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建构与解构

在昨天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杨洁篪质疑了美国的普世价值论：

美国不代表国际舆论，西方也不代表国际舆论。无论是从人数来讲，还是从世界潮流来讲，西方的舆论不能被认为是国际舆论。所以我们希望美国在讲普世价值、国际舆论的时候，想想自己心里是不是踏实，因为你们不能够代表（国际），你们只能代表美国政府。

这个看法不仅在中国，在海外观众间也激起了较大反响。从YouTube上英文报道的观察来看，高赞留言大多批评美国，其中不少引用了杨洁篪对美方普世价值话语的这一观点。我上比较民族主义（comparative nationalism）课程时，来自南欧的教授曾语带诙谐地表示：“普世主义并不普世，普世主义是法国的（Universalism is not universal, it is French）”她指的是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非但不能超然于历史之外，反而正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事实上在学界，对普世价值观的此类反思并不少见，但始终难以介入政治或大众传媒领域。究其原因，在政治上，普世价值是一柄好用的外交大棒，没有自废武功的必要；在传媒领域，普世价值涉及的历史与思想背景较为繁复，也不易历史化（historize）地加以解构。因此今天我就用一个通俗的例子，为大家展示普世价值如何被建构，并进而延伸为一种话语霸权。

这个例子就是美国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麦当劳。不过我要谈的并不是麦当劳背后的快餐文化或美国符号，而是一个颇为接中国地气的问题：

麦当劳吃完饭后顾客应不应该自己收拾餐盘？

这个问题颇具中国特色，因为美国麦当劳默认餐盘由顾客自理，而中国则默认由服务员打理。两种习惯隔着太平洋倒也相安无事，但对于留学生而言，无疑是个不大不小的culture shock。随着中国留学生数量激增，关于该不该收盘子的困惑逐年累增。大概两三年前，社交媒体三天两头能看到网友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辩。正方一般诉诸道德，认为收盘子是个人素养的体现，力所能及地为店家减少负担，应该鼓励；反方一般诉诸功效，认为收盘子是服务员社会分工的一部分，顾客收拾不干净的话服务员重新整理更麻烦。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时，反方甚至会说出“盘子我收了还要服务员干嘛”——这显然过于傲慢，败坏了不少路人缘。

其实双方诉诸道德或功效，都只看到这个问题的一面。就像普世主义建构于历史，却最终抽象为一种价值，收不收盘子，也是一个由社会功效出发，却最终附着上价值判断的习俗。不认识到这一点，便无法解释中美收盘子行为背后的伦理差异。具体来说，美国的麦当劳固然默认顾客收盘子，但也有许多餐厅默认顾客不收盘子，这是“收盘道德论”所无法解释的，其实质在于小费而非道德。麦当劳、星巴克等默认不收小费的餐馆，收拾餐盘是顾客的义务，反之则由服务生代劳。换句话说，在美国的小费文化下，顾客是否自理餐盘，只取决于这一部分劳动成本有没有被小费所覆盖。这一行业判断其实无关道德，但行规一旦确立，在默认自理的麦当劳中拒绝打理餐盘便成为一种缺乏教养的行为。然而中国并无小费文化，服务生“小费收入”这部分也由雇主支出，并转嫁到食品单价之中，中国麦当劳相当于“支付小费”的麦当劳。因此即便用同样的逻辑，中国麦当劳也无需自理，因为服务生的工资已经包含了这部分费用。换言之，“我都收了盘子要服务员干嘛”这句话不无道理，只是措辞过于刺耳很难让人产生共情。

如上所述，中美麦当劳收盘子的态度看似相反，其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小费文化”这一先决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换言之，收盘子的差异本质上是小费文化的差异。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很多人把收盘子视为一种关乎素养的道德问题，并呼吁中国向美国学习；但视小费为先进，呼吁中国向美国学习的却很少（当然也有），尽管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同构的。这种矛盾的态度源于静止地看待问题：他们或许认为，收盘子既然在美国环境中是一种义务而在中国不是义务，那两者必然一对一错。却未曾想过，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原理是相通的，只是先决条件不同。另一方面，引入小费文化时，难免想到自己要支出更多费用，于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实际上在一个成熟的小费文化圈，服务生部分工资由消费者直接支付，雇主成本降低，间接体现在食品价格上，最后消费者总支出未必显著增加）

现在让我们放下收盘子的应然问题，思考价值如何在无关道德的功利行为中逐渐形成，并进而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如果我们把鼓吹中国引入顾客理盘子的观点抽象来看，可以概括如下：

