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備份：【理大兩年】48小時困獸鬥　社工媽媽：「我只想陪住班『細路』。」

撰文: 特約記者陳零 | 發佈日期: 18.11.21 | 最後更新: | 2021-11-18 23:40:37

「我問他有100元會捐多少出去？他反問我，還幫我答。他說：『假如你有100元，你會把剩餘的捐出去。我有100元，會先問自己下一餐飯要多少錢，然後我會將全部捐出去。這是我跟你們的分別。』」

這是社工Hope跟一位年輕「手足」（抗爭者） 的對話。

誠如Hope所說，年輕的他們並不完美，但在關鍵時刻的無私捨己，才構成香港最美的風景。

留在香港　繼續做微小的事

處身愈見蒼白的香港，問兩孩之母的Hope，可有想過離開？「當然有啦，但感到很不安。經過那『事件』後，更覺大家是命運共同體。不因為我是社工，工作時我花時間和知識去幫他們，而是某程度上，我們是一體的。」她不忍此時此刻離棄年輕的他們，說到這心意時，淚潸潸而下：「慚愧是我不能上前衝，而仍留在香港，不在於香港是否有救，能否光復，那不是我所關心，我只是愛鍚這班『細路』。」

Hope不是完全認同他們，而且按一般社會標準，他們確實滿身缺點：「但與他們交集，會看見他們許多的優點。他們之中，九成九都是『窮到燶』，卻很願意幫助他人，知道誰無錢開飯，會不顧自己也把錢先給他人；至於自己無錢如何張羅，都是後話。」因為是實在的接觸，覺着他們的血肉、心跳，而不是隔著屏幕讀新聞所得：

社會是否需要用這麼苛刻的標準去看待他們？是否需要用到那些手段？

他們盛載的優良素質，是身為大人的你我，更要好好自省。「我只想與他們同行。」社工亦只是人，談不上偉大：「只是空閒時見面、吃頓飯，讓他們知道這個社會，不是人人都『唔like』（不喜歡） 他們。這只是很微小而我能做的事，也是留在香港，想繼續做的事。」

甚麼是真相？

回到2019年11月17日，Hope以理工大學校友和社工身份，走進理大，進行人道救援的工作。接近48小時的困獸鬥，不是身處其中，不會明白「圍城」下的惶恐。「進入理大，其一我是校友，當看著自己學校被『圍攻』，心情緊張，很想要幫點甚麼忙；其二我是社工，響應當時不同組織團體的呼籲，進行人道救援的工作。」

Hope形容，第一天早段時間，氣氛尚算平和，所設的社工站有如資訊中心般，給現場人士問路。時近黃昏，她因為翌日要上班，也要回家照顧孩子，早已準備離開：「當時已經困難重重，沒有安全的離開路線。」現場不少是初中學生，響應呼籲來幫忙後勤工作，就是在廚房幫忙洗碗、倒垃圾之類，從來無意參與前線勇武抗爭：「他們都想離開，但人數太多，我們分了兩組，第一組成功離開，第二組緊隨其後，但去路全被封鎖，我們是being trapped （受困）。」Hope正是第二組，無路可走的一群：「傍晚警方對外聲稱晚上9點前可以離開，那並非事實。」最刺激眾人情緒是晚上9點前，受困者千方百計逃出理大後，全數被捕。

校內情況，愈夜愈嚴峻。Hope和一眾社工只好帶著那班初中生，在校園室内先安頓下來。「氣氛沉重，大家都在『轆』手機，看那處有逃生路線，這邊說游繩，那邊有突圍。」她一心只想穩住同學的心情，提提各人飲水、吃點東西，稍睡片刻：「整晚室外傳來駁火聲音，大家不敢開燈，也不敢說話，又不時有傳言說警方會攻入，實在令人發癲，香港人無想過會面對這情景。」

