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大讨论 | 为什么是我，我凭什么发起一场人性大讨论？

在上一篇文章《是时候了，为什么说我们亟需一场人性大讨论？》中，我阐明了为什么我们亟需一场人性大讨论的理由，其大体上来说分为三个方面：

一、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当前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或叫“总危机”也即是人类文明的系统性危机之中：人人内卷（困在“资本、权力与科技的系统”里），各吃一套（自我主义），普遍空虚（虚无主义）。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内卷”的下一个阶段必定是“内爆”（恶性通胀与人类内战）——熵增最大化，假如人类尤其是那些统治精英不采取积极的回应而“顺其自然”的话。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身处一种新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了，或者说，人类迄今在底层结构上其实并没有走出“中世纪式”的也即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如今依然在蔓延的病毒大流行与系统性恐怖，不仅没有“叫醒”反而使人们陷入了恐惧、孤绝与疯狂之中，借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一言以蔽之：“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二、人类所有的危机都是认识的危机，但严格来说，其实是“认识的认识”也即哲学的危机。这场大危机的总根源即是近现代以来的现代性哲学范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一言以蔽之为“科学主义”——陷入了平庸的自指性回路（self-referential loop），形同自我吞噬的咬尾蛇，也就是说，人类在实践中的自我意识与哲学认知陷入了经验-理论之间的相互指涉、相互强化与相互锁定之中。以例子来说，基于经验主义与描述性话语的霍布斯式“战争状态”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当成为了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论原型、心理预设与人生态度之后，便会反过来进一步塑造、强化与再生产这样的“现实”，这看上去貌似是“理论”（偏见）的自我确证（self-confirmation）与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经验”（现实）与“理论”（理想）之间本有的Gap与张力在这样的伪理论（fake theory）形式中被消除而变得互锁、均衡与同一，恶性循环直至气数耗尽。事实上，真正的理论必须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它来源于理论主体（人）对于经验结构的二阶抽象（直觉-规范性概念）而不是现象归纳（感觉-描述性术语）。

三、进一步来说，人类的哲学危机，归根结底是关于自身（human being）的哲学危机，也就是既有的“人性论”的范式危机，其中包括“人”的现实性（经验）与可能性（理想）以及不可能性（边界约束）的认识与范式等。种种迹象都足以表明，我们正处于人类文明也即“人性论”的范式转移时刻（the moment of paradigm shift），我们必须探索并建立关于人性本身（human being）的“另一种可能的哲学范式”，它除了必须克服认识论上的困境，还必须克服伦理学上的困境，也就是“道德已死”（自我中心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或“战狼主义”的困境，同时，还必须超越个人主观主义而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与说服力，也就是必须经受作为系统性方法的科学（假设、推理、检验与反驳）之质疑与检验，但拒绝作为“宗教的新变体”的科学主义裁判所的“裁判”。这需要有人（理论主体）提出新的人性论“假设”，并经过“大讨论”而达成一种可被广泛认同与合理接受的“公设”，进而以此为地基建立起一座人类文明的新大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亟需一场“人性大讨论”的根本理由。

但问题来了，这一场人性大讨论的发起人，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

目前，我自己定位并自我认同的公共角色是一位独立的转型研究者，但是，探究中国的转型、人类的命运与人性的“黑箱”这样的“大问题”，并不是我的初心，我也没这野心，本来，我只是如很多人一样，关心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福祉与发展这样的“小问题”，即便我同样和很多人一样心中也曾有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情怀，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它终将会在社会的折叠、人心的碾压与时代的“内卷”中不可避免地“被雨打风吹去”。但是，二十年前的一场意外，成了我的人生拐点，改变了我的一切。

从此，一种“向死而生”的死亡意识无时无刻不在逆向逼迫着我反复思索：我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由此，我也锤炼出了一种总是在整个一生尺度上来怀疑、衡量与重估一切价值的眼光，至少，在最低限度上来说，我不想稀里糊涂地活着，而是要“活个明白”，而且，我也无法忍受那种自己可以“一眼望穿”的自我重复的生活，于是，“绝不能只是活成一个统计数字”成了我人生的最低纲领，而独特性与创造力成了我所认定的体验人生的先决条件与安顿人生的“意义之锚”。

