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余光中難題”思考判斷作家的文學價值，是與人性相連？或只談文本？

感謝@展沾的整理及問題的拋出，其實從前幾天大陸對朱天文的訪談在台灣引發不小譁然，到昨天余光中的故去，這兩個人似乎都觸及了一些相似的問題，大陸和台灣的討論落差不小，於我一個簡單的文學愛好者而言，突然感到一點困惑，最直面而來的，大概也是學展其中提到的一個問題：一個作家的文學價值該如何判斷？是與人性相連？還是剝去所有的附加值，只談文本？我想藉此回答問題再談談自己並不清晰的觀點。首先有一點很難否定的是，余光中是一個經典作家，這個身份從他對大陸和台灣的影響可以窺見。如果只談余光中的詩歌，散文和翻譯本身，他的中文的確寫得優雅準確，矜持，不放縱，特別是《余光中談翻譯》一作，可以讀出他對待中文的忠誠，這是讓人肅然起敬的。也是因此，他的一些作品才可以成為白話文的典範。

但是要小心的是，影響力並不完全代表文學成就，也有人認為余光中的貢獻，更多是影響了當時的一批年輕人熱愛詩歌，並活躍於詩壇。（上文中王丹即是其中之一）昨天我有向國內一位文學評論家提問余光中的文學價值，他認為余光中乃台灣的“汪國真”而已。雖然此論我不敢苟同。但同時他提到“語文書效應”，中學語文課本的洗腦會放大世人的崇拜度，這點我認同。

《鄉愁》之所以成為一代人對詩歌的共同記憶，除了“鄉愁”本身即是中國詩歌裡很重要的一個傳統題材之外（可以參考廖偉棠文章開頭對此詩文本的解讀），而它更綿延不絕的張力，或許在於“鄉愁”是可以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立場的人群中產生不同理解，衍生變化，抵達多向邊界的。從非文學與地理解讀“鄉愁”之惑，龍應台說余光中“最後在自己擁抱的泥土上變成異鄉人”，廖偉棠有一句“這不是鄉愁，而是關於鄉愁的焦慮，關於一個漸漸失去思鄉合法性的人”。余光中所指的“鄉愁”到底是什麼？夏志清早就對此這樣說：“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並不是台灣，也不是大陸，而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中國。”

說回學展提出的“如何評價文學作品（及創作者）的高低呢？”，問題裡的括號應打開比較好，這根本是兩個問題。對作品的文學價值做判斷，我始終認為還是基於文字功力和藝術想像，好的文學作品一定是和偉大的文學傳統之間發生聯繫的，即便是反叛傳統的人，都能在傳統脈絡裡找到位置，不會是一股無源之水，在文體上要有充分的自覺性，比如周作人。余光中的文字功力就是他的作品無庸置疑的文學價值。

那麼對於創作者本身怎麼做高低的評價呢？首先，創作者首先要是一個好的匠人，然後才是作家。從匠人到作家的轉變，除了不可描述且被神秘化的“天賦”之外，我想大概更多的是基於心態上的轉變。如果一個匠人只想著把好的房子造出來，贏得主顧的滿意，他將止步於匠人身份。但是某一天，他領悟到房子和生活的聯繫，與世界的聯繫，他可能又升一級了。因此在作家之中，能把握住美並且恰如其分施展天賦技藝的，才有資格做文豪。

對於一個類似余光中的創作者，是否有辦法只看文本本身？這樣的作家其實在近代中國很多，從“作家”的身分言及，我仍然認為文本本身的價值是最高的，就像我們現在看汪精衛的詩歌，也不會因為他汪偽政權的立場而貶損他的文學價值。胡蘭成也一樣。可是我也有一個疑問，就是大家對有人性複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斷，更多仍然是聚焦在文學本身，對歷史相對遠一點的患有“余光中難題”的作家，似乎也在歷史碎片被逐步拼湊的過程中，施予了更多理解。對待陷於大是大非問題上的郭沫若和趙樹理，就比較容易一概而論了。微觀歷史和現象學歷史學好像正在做這樣的個體史研究。

我這裡又有另一個問題，除去歷史和政治，當我們談論一首詩歌或者一部作品的文學成就時，常常會把一個作家的“文學天才”納入對其的評判範圍之內。這些不可描述的“天才”與人性的感知力應該有關，也就是說人性會不自覺投射在文本之上，那人性與作品是不是緊密不可分的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就很難僅做為平面文本被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