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8章第Ⅰ節：街頭的力量

第三部 革命中的俄國（1917.2-1918.3）

第8章 光輝的二月

Ⅰ 街頭的力量

一切都是從麵包開始的。幾個星期以來，彼得格勒的麵包店一直缺貨，特別是在工人居住區，排起了長長的麵包隊伍。問題不在於供應短缺。據該市市長巴爾克表示，當最初的麵包騷亂演變成一場革命時，倉庫裡還有足夠的麵粉供民眾至少食用一個星期。確實，商店裡空空如也。這是戰爭第三個冬天的歲杪，人們普遍感到緊缺。麵包店不再烘焙小圓麵包、餡餅、蛋糕和餅乾。“商店裡的貨物和供應種類不再那麼齊全。”2月13日，一位英國人寫信回家說，“由於缺少糖，餐館不再製作大的精美糕點。”此外，這是俄國過去幾年來最寒冷的冬天。在彼得格勒，2月份的平均氣溫低於零下15度。“這裡和拉普蘭一樣冷，”4日，高爾基寫信給葉卡捷琳娜說。來自北極的寒流和暴風雪使鐵路幾乎停運。工廠關閉。成千上萬的下崗工人在街上閒逛。

正是這種情形使供應問題變成了危機。由於運輸系統崩潰，彼得格勒不能正常供應麵粉和燃料。缺少了這二者，麵包店只得被迫關門。婦女們為了一條麵包通宵達旦地排隊，直到淩晨才被告知當天沒有麵包出售。麵包供應常常中斷，自然引起了隊伍中的謠言。人們說，“投機者”和“資本家”——在戰時的仇外氣氛中，通常指的是德國和猶太商人——故意囤積庫存，抬高麵包價格。許多人指責政府（政府不是也有很多德國人嗎？），甚至受過教育的自由主義者也傾向於將短缺視為政府叛國的罪證。2月19日，彼得格勒當局宣佈，從3月1日起開始實行配給制。一時間謠諑四起，說很快就會完全沒有麵包，失業者將被餓死。在隨後的恐慌性搶購中，貨架上的東西被掃蕩一空，混戰發生，一些麵包店的窗戶被砸碎。

2月23日星期四，彼得格勒的氣溫上升到了春天般的零下5度。人們從冬眠中走出來，享受陽光，加入到尋找食物的行列中。涅瓦大街上擠滿了購物者。溫和的天氣將持續到3月3日——屆時沙皇政權將垮臺。在俄羅斯歷史上，天氣再次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2月23日是國際婦女節，這是社會主義日曆上一個重要的日子，臨近中午時分，大批婦女開始向市中心遊行，爭取平等權利。巴爾克描述這些人群是“來自社會的女性，更多的是農民婦女和女學生，與之前的示威相比，工人並不多”。照片顯示，她們沿著涅瓦大街遊行，情緒高昂。

但到了下午，氣氛陡變。那天上午，維堡區的紡織女工舉行罷工，抗議麵包短缺。她們與鄰近鋼鐵廠的工人們一起，向市中心進發，沿途吸引其他工廠的工人，有時還高呼“我要麵包”和“打倒沙皇”等口號把他們喊出來。到下午結束時，大約有10萬名工人參加了罷工。當工人們試圖穿過涅瓦河上連接維堡和市中心的利特尼大橋時，與員警發生了衝突。大多數工人被驅散回家，其中一些人在路上搶劫了商店。但有幾千人穿過冰面，向涅瓦大街行進，他們在那裡與婦女們一起高喊“我要麵包！”。市杜馬周圍的人群最為擁擠。巴爾克的哥薩克人無法驅散他們，甚至表現出不願意這麼做的樣子：他們騎馬走到婦女們面前，卻又停下來，等了一會，又退回去。後來人們發現，大多數哥薩克人都是預備役，沒有應付人群的經驗，而且他們的馬也是第一次在城市街道上騎行。出於某種疏忽，他們沒能拿到慣用的鞭子。這被證明是當局犯下的一個致命錯誤。因為哥薩克人表現得如此軟弱，使工人們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更加肆無忌憚。

翌日早晨，陽光明媚。工人們在全市各地舉行工廠會議，並在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的鼓動下，決定再次向市中心進軍。許多人用刀具、扳手、錘子和鐵片武裝自己，一方面是為了衝破夜間被調進來阻擋他們的哥薩克人和員警隊伍，另一方面是為了搶劫富裕的市中心地區庫存充足的食品商店。這次遠征給人一種饑餓的工人大軍要上戰場的感覺。“同志們，”一位工廠宣傳家呼籲道，“如果我們不能以正義的方式為自己得到一塊麵包，那麼我們就必須做一切事情：我們必須勇往直前，用武力解決我們的問題……同志們，用一切可能的東西武裝自己——螺栓、螺絲釘、石頭，然後走出工廠，開始砸開你們發現的第一家商店。”