但很快，问题也就来了，这样的信念与决定让我在日常生活中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可以叫作“结构性”也可以叫作“悖论性”的集体困境，周围的人基本上都信奉“适应社会”与“顺势而为”而不是鼓励“个性、创造与爱”，“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枪打出头鸟儿”，“好死不如赖活着”，“爱情不能当饭吃”，而人们自我合理化的借口可以总结为“从来都如此，别人都这样”，但是，这却有违我的直觉与天性，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想“适应”而是想“回应”，想“改变”——也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一个“应许之地”，这当然不是“头脑发热”和“三分钟的热度”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与泯灭个性甚至是人性相比，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其实都是很划算的（rational）。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社会的“改变”也就是“转型”是可能的吗？如何可能？于是，我便开始思考并致力于探求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性”及其来龙去脉与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转型升级到我心向往之的“鼓励个性（尊严）、创造与爱”的社会状态，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中国梦”——“发展”的方向不应只是经济增长（GDP）而更应该是生命的自由度（阿玛蒂亚森：“面向自由的发展”）与人性的绽放，“富强”的衡量也不应止于经济上而更应该在于生活的丰富性与创新指数上，即便我自己未必能享受它，我也有责任为子孙能生活在那样的社会水平而付出自己的努力。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还是这么想的，将来也会是如此，这是我终生不渝的信念与尊严所在。

所以说，我从来也不认为这样的“转型”就是转向所谓的“全盘西化”或“美国模式”，事实上，既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仿效，也没有现成的“条件”可以搬运，身处这样的时代困境与转型契机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深刻地认识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的脉络与特质并在“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真正做到“中西合璧”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因此，我从一开始便跳出了“古今中西之辩”与“体用之争”的窠臼而遵循了我自己总结的“以人为本，即体即用”的方法论原则，然后，我便以“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作为历史认识论的假设，以“同情之理解”与“换位思考”作为历史心理学方法，从当下的时代境遇回游进了“历史的长河”，设身处地，古今对照，从而发现了“汤武革命悖论”与儒家的“家天下”政治的“亲亲-贤贤不两立”/“激励不相容”以及“人人都有一个皇帝梦”的囚徒困境，其文化后果就是我们“中国人”（国民性）自晚清以来一直在遭遇的“转型悖论”与“主体性悖论”，于是，我不得不又从我们自身的悖境转向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理念。