      ①美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小费文化）

      ②麦当劳的快餐属性导致了它天然排斥小费（不提供通常侍者的服务）

      ③由以上两条，基于成本分摊（无关道德），导致美国麦当劳自理餐盘

      ④在确立了第三条的美国社会中，不理餐盘是不道德的

      ⑤我们应该以道德的名义把自理餐盘制度引入中国

关于这个推理过程中的漏洞上文已反复讨论，无需赘言。我想强调的是，这整个思路正是美国推销普世价值的完整流程。就像Universalism is French所暗示的，普世价值也并不普世，而是由美国所定义的一套准则。我们倒也无需把美式价值视为邪恶或虚构的存在，它可以是一种自恰的价值，不过就像收盘子价值一样，成长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其初衷或许是颇为实用而功利的（类似于③），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为一种价值（类似于④）。然而吊诡的地方在于，这种特定土壤下的价值一旦形成，政客们却竭力隐去其文化背景，而强调“普世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普世价值”这个词虽然被美国定义，却省略了“美国”这个限制性定语，这就是其霸权的体现，杨洁篪的话正点出“美国”这个前置定语。

普世价值之所以势不可挡，除了美国在硬实力与软实力方面的强势外，还有一重隐性的话语权力因素。乔姆斯基曾在《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中预言了如今总统竞选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政客往往采用颇为模糊但无比正确的口号为自己塑造一条难以质疑的护城河。例如川普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试问任何一个美国人，无论政党、种族、性别，要如何反对“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人的立场上MAGA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命题。他们固然可以反对川普，但经由电视广告、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轰炸，川普很大程度上已经与“让美国伟大”相捆绑，因此质疑者很容易被川粉扣上美奸的帽子。而隐藏前缀“美国”的“普世价值”，其威力也正在于此。不论人权的定义是什么，一个人要如何反对人类拥有人权？这些概念本身就预设了不容挑战的道德权威。唯一的破除之法便是找回隐藏的定语，把所谓的普世价值还原为其定义者的个体价值。反驳美式价值比反对价值要容易地多，这不仅是辩论策略，也是解构普世价值的第一步。

Universalism is not universal，这句话还比较客气。推到极端来说，普世主义乃至普世价值不仅并不普世，其实质乃是一种思维专制。这个逻辑并不复杂，普世的价值如果有，那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早就得到了普世的认同，而早就得到普世认同的观念，其实没有被特别概念化加以宣导的必要，至少不会引起那些按分钟计费的律师与政客的兴趣。美国主导的普世价值之所以有作为概念而存在的必要，恰恰是因为在美国立场上，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并不满足这一价值的地区。既然有这些地区的存在，要如何合理化“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把不符合的地区非文明化，把不符合的人群非人化。因此凡是与“普世价值”相悖的地区，要么被贴上文化愚昧落后的标签、要么被指责统治者残暴镇压，不足以代表民众的心声。换言之，“普世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的价值，仅在于为消灭异见者（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话语。

政治话语中的普世价值不是一种客观价值的描述，而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过程。描述一种本已普世的价值并无意义（至少没有政治动员的意义），但把特定价值塑造为“普世”并借以异化其他价值，则显然有巨大的政治效益。讽刺的是，倘若世界上的其他声音最终接受这种价值的规训，这世界还真的能“普世”起来，但那毋宁称作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独裁。

这就是（美国）普世价值如何得以建构的分析。解构只是建构的逆过程，如果认同建构过程的分析，那么如何解构已自动在脑中形成。简单概括就是，要把“价值”从天堂拖下凡尘，历史化地加以考察，认识到价值只是特定背景下习俗的一种提炼，不同背景下相异的两种价值在逻辑层面完全可以相容（如中美麦当劳理盘子的差异），认为二者势不两立反而是一种反历史的思维专制。而执行这种专制最有利的武器莫过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虽然隐去了美国的前缀，但也绝不容其他国家染指，只是抹除价值差异、消除“杂音”的一种武器。

如果说中国古代有什么披着“普世”外衣的叙述，那大概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它曾被无数仕子传颂，但这种“普世”话语显然不是我们如今所拥抱的价值。当然，人们或许会说，这是因为它带有封建皇权的专制思想糟粕，并非真正可贵的普世价值；我倒觉得，它恰好揭示了“普世价值”这一思维的通病，其本质正是一种“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强权。相比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传统皇权，我们这个时代的“王”更加可怖。人们不再谈论王臣、王土，只皈依所谓“普世价值”。殊不知这个时代的王并非某位个人，而是一种思维模式，它正躲在普世价值的背后，无时无刻地规训着人们的认知——甚至不放过一盘麦当劳的残羹冷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