到上午十時左右，大約有15萬名工人走上了街頭。他們來到連接工業郊區和城市行政中心的橋樑。其中一些人開始打碎窗戶，搶劫商店，推翻有軌電車和馬車。在利特尼橋上，4萬名維堡工人沖過了哥薩克人的一個小隊，而哥薩克人顯然對此毫無防備。“但沒有人告訴我會有一場革命！”一名員警看到龐大的工人大軍走過來時說。在特羅伊茨基大橋上，工人們投擲石塊和冰塊與騎警展開博鬥。巨大的人群聚集在涅瓦大街上。哥薩克騎兵無法驅散他們：他們騎馬穿過街道，來到人行道上，迫使示威者四散奔逃；但一旦他們停下來，人群就會重新聚集起來，開始接近工人大軍，向他們提供麵包，為他們呐喊助威。到了這個階段，工人的人群中已經湧入了學生、店主、銀行職員、計程車司機、孩子、衣著得體的女士和先生，他們要麼是同情者，要麼只是旁觀者。巴爾克將涅瓦大街上的人群描述為“由普通人組成”。街上彌漫著一種節日的氣氛，毫無疑問，部分是因為天氣好。一位目擊者將其比作“一個巨大的馬戲團”。當時《每日新聞》的記者亞瑟·蘭塞姆形容那天的感覺為“燥動不安的興奮，就像公共假日裡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在茲納緬斯卡亞廣場上有一個大型集會。亞歷山大三世的騎馬雕像是一座令人敬畏的、象徵專制統治的豐碑，現在被革命演說家們征服了。在洶湧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但這並不重要。人們知道他們想聽到什麼，僅僅是看到這種勇敢的言論自由行為——在這樣一座紀念碑的頂端，在員警的眾目睽睽下進行——就足以使他們心中確認：一場革命正在發生。當晚晚些時候，人群終於散去，員警發現有人在雕像基座用大寫字母刻上了“河馬”一詞，這是該雕像的流行綽號。

由於缺乏強有力的鎮壓措施，第二天，即2月25日星期六，更多的人群走上街頭，這實際上是一次總罷工。全市所有重要的工廠都停止了運營，約有20萬名工人參加示威遊行。報紙停刊。有軌電車和計程車停運。許多商店和餐館關門。各種各樣的人加入工人遊行的隊伍，向市中心進發。巴爾克認為這場運動“具有人民起義的特徵”。與前兩天相比，此次示威活動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開始出現紅旗和橫幅，口號也從“我要麵包！”轉向推翻專制制度。“打倒沙皇！”和“反對戰爭！”現在成為他們主要的訴求。

當示威者準備穿過連接郊區和市中心的橋樑時，再次與員警發生衝突。在利特尼橋上，警察局長沙爾菲耶夫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嘗試，他一頭沖進人群，試圖阻止遊行者。遊行隊伍向兩邊分開，然後合攏包圍了沙爾菲耶夫，沙爾菲耶夫揮舞四處亂打，試圖殺出一條血路。但示威者們把他從馬背上拽了下來。一個工人用一塊木頭把他打倒在地，而另一個工人拾起沙爾菲耶夫的左輪手槍，朝他的心臟開了一槍。守衛大橋的哥薩克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干預。

隨著人群佔領了市中心，這種模式——與員警的暴力衝突和爭取士兵的努力相結合——越來越成為常態。因為。員警是“他們”——令人憎恨的政權——的代理人。人們稱其為“法老”（就像今天有些人可能叫員警作“豬玀”一樣），他們毫不懷疑員警會反抗到底。【1】相比之下，士兵被視為“我們”——穿著制服的農民和工人——的希望，如果被命令對群眾使用武力，他們極有可能站在人民一邊。一旦發現情況如此——從士兵們猶豫不決地驅逐示威者，到士兵們臉上的表情，或者一個士兵向人群奇怪地眨眼睛——主動權就轉移到了人民一邊。這是革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心理時刻。

25日下午，這場神經戰的第一場象徵性戰鬥——而且人民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涅瓦大街打響。部分群眾在喀山大教堂附近被一個哥薩克中隊擋住去路而停下來。這裡離12年前，即1905年流血星期日，警戒部隊射殺類似人群的地方不遠。一個年輕女孩從示威者的隊伍中站出來，慢慢走向哥薩克人。所有人都屏氣斂息，緊張地注視著她：難道哥薩克人不會向她開槍嗎？女孩從斗篷下拿出一束紅玫瑰，向軍官遞過去。停在半空中。這束鮮花象徵著和平與革命。然後，軍官從馬背上彎下腰，微笑著接過花。每個人頓時如釋重負、欣喜若狂，人群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烏拉！”從這一刻起，人們開始談論“哥薩克同志”，這個詞最初聽起來相當彆扭。