后来，我又发现，我们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的问题，或者说，世界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与世界基本上具有了某种“同构性”：与其说中国越来越“西方化”，倒不如说，西方也越来越“中国化”，也就是“世俗化”、“优绩化”（新型“科举制”）与“投机化”。事实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没有人不“困在系统里”，“被绑在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procrustean bed）上”，而不得不“克己复利”与“自我剥削”，功利主义（计算化）-效率至上（KPI化）-自我优越（优绩化）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成了21世纪的“新礼教”，人类集体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沼泽地”，环球同此“系统”，同睡一张“大床”。那么，问题就又变成了：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俗世界里，如何重建“公共性”与“共同体”呢？以何为基？以谁为尊？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硬的问题”（hardest problem）之一了。但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半途而废，只能是迎难而上，单兵掘进，再说了，不啃“硬骨头”，怎么可能到体验到人生的“高峰体验”呢？不如此，怎么可能“给活着一个理由，给死亡一个交代”呢？正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十年如一日的连续性思考中，我终于得以窥见公共性与共同体之基——其实说来也简单，那就是大写的“爱”（Love）以及以爱情原则组建的“新生家庭”。正是爱情和婚姻关系使得人类存在的非血缘性结合（乱伦禁忌）成为了可能，这正好可以克服当前的唯我论缺乏“他者维度”或者说“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问题，而亲子关系则使得人类存续的代际传承成为可能，而这正好可以克服当前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缺乏“未来维度”与“长远关切”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好而健康的爱情关系是最为异质性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异性双人舞”，这必须以双方彼此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为必要条件，以爱情原则组建的新生家庭也可以视为“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巴迪欧），而美好而健康的亲子关系与子女的卓越成长又以父母之间的美好的爱情与亲密关系为必要条件，美好爱情与婚姻的最大几率显然又以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正义社会为必要条件。由此来看，我们每个人所关切的自身、家人与朋友的爱与福祉这样的“小问题”，其实是与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正义这样的“大问题”是分不开的，是一个“看似两面，实则一面”的莫比乌斯环，一个辩证互补的“阴阳鱼”，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即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实际上，从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生生不息”与“因缘和合”观念，我们便可获得超越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与唯我论的人类文明困境的新视角：“家庭”（父亲-母亲-子女的三位一体）而不是“个人”，实际上才是人类文明之不可再分的最基本单位——这也是“个体”（Individual）概念的本来含义。反过来说，我们也就可以通过重新注入现代之“爱”（love）的理念与情感，从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生生不息，因缘和合”的思想框架，其中的“平天下”概念，即空间秩序中的“公平”精神（全球正义与生态和谐，如墨子所说的“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与时间秩序中的“永久和平”精神（为万世开太平，生生不息），而这完全可以作为理解当今人类危机的分析框架与人类文明之世俗化再造的建构范式，例如，通过这个框架之透镜，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洞见”（insight）：当今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即是以“个人-企业-（金融）资本”为意识形态的全球资本主义力量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为情感结构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其具体表现即是2020年美国大选中拜登与川普的“终极之战”。

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在自己的文化上没自信，但也不应该因此就“自信”了，毕竟，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文明贡献，与我们“这一届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人会否认，凡是真正意义上自尊、自信与自胜的强者，从来建立在“我爸”或“祖上”阔过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认识到自身之不足并发愤图强、自我超越之上的，也就是俗话说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否则，人类怎么可能“生生不息”、“一代更比一代强”呢？而与生俱来的“爱欲”（Eros）与作为其结晶的“爱”（love）的能力，正是每个人自我超越的不竭动力与源泉。

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欲（Eros）可以成长、分化与结晶为五种爱：亲人之爱（forge）、自爱（self-love）、朋友之爱（philia）、爱情之爱（love）和大爱（agape），其中，爱情之爱自然是处于枢纽位置，但这五种爱是一个相生、互济和循环的整体，缺失了其它任何一个环节，爱情的质量其实是会受损的。众所周知，真正的爱情是人间最亲密因而也是最脆弱的关系，是人间最具异质性因而也最有张力的关系，是人间最微妙因而也最需要创造性的关系，是人间最美好因而也是最高贵的关系，权力逼不出，金钱买不到，暴力抢不来，除非让它在“自由”与“平等”的正义土壤里野蛮生长。反过来说，哪里缺少了“自由”与“平等”，哪里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情，“人”的异化与毒化必然会导致爱情的异化与毒化。在一个僭主垄断一切的不正义政体中，即便是僭主（皇上）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佳丽三千人”，充其量也只能拥有次等的“性”与“宠”而不可能体验到真正高品质的爱情。

任何人只要是体验过真爱，哪怕时光很短暂，那也必定刻骨铭心，也将终生难忘，而在遇见真爱之前的所有遭遇与苦难便是“值得的”因而有了意义。凡是未曾经历真爱的人生，真的不能叫“好好活过”了，而“没有好好活过的人往往是最怕死的”，假如真的有天堂和永恒的话，真爱一定是通往天堂和永恒的“窄门”或“奇点”。的确，“爱情不能当饭吃”，但人在爱恋中却是“吃嘛嘛儿香，身体倍儿棒”的，真爱才是人生最好的“大保健”，例如，哈佛大学一项持续76年的经验研究表明：遇见真爱会大大提高人生繁盛的几率。

