來量度任何事物的準則：運動衣可以有區徽、香港運動員穿上有區徽的運動衣比賽也沒問題，但如果他選擇不穿上，也同樣沒有問題。正如康德所說，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教會你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