軍官們發現越來越難讓士兵服從命令。芬蘭預備團的指揮官霍德涅夫上校對哥薩克人怨聲載道。他們“極其懶散和優柔寡斷”，“當他們在一個年輕的軍士或少尉的指揮下組成一個單獨的巡邏隊或排時”，他們“不作為的情況尤其明顯。我不止一次聽到他們說‘現在不是1905年。我們不會再用鞭子了。我們不會對自己的同胞，對人民採取行動’。”當然，仍有一些士兵準備——通常是在受到驚嚇或挑釁時，他們主動或根據下級軍官的命令——對人群採取暴力措施。一個龍騎兵排在科斯季尼德沃一排的商店附近開火，造成3人死亡，10人受傷，而在市杜馬附近，又有9名示威者被槍殺。但是，越來越多的士兵要麼拒絕服從開火的命令，要麼故意朝街上的人的頭上開槍。有些人甚至加入民眾，一起對抗員警。在茲納緬斯卡亞廣場發生的一起事件中，當騎警試圖奪取紅旗受挫，威脅要踏平遊行隊伍時，哥薩克人出面拯救了示威者。他們拔出軍刀，策馬沖進人群中，開始攻擊騎警，騎警隨後在人群投擲石頭的追擊下落荒而逃。與此同時，騎警指揮官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身上佈滿了哥薩克人的馬刀和左輪手槍的傷口。

儘管民眾的自我主張越來越強烈，但即使到了25日晚上這個節骨眼，當局還是能夠控制局勢的。正如在連夜召開的部長會議上所感覺到的那樣，重要的是避免與群眾發生正面衝突，否則只會火上澆油，並可能導致駐軍士兵發生嘩變。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或者至少是根據假設——示威者的憤怒主要集中在麵包短缺上，一旦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他們就會厭倦抗爭，重返工作崗位。這就是最近幾次麵包騷亂的結果，儘管此番叵測難料，但還沒有真正的證據表明它的結局會有何不同。這當然是首都社會主義領導人的假設。尼古拉·蘇哈諾夫，也許是這場革命最著名的回憶錄作者，他認為到目前為止，只有“‘混亂’——沒有革命”。首都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什利亞普尼科夫對這是一場革命的開始的想法嗤之以鼻。“什麼革命？”他在25日召開的一次當地党的領導人會議上問道。“給工人們一磅麵包，運動就會立馬平息。”

但是，無論有什麼機會可以遏制這些混亂，都在當天晚上被沙皇摧毀了。他在莫吉廖夫的最高統帥部得知情況後，給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羅夫將軍發了一份電報，命令他使用軍事力量“在明日之前悉行制止騷亂”。再沒有比這更能說明沙皇與現實脫節的程度了。公平地說，給尼古拉的建議從一開始就很糟糕。2月22日，在普羅托波波夫向他保證沒有任何可擔心的之後，他離開首都前往莫吉廖夫。從那時起，警方和哈巴羅夫就在給尼古拉的報告中淡化事態的嚴重性：對他們來說，不得不承認局勢可能已經超出他們控制的範圍，這是很尷尬的。因此，當沙皇向哈巴羅夫發出致命命令時，他對局勢微妙的平衡或使用武力的風險幾乎一無所知。但是，他的工作就是了解——而他的顧問們的工作是告訴他——首都發生了什麼。只有沙皇才能下達對群眾使用武力的最終命令，而一旦命令發出，他的顧問們就不能提出質疑。換句話說，如果政權倒臺是因為溝通不暢，那麼只能說它活該倒楣。

到2月26日星期天上午，彼得格勒市中心已經變成了一個軍事化營地。士兵哨卡和武裝員警守衛主要路口和戰略建築；騎警在街上巡邏；官員們通過野戰電話進行聯繫；架在冬宮廣場上的機槍指向涅瓦大街；路邊的小巷裡有軍用救護車隨時待命。上午一切都很平靜：那天是星期天，人們睡得很晚。但中午時分，大批工人再次在郊區集結，向市中心進發。當他們聚集到涅瓦大街時，員警和士兵從幾個不同的地方向他們開火。在涅瓦大街和弗拉基米爾大街的交匯處，曾在1905年鎮壓過莫斯科起義的巴普洛夫斯基團開槍打死了幾名示威者。在涅瓦大街附近的戈斯京市場，禁衛軍巴甫洛夫團的一個後備營分隊發射了一輪空包彈，然後向人群開火。人們四散躲到建築物後面和商店裡，不一會又重新出現，向軍隊投擲磚頭和冰塊。數十人受傷或死亡。最血腥的一幕發生在茲納緬斯卡亞廣場，那裡有超過50人被沃倫禁衛團一支教導隊槍殺。這是一起可怕的暴行。一名軍官無法讓其年輕且明顯緊張的士兵向示威者開槍，於是他從一名士兵手中搶過一支步槍，開始向人群瘋狂射擊。在後來“河馬”周圍堆積的屍體中，有兩名來自該團的士兵，他們站到了人民一邊。