对此，我们可以进行的一种理论解释是：从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层次来说，真爱是人之存在（human being）的“认同中的认同”或者说“元认同”（meta-identification），也是人之为人的“利益中的利益”或者说“元利益”（meta-interest），我爱（eros）故我在（存在论），而不是“我思故我在”（证明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可以浓缩为三个字——“我爱你”（I love you），爱恋（loving）中的“我”（I）正是通过“你”（You）而认识并抵达了“我自己”（myself），因此，“我”和“你”也都负有责任“成为爱的主体”，从而能够承担彼此对话性与对称性的回应与承诺，这是交互主体性的“双人舞”，也是各自自玄主体性的“通天塔”，而为了保证如此美妙的爱情的纯粹性、真挚性与主体性，作为再生产“自由”与“平等”的基本正义结构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对于美好而高贵的爱情的深层动机，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如今陷入了个人主义唯我论的芸芸众生追求自我超越与正义秩序的激励之源。

但是，问题并未到此就得到真正的解决。事实上，“爱情”本身并不是答案，而依然还是问题，否则，那就犯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般的鸡汤主义错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类即便是到了2021年的今天，真爱在现实中依然是罕见的，极难遇而不可求，只是“例外状态”而不是“日常状态”，是文学与电影作品中的浪漫叙事，而不是现实世界里的“庸常之事”，而且，更要命的是，爱情的“超我性”、“非功利”与“反效率”特质与当今这个陷入了功利主义、效率至上和唯我论的世界依然是不相容的。人们早已习惯于将“婚姻”与“爱情”分开，如同习惯于将“现实”与“理想”分开，前者是“眼前的苟且”，后者是梦里的“诗与远方”，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习惯就好”。但代价是，我们这个“过于现实”的世界系统性地排除了关于“真爱”的经验、知识与意志，也即统称的“智慧”。人们内心渴望爱情却又缺乏爱的主体能力，尽不到爱的主体责任，手里的丘比特之箭老是“射不准”（基督教中“sin”/“罪”概念的词源含义），后果就是，人间必然到处都是“错配”或“倒错”的伪爱（fake love）与婚姻，人们自然也就会大规模地体验到与高频率地看到诸如“出轨”、“家暴”、“情杀”与“离婚”之类的太多负面或悲剧案例。

人们在这样的自身经验与耳闻目睹之中往往就会陷入“归纳性悲观”，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不相信爱情”的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人间不值得”，那么，这样的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不相信爱情”的人会越来越多，“相信爱情”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最终会滑向一种“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此时“不相信爱情”便会成为游戏规则，谁要是单方面不遵循游戏规则而“相信爱情”，谁就会成为那个最受伤的人，同时可能还会受到那些“不相信爱情”的人的冷嘲热讽，雪上加霜，伤痕累累。但问题是，爱情只会发生于相信爱情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于把爱情还原为财产、性欲或荷尔蒙的人之间，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如今都在遭遇的“爱情悖论”，这样的人间已经没有足以让爱欲的种子（seed of eros）茁壮地长成爱情之树（tree of love）的土壤，用徐志摩的一句诗来说即是“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要想破解爱情悖论与囚徒困境，我们就必须为现实中错配的关系与错乱的“舞步”重新进行“配置”（如何必要）与“编曲”，这种“自我”与“他者”、“我”与“你”的关系之重新反思与究问，最终同样会引出“自我意识”的普遍结构问题，也就是重新反思我们的“人性”（human nature）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关于人性本身与正义之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的理论体系以及如何把“人”从“人对人的殖民结构”中拯救出来的问题，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性观念，便会有什么样的对待方式，也就会建立起什么样的人间关系，这在爱情关系中是如此，在亲子关系中是如此，在政治关系中更是如此。除非如此，我们便不能实现“人人都能成为爱的主体”的承诺，让这个世界充满爱、正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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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时候了，为什么说我们亟需一场人性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