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即使教会普通人取证、分析、统计等维权手段，真的可以避免“绝望”的事情普遍发生吗(转)

看到一个段子。问：2023年最大的嘲讽是什么？答：人贩子竟然在医院。但这个段子还是写早了，其实，不仅人贩子在医院，骗子也在医院。

一位自称“接受过一点经济学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法学博士”查出，中国公立三甲医院在他父亲住院期间，超收了他们10万医疗费。只是，这位博士显然还是低估了人性之恶，10万还是保守了。根据通报，该医院存在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开药、重复收费、套用收费、超标准收费等问题，实际超收了——21.82万元。

首先负责每天往医院账上交费的人发现账目不对，做了一个Excel表，再利用统计软件来分析每个项目的费用，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然后到中国公立三甲医院复印并封存了全部病历资料，这就整得很专业了。接着是主张权利的过程，又需要跟中国医疗系统各个部门人员的对接沟通，光是公立三甲医院先后就进行了三次交涉，后又向国家医保局举报，又与省市医保局沟通交涉。这诸多环节，有多少拉扯推诿，又有多少妥协让步，都不要说时间和精力，对理智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

有几个患者的家属里有经济学和法学专业的亲戚朋友愿意以卵击石？又有几个患者的家属能够使用科学手段，如利用统计软件来核查？还有几个患者的家属能够在中国赚钱的大潮中知道一些医学科普常识从而理性与医务人员交流？就算去掉这些，又有几个患者家属能够这么细心和执着于公平正义，不但能发现问题，还能收集那么多证据？维权的过程，需要和医院、市医保局、省医保局，甚至国家医保局打交道，试问又有多少患者家属没有“软肋”有能力、有信心去完成？大多数人估计会屈服于权力对公民自由和尊严的践踏。

更可怕的问题是，在中国没有解决医院生存发展和公平正义问题的时候，医院书记院长会给每一个科室和医生下达指标，把患者收入院后的各种诊疗活动都与创收和绩效分配密切相关。大部分灰色收入其实仍归到了医院创收的大池子里，为书记院长以及科主任权力之手予取予夺。医疗系统的利益同盟早就已经做大做强了，滥权腐败转移了大多数公共资源到了某些帮派和团体，中国的监管部门也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对此默认。这是多么让人绝望的事情！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彭鹏和夏平等人设立绩效奖金机制骗保，近一年来以补贴医务人员每月2000-4000元绩效奖金为诱饵鼓励住院部多收治患者（无论是否需要住院），门诊介绍或者收住一个患者绩效奖励数十到数百元。鼓励医务人员将可在门诊治疗的患者收治住院，或者将病情简单诊断明确可以在门诊观察治疗的收治住院；医务人员为了绩效向患者过分渲染疾病的危害性或者以住院可以报销诱导患者住院接受住院治疗；一些患者就诊过程中主动要求挂床住院，在院期间甚至只做各项检验、检查和简单对症治疗（或者浪费治疗药物）享受医保医疗报销；医保基金作为武汉市第四医院盈利重要来源之一，从中”套取”医保基金而创收“阳光收入和灰色收入”。XXX院士加：一边借医疗系统“反腐”搜刮钱财愚民灌输，一边用搜刮的钱财（包括医保基金等）“反哺”医疗系统权贵进行滥权腐败创收“阳光收入和灰色收入”，上诈下愚的执政者和当权者自信满满左手倒右手，根本就不在乎指鼠为鸭道破天机。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疗系统保护伞，院领导以及丁祥武等人就属于那些既有能量，又有特权的某些人，不过有明显的认知缺陷，智商正不正常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人让全世界看清楚了当权者经常在政策上出现既要...又要...的闹剧，加上当权者信息屏蔽后导致没有人能够捅破这层窗纸，即使出现经济学和法学专业人士举报也是如此。更关键的是，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院领导以及丁祥武等人的价值观有意或者无意的把帮派利益置于共党利益之上，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和自我监督的能力。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