這次流血事件——俄羅斯的第二個流血星期天——成為了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這一刻起，示威者們知道他們捲入了一場與政權的生死搏鬥。出乎意料的是，現在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他們的一些同志被殺，他們反而對自己的生命不再感到害怕。【2】至於士兵們，他們現在面臨兩種選擇，要麼履行對人民的道義責任，要麼覆行對沙皇的效忠誓言。如果他們選擇前者，將會爆發一場全面的革命。但如果他們遵守諾言，那麼這個政權也許仍然能夠苟延殘喘，就像1905-1906年那樣。

涅瓦大街槍擊案發生後，一群憤怒的示威者闖入戰神廣場附近的禁衛軍巴甫洛夫團營房，向士兵們喊話，說他們一些受訓的人員一直在向人民開槍。禁衛軍巴甫洛夫團的後備營第四連顯然被這一消息震驚了，他們決定立即趕赴涅瓦大街，以阻止屠殺。“他們在向我們的母親和姐妹們開槍！”這是他們嘩變時的口號。大約一百名士兵闖入軍營的槍械庫，拿走三十支步槍，開始向涅瓦大街行軍。幾乎很快，他們就在格裡博耶多夫運河岸邊遭遇一支騎警巡邏隊。雙方發生駁火，他們打死了一名員警，直到耗盡子彈，才決定返回軍營，把其餘的人帶出來。但是，哈巴羅夫的部隊正在那裡等著他們，待嘩變者一到達，他們就被解除武裝，關進營房。19名首要分子被逮捕並拘禁在彼得保羅要塞。他們將成為要塞的最後一批囚犯——至少在沙皇政權下是如此。

但到了目前這個階段，鎮壓已經來不及了。俄國所有的監獄都不可能容納街頭的革命者。參與茲納門斯卡亞廣場槍擊案的沃倫禁衛團教導隊，和他們在禁衛軍巴甫洛夫團的戰友一樣，晚上回到營房，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充滿了懷疑和悔恨。其中一名士兵聲稱在他們殺死的人中認出了自己的母親。所有這些十幾歲的新兵都被大屠殺所震撼，他們年輕的軍士，一位名叫謝爾蓋·基爾皮奇尼科夫的奧斯金式農民，不費吹灰之力就說服了他們自己起來抗議。“我告訴他們，”基爾皮奇尼科夫回憶道：

寧願光榮地死去，也不願再執行任何向人群開槍的命令：“我們的父親、母親、姐妹、兄弟和新娘們正在乞討麵包，”我說。“我們要殺死他們嗎？你看到今天街道上的血跡了嗎？我說，我們明天不應該把槍口對準人民。我自己拒絕去。”然後，士兵們齊聲喊道：“我們要和你一起！”

在向基爾皮尼奇科夫發誓明志後，士兵們決心反抗他們的指揮官，第二天早上，軍官再次命令他們向示威者進軍。直到此時，士兵們並不打算發動全面起義，只是對軍官命令他們向人群開槍進行大聲的辱駡抗議，拒絕服從。但是，當這位軍官發現自己面對憤怒的士兵時，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走開了——然後，更糟糕的是，他開始跑過軍營的院子。士兵們感覺到自己高高在上，擁有生殺予奪的力量，就把步槍對準他，其中一人朝他背後開了一槍。突然間，士兵們變成了起義者。他們在軍營中四處奔走，既驚慌失措，同時又充滿革命熱情，號召其他士兵加入他們的嘩變。來自沃倫禁衛團的士兵相對較少，但在鄰近的普羅布拉任斯基團、立陶宛團和第六工兵營的營房裡，願意加入的人更多。忠誠的和起義的士兵之間爆發了戰鬥。嘩變者沖進軍團的槍械庫，殺死了幾名軍官，數千名勝利的士兵湧上街頭，他們四散而去，有些向市中心挺進，有些則深入維堡區，與工人們聯合，發動莫斯科禁衛團起義。

在所有這些嘩變中，低級軍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中的大多數出身於下層社會或具有民主同情心。芬蘭軍團的中士費多爾·林德（1881-1917年）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他在二月革命的轉捩點上扮演了默默無聞但至關重要的角色。林德身材高大、金髮英俊，是一位德國化學家和一位波蘭農婦的兒子，在芬蘭灣聖彼德堡附近的小農場長大。在那裡，他的母親經營著一家小客棧，當首都的革命者想躲避員警的監視時，這家客棧很受歡迎。十幾歲的林德天生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正是通過與客棧客人的交往，他第一次參加了地下革命活動。1899年，他進入聖彼德堡大學數學系學習，並立即成為學生抗議運動的領軍人物。1905年革命期間，林德在首都與社會民主工黨人一起工作，並組織學生成立了一個“學術社團”，向工人階級進行宣傳。他被逮捕並關押在克雷斯蒂監獄，然後被迫流亡歐洲，後來在1913年慶祝羅曼諾夫三百周年紀念的大赦中獲准返回俄國。次年，他被芬蘭軍團徵募，由於作戰勇敢，很快就擢升為中士。正是這種品質使林德在“二月革命”中脫穎而出。1917年春，林德寫信給社會革命黨人伯里斯·索科洛夫，講述他是如何說服普羅布拉任斯基團的5,000名士兵加入起義的，當時他就住在塔夫利宮附近的軍營裡。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當時躺在營房的沙發上，讀著霍爾丹寫的一本書。我讀得太入神了，以至於沒有聽到街上傳來的呐喊聲和咆哮聲。一顆呼嘯的子彈打碎了我沙發旁邊的窗戶……哥薩克人向毫無防備和手無寸鐵的群眾開火，用鞭子抽打人們，用馬匹踐倒地者。這時我看到一個年輕女孩正試圖躲避一名哥薩克軍官疾馳的駿馬。她動作太慢了。她的頭部受到重重一擊，摔倒在馬蹄下。她尖叫起來。正是她那慘絕人寰、撕心裂肺的尖叫聲，使我心中的某些東西轟然一震。我跳到桌子上，大聲喊道：“朋友們！朋友們！革命萬歲！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他們正在殺害無辜的人，我們的兄弟姐妹！”