這群人中，有負責人道工作的社工，有天真的初中生，也有擔心孩子安危貿然「進城」的家長。他們有的甚至沒有防具，根本無想過「迎戰」：「個別情況很焦慮，就如拍戲般，總有幾個會說增添大家恐慌的話，譬如『這次我們死定了。』」她說自己也驚到腳震，還要強裝鎮定：「那種緊張的氣氛，前線勇武或許能對應，我們整晚如置身戰地，以第一身看著情況演變，某程度大家是懦弱的。」

好不容易，熬過了這一晚。

11月18日清晨，速龍小隊一度攻入校園，情況並無緩和跡象。爬渠、突圍、被捕的消息，響爆各人的手機。人心虛怯，城內前線試圖突圍，城外營救方法盡出。

大約中午，Hope與一眾同工向同學分析形勢後，自行選擇去留。互贈祝福，如同生離死別。「最深刻的畫面，是有位初中生扶著行動不便的媽媽，企圖找離開的路徑，顯然他們是全無本錢突圍。」Hope與三位同工再設社工站：「不斷有人來問，是否不能離開？是否沒有其他辦法？大家都很崩潰、很絕望。」

直到晚上，數十名中學校長連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進入校園：「經商量後，我們提出兩個方案，說完後，大家不發一言，因為兩個都不是理想的選項。」後來，Hope與另一同工選擇被控暴動，帶著學生去找校長與張達明等人：「有家長本來是擔心子女才進入理大陪著他們，結果子女是18歳以下，可以登記身份證離開，但家長卻因此被控暴動。」

所謂同行不是只得你講

過去兩年，Hope緊守社工崗位：「那段經歷讓我有較好的介入點，有如入場券般，接觸『手足』，經過圍城的兩天，生死關頭，與他們有如命運共同體。聊起經歷，他們會說『妳也是嗎』，關係容易打開，得到他們的信任，願意說多一點。」

她與他們定期聯絡，有陪伴上庭的，也有陪看醫生，「主要是日常的陪伴，他們是否很需要這些幫助，我也不知道；沒有我，他們總有其他方法生活，此時此刻好想跟他們一起，一起不是要做些甚麼，只是站在社工本位，多點陪伴、多點關心。」

Hope形容，年輕人有自己的生活模式：

上場 （抗爭） 可以很勇武，不顧一切，但日常生活很混亂。不過，並非他們有多好或多壞，我們就要以自己的眼光去批判他們，而是真正的包容與同行，讓他們遇到甚麼情況，我們都是他們會想起的人物，可以支持他們，或者他們很艱難時，我們有些事可以做到，不是那個很陌生的人。

她說自己是基督徒：「在衝突現場，我們不能與警方對峙，但就在他們身旁唱詩、祈禱，是真正的與他們同行；今天也是，就待在他們身邊，跟他們聊天，聽他們說。」

說好的要好好生活

走過2019年，這樣的動盪，再走過2020年，那樣的不安。有人連趕帶跑逃離我城，但有更多人決意留守。Hope是其中一位。

既然留下是一項選擇，日子就要好好地過。「搵到有意義又值得做，自己喜歡又能應付的事，都是我的方向。」外在氣壓這樣低，確實令人鬱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未必每件事都顯眼。」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日常。「跟他們走著過日子，可能是跟女朋友吵架、家人入院，都是可以支持和關心。」判刑人數不住增加，寫信師傳送暖意，不可輕視。

所做的，不會有即時效果，就如吃黃店般，不會令政治環境有所改變，但先撐下去。你不會知道在哪個時刻，契機又會重臨。

縱觀歷史，的確從未有政權千秋萬世。

活在當下，傳承益顯重要：「我作為家長，更覺得要讓下一代知道，曾經甚麼是法治、公義。」然而，她亦會教導孩子，在這樣社會環境下，自處的判斷：「譬如有些說話會引起激烈衝突，甚至生命危險，就要衡量是否必須在公開場合說，我也不知這是否『跪低』，但如果要在香港生活，是必須有這些處世技巧，否則我不覺得能在香港繼續生存。」她認為，下一代更需要擁有思考的能力：「跟我立場不一樣，是沒有問題的，最重要是不要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