後來他們說，我的聲音裡有一股力量，使他們無法抗拒我的召喚……他們跟著我，卻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他們和我一起攻擊哥薩克人和員警。我們解決了幾個人。剩下的逃之夭夭。到了晚上，戰鬥結束。革命已經成為現實……而我，嗯，那天晚上我又繼續讀霍爾丹的書。

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嘩變將過去四天的混亂演變成一場全面革命。沙皇當局實際上被剝奪了在首都的軍事權。“現在我很清楚，”巴爾克後來在談到27日時寫道，“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力。”士兵們湧上街頭，給革命群眾帶來了軍事力量和組織。他們不再是模糊不清、毫無目的地抗議，而是集中力量攻佔戰略目標，開展反對政權的武裝鬥爭。士兵和工人們一起為奪取軍火庫而戰，他們用那裡的4萬支步槍和3萬支左輪手槍武裝自己，接著是主要的兵工廠，至少還有10萬條槍落入他們手中。他們佔領了炮兵總部、電話局和一些（雖然不是全部）火車站。他們把嘩變擴散到剩餘的軍營中（林德本人率領一支來自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和立陶宛團的士兵衛隊，組建了自己的芬蘭軍團）。多虧了林德這樣的士兵和軍官，真正有組織的最初跡象——橋樑和主要路口上的武裝崗哨、街壘、野戰電話和指揮機構——開始出現在街頭。許多士兵還忙於逮捕——有時候毆打甚至謀殺——他們的指揮官。這是一場“下克上”的革命。

不過，起義者的主要注意力現在都集中在對抗員警的血腥巷戰上。有數百名員警狙擊手躲藏在建築物的平屋頂上，其中一些人配備了機關槍，他們向樓下的人群和對面窗戶裡出現的任何人開火。其他員警狙擊手也埋伏在教堂的鐘樓上，利用人們對宗教的尊重來阻止他們還擊。狙擊手們故意使用無煙彈藥，這樣人們就不容易分辨出槍聲來自哪裡。突然間，一聲槍響，人群四散逃竄，街道上只剩下成堆的傷患和死屍。工人和士兵會向他們認為槍聲來自的房子“開始胡亂射擊”，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他曾帶領一群士兵對抗員警——回憶說，但這常常適得其反，“我們子彈擊中灰泥的地方所揚起的塵土被認為是還擊，”引發了更多的射擊和混亂。許多人被“我們自己的子彈”從建築物反彈擊中或被掉落的磚石砸死。

更有甚者，那些在街道上風馳電掣的汽車，滿載著揮舞紅旗的士兵，向空中瘋狂掃射。幾乎所有汽車和卡車都被群眾徵用，無論它屬於誰。林德和他的手下徵用了一輛卡車，在車上拉起一條橫幅，上面寫著：“第一革命飛行隊"。連加夫里爾·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公的勞斯萊斯也被徵用。後來，人們看到這輛車在涅瓦大街上巡遊，兩名士兵躺在前面的引擎蓋上，另外幾名士兵跨坐在兩側，還有兩名士兵在車頂上安裝了一挺機槍，儘管事實證明這東西中看不中用，因為車子轉彎太大，無法固定和瞄準射擊。裝有刺刀的小型汽車呈現出一種更加古怪的形象。高爾基把它們比作“橫衝直撞的大刺蝟”。許多戰鬥是在這些車上進行的：這是第一次車輪上的革命。這些車輛會在街道上疾馳，停在一棟被認為有員警開槍的建築物旁邊，然後朝屋頂方向射擊。但是，由於狙擊手可以看到和聽到汽車駛來的聲音——震天價的喇叭聲和紅旗招展——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隱藏自己。最後，打敗他們的唯一辦法是爬上屋頂與他們肉搏。在下面群眾的歡呼聲中，許多狙擊手被從屋頂扔下來。至於那些汽車，大部分都被撞毀了，因為它們的司機一是不知道如何駕駛，二是一般情況下也喝得爛醉。街道上“回蕩”著汽車此起彼伏的碰撞聲。史克洛夫斯基回憶說，“我不知道在那些日子裡看見了多少起車禍。後來，城市裡堆滿了被遺棄在路邊的汽車。”

群眾的破壞性暴力大多是針對員警系統的機構。武裝人群襲擊了警察局，放火焚燒建築物，並確保銷毀員警記錄。有時候，建築物裡的東西會扔進街道上的篝火中燒掉。高爾基負責佔領克朗維爾斯基大街上的員警總部，但他趕到時發現大樓已經遭到破壞，大部分記錄被拿走或銷毀。法院大樓也同樣成為群眾的目標。高爾基發現一群人在觀看正義宮起火。

屋頂坍塌了，火苗在牆壁之間劈啪作響，像紅黃兩色的羊毛線從窗戶裡竄出來，把一束束紙灰撒進黑暗的夜空中。沒有人試圖去滅火……一個彎腰駝背，戴著毛茸茸的羊皮帽子的男子，像哨兵一樣走來走去。他停下腳步，甕聲甕氣地問道：“好吧——這意味著所有的正義都將被廢除，不是嗎？所有的懲罰都被取消了，是這樣嗎？”沒有人回答他。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群眾將其破壞性的憤怒轉向了監獄，他們撞開大門，打開牢房，與獲釋的囚犯一起肆意破壞，有時還燒毀建築物。對於革命群眾來說，摧毀監獄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它標誌著舊政權的滅亡，標誌著人們渴望已久的自由——“沒有監獄，沒有犯罪”——即將到來。

沒有哪個監獄比彼得保羅要塞更具象徵意義了。群眾相信，這座要塞裡仍然擠滿了“政治人物”，革命鬥爭的英雄們在陰暗狹小的牢房裡受盡折磨：畢竟，這是革命者宣傳中深入人心、經久不衰的神話。還有傳言稱，該要塞被沙皇軍隊用作軍事基地（巴爾克確實提出過這個建議）。28日，大批憤怒的群眾威脅要攻佔這座“俄羅斯巴士底獄”。他們開來裝有重機槍的卡車，隨時準備向其厚厚的石牆開火。要塞指揮官打電話給國家杜馬，請求幫助，舒爾金（代表國家杜馬）和斯柯別列夫（代表蘇維埃）被派去與他進行談判。他們回來報告說，監獄完全空無一人——除了26日被關在裡面的19名禁衛軍巴甫洛夫團嘩變的士兵——並建議允許派代表檢查牢房，以安撫群眾。但即使這樣，也不足以使群眾相信這個要塞是“革命的”。一些起義的士兵指責舒爾金為反革命工作。他們和要塞守衛之間發生了一些戰鬥。最後，紅旗在這個舊政權的堡壘上高高飄揚。

在所有這些行動中，群眾表現出非凡的自我組織和團結精神。“整個市民百姓都覺得自己是站在一個共同的陣營裡抗擊敵人——員警和軍隊。”蘇哈諾夫寫道，“路過的陌生人相互交談，詢問情況，談論新聞，討論與敵人的衝突以及轉移敵人注意力的行動。”《倫敦時報》同樣對此印象深刻。“群眾秩序井然，互助友愛，令人震驚，對一個不熟悉俄國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這也許是這場偉大的俄國革命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人們佩戴紅袖章，或者在扣眼裡系著紅絲帶，以表示他們對革命的支持。不這樣做就會被當作“反革命”而招致迫害。整個城市都點燃篝火，以便人們在長時間的街頭鬥爭中取暖。居民們在自己的廚房裡為革命者製作食物，並允許他們睡在自家地板上——只要有人睡覺的話。咖啡館和餐館老闆免費為士兵和工人提供食品，或者在外面放置箱子，讓路人為他們的飯菜捐款。其中一家咖啡館掛出了以下牌子：

同胞們！為了慶祝偉大的自由日，我向大家表示歡迎。進來吧，盡情地吃喝吧。

店主們把他們的商鋪變成了士兵的基地，當員警在街上開槍時，他們又成為人們的避難所。計程車司機宣稱，他們將“只載革命的領導人”。學生和孩子們跑來跑去送信——而老兵們則服從他們的命令。各種各樣的人都自願幫助醫生治療傷患。這就好像街上的人突然被一個巨大的無形網路團結起來；正是這一點保證了他們的勝利。

沙皇當局認為，這些群眾一定是由社會主義政黨組織起來的；但是，儘管群眾中有他們的普通黨員，社會主義領導人卻完全沒有準備好承擔這個角色，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跟著人民走。街頭產生了自己的領導人：學生、工人和軍士，如林德或基爾皮奇尼科夫，他們的名字，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被歷史書所遺忘。在二月革命後的頭幾個星期，他們的肖像被掛在商店的櫥窗裡——一般都以“革命英雄”作標題。阿萬索商店的櫥窗裡就有一幅基爾皮奇尼科夫的畫像。但後來這些人民領袖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隱入塵煙。

這種非凡的群體凝聚力部分原因可以用地理環境來解釋。首先，首都街頭的示威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有一些明確的示威地點（如喀山大教堂和塔夫利宮），這可以追溯到1899年的學生示威。此外，彼得格勒的工業郊區與富裕的政府中心區被一系列的運河和河流隔開。因此，向市中心進軍成為工人階級團結和自我主張的一種表達方式，是工人們宣佈街道是“他們的”的手段。這可能有助於解釋革命人群狂歡的某些方面：對國家權力和權威、財富和特權的象徵進行歇斯底里的破壞和摧毀；嘲弄和羞辱、詈罵和威脅衣著光鮮和富裕的人，往往以肆意橫行的暴力行為結束，群眾們樂此不彼，仿佛它們是某種潮流；士兵們五花八門的行為和著裝（違反軍規，將帽子反戴在前面，或者向一側傾斜，或者解開外套和外衣的扣子）；婦女穿著男人的衣服（士兵的帽子、靴子和馬褲），似乎通過改變著裝的性別規範，她們也顛覆了社會秩序；以及人們在二月革命的興奮中在街上公然進行性行為，從親吻、撫摸甚至到性交。

然而，與蘇聯的神話相反，這些群眾遠遠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儘管工人們確實起了帶頭作用，而且往往參與了大部分的街頭戰鬥。巴爾克將“二月革命”描述為人民的總起義。《每日紀事報》的哈樂德·威廉姆斯認為，24日的人群“大多是婦女和男孩”，只有“少數的工人”。《泰晤士報》的羅伯特·威爾頓報導說，26日，天氣晴朗，“所有人都走出家門”，“各種年齡和階層的人們”紛紛湧向涅瓦大街。

街上大多數的人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者”，他們只是旁觀者，或者在行動和觀望之間搖擺不定的中間派。當嘩變的士兵開著車呼嘯而過時，或者當員警狙擊手被從屋頂上扔下來時，他們歡呼雀躍。他們會成群結隊地聚集在死屍和死馬周圍，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新奇事物（很快他們就會習以為常，冷漠地走過它們）。他們會系上紅絲帶，揮舞紅旗，宣示他們對“革命”的同情。但他們很少親自參加戰鬥，通常在槍聲響起時即四散逃離。“這就是群眾的心理，”一位目擊者寫道。

他們看到的一切既迷人又恐怖。他們凝視著，凝視著，然後突然間——他們跑開了。看，這裡有一位衣著考究的紳士，胖胖的，腿很短，站在街角。人群突然向大樓後面跑去——他跟在他們後面，用他的小腿最快的速度跑著，他那肥大的肚子在顫抖，顯然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他跑了幾碼，又回頭看了看現場，然後繼續跑。

這些圍觀者中有許多是小孩子。男孩們很喜歡玩那些被丟在街上的槍。他們把子彈扔進篝火裡，看著它們爆炸，以此為樂。造成數十人意外身亡。英國記者斯坦頓·鐘斯目睹了以下場景：

一個大約12歲的小男孩拿著一把自動手槍，和許多士兵一起，在一處篝火旁取暖。突然，他扣動了扳機，其中一名士兵應聲倒地。這使那個男孩驚恐萬分，他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致命武器是什麼機械裝置，於是他不停地扣動扳機，自動手槍一通亂射。槍裡有七顆子彈，直到全部打光，男孩才鬆開扳機。結果三名士兵被當場打死，四名身負重傷。

從27日開始，人群的性質變得更加黑暗。嘩變導致士兵的數量急劇增加，暴力程度也隨之增強。同時，釋放監獄導致犯罪數量和犯罪程度也在攀升。正如鐘斯所說，這兩種情況都有效地：

清除了街道上那些思想嚴肅、神色緊張的公民。暴徒們呈現出一種光怪陸離、近乎荒誕的樣子。士兵、工人、學生、流氓和被釋放的罪犯各自為伍，漫無目的地逡巡，他們攜帶武器，但武器的種類繁多。這裡有一個流氓，他的大衣上系著一把軍官的劍，一隻手拿著步槍，另一隻手揮舞左輪手槍；那裡有一個小男孩，肩上扛著一把大屠刀。近處會看到一個工人笨拙地一隻手握著軍官的劍，另一手握著刺刀。有一個人一手提著兩把左輪手槍，另一個人一隻手舉著步槍，另一隻手舉著電車軌道清潔器。一名學生手持兩支步槍，腰間別著一條機槍子彈帶，走在另一個把刺刀綁在棍子末端的學生身邊。一位醉酒的士兵只剩下一支步槍的槍管，槍托在強行闖入某個商店時被折斷了。一個沉著、冷靜的商人緊握一杆大步槍和一條令人膽寒的子彈帶。

27日，大約有8,000名囚犯獲釋，其中絕大多數是普通罪犯。他們為了自身利益，帶頭搗毀了警察局及其記錄、正義宮、法院大樓和監獄。從那時起，街上大多數犯罪活動都是他們幹的。“今晚，這座城市回蕩著可怕的噪音：玻璃破碎聲、尖叫聲和槍聲，”修道院主管在28日淩晨寫道。武裝團夥洗劫了商店和酒鋪。他們闖入富人家中，搶劫和強姦居民。穿著整齊的路人在街上被搶劫。只要戴著眼鏡或漿硬的白領，就足以讓人覺得是一個中產階級。27日晚，一位做了近50年民粹主義者的退休教授上街慶祝“革命勝利”，他的眼鏡立刻被打碎，金表也被他所要解放的“人民”偷走了。這顯然不是民主知識份子長久以來所嚮往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不流血的勝利——他們後來將其神話為“光輝的二月”——反而更像是一場俄國農民的暴動，正如普希金所預言的那樣，“無情而殘酷”，試圖摧毀所有特權的跡象。二月革命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群眾暴力直到十月才真正爆發——的觀點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神話。1917年的民主領導人需要它來合法化他們自己脆弱的權力。事實上，二月革命中被群眾殺害的人比布爾什維克十月政變時的多得多。赫爾辛福斯（赫爾辛基的瑞典語名稱——譯注）和喀琅施塔得的二月革命尤其暴力，數百名海軍軍官被水兵們兇殘殺害。根據臨時政府衛生組織的官方數字，僅在彼得格勒就有1,443人死亡或受傷。但李沃夫親王的一位元朋友告訴法國記者克勞德·阿內，真實數字是多達1,500人死亡，約6,000人受傷。

高爾基對所有這些暴力和破壞持悲觀態度。28日，蘇哈諾夫發現他情緒低落：

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他對混亂、無序、過度、政治上無知的表現、以及在城市裡開車的女孩——天知道去哪裡，天知道是誰的車——發出了咆哮和抱怨，並預測這場運動可能會因為我們亞洲人的野蠻行徑而毀於一旦。

在高爾基看來，這一切只是“混亂”，根本不是什麼“革命”。第二天，他寫信給葉卡捷琳娜：

大多數人錯誤地將群眾的無組織、無紀律稱之為他們的革命性……這裡面的本質是荒謬多於英勇。搶劫已經開始。還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會流很多很多血，比以前流的多得多。

誠然，正如蘇哈諾夫所指出的，這些都“是一個文人的印象”，是一個憎恨一切形式暴力的人的印象。今天，許多人可能同樣傾向於譴責群眾“不必要的殺戮”。這無疑是研究俄羅斯革命和法國革命的保守派歷史學家最近的趨勢。但人們可能更喜歡蘇哈諾夫的觀點：

過度行為，普通人的愚蠢、粗俗、懦弱、混亂、汽車、女孩——所有這些都是革命在任何情況下無法避免的，沒有革命，任何地方都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這並不是要寬恕暴力，而是要將其理解為一個憤怒的、仇恨的民族幾乎不假思索的反應。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社會革命的本質都是流血，因此譴責它們這樣做就等於說，任何形式的社會抗議，只要可能以暴力結束，在道德上就是錯誤的。當然，需要區別對待：街頭民眾所灑的鮮血與聲稱以其名義行事的政黨、運動或軍隊所灑的血不同；必須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分析和判斷。

二月革命的群眾暴力不是由任何革命政黨或運動策劃的。它基本上是對26日血腥鎮壓的自發反應，也是人民長期以來仇恨舊政權的表達。舊國家權力的象徵被摧毀了。沙皇的雕像被砸碎或梟首。一部電影攝像機拍下了一群歡笑的工人將亞歷山大二世的石頭頭像像足球一樣拋向空中。警察局、法院和監獄遭到攻擊。群眾對舊政權的官員進行了猛烈的報復。員警被追捕，處以私刑，或殘忍地殺害。索羅金看到一群士兵用左輪手槍的槍托毆打一名員警，並用鞋後跟踢他的頭。另一名員警被從四樓的窗戶扔到大街上，當他的屍體重重地摔在地上時，人們沖上去用腳踩踏，用棍子打。

一旦發現任何抵抗的苗頭都註定粉身碎骨，這些員警中的許多人遂試圖向正在塔夫利宮努力恢復秩序的國家杜馬和蘇維埃自首，因為他們相信，被新政府囚禁總比在街上成為這種“暴民法”的受害者要好。，因為他們相信，被新政府囚禁總比在街上成為這種“暴民法”的受害者要好。其他人則千方百計逃離首都，因為他們知道在外省生存的機會會更大。有人發現兩名身材魁梧的員警身穿女裝前往芬蘭車站。只是他們的大塊頭和笨拙的步態，以及裙子下厚重的警靴才向民眾暴露了他們的身份。

【1】 有傳言稱，普羅托波波夫曾向每位員警許諾，每受傷一次，就補償500盧布。

【2】 1989年，東德當局向萊比錫的示威者開槍後，人們也說過同樣的話。群眾害怕流血威脅，但一旦發生流血事件，他們變得更加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