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步亦趨｜譯者不應有立場？從《明報》社評譯者拒譯說起

2021 年 6 月 7 日

兩年前差不多這個時候，香港社會運動一觸即發，《明報》一位長期翻譯社評的譯者因為不認同當時的社評內容，拒絕翻譯社評，在社會上引起了小小的騷動。身為譯者，也不免會有人問及看法。雖然當時覺得問題相當無稽（除非收了錢不譯，否則覺得不該譯就不譯真的無可厚非），但仔細想想，譯者應該中立的想法，似乎仍然深深地刻在很多人的腦海裡。

先旨聲明，其實譯者應不應該有立場根本是偽命題。就像「醫護應否罷工」一樣，每人都有權拒絕執行自己認為違反原則的事情，而文字作為本身就已經蘊含價值的表意符號，就更難將立場情感完全排除在外。不過既然要探討這個話題，就應該認真思考為何譯者總會予人必然為中立之感。譯者與醫生、教師等專業人士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固然，翻譯時至現在仍然可以算是專業工種（至少根據JobsDB的職業分類是），但跟醫生、教師等（大多數時候）直接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士不同，翻譯往往擔當中介的角色，要按客戶（或金主）指示辦事，又要顧及受眾感受。因為站在溝通橋樑的中間，所以更讓人感覺應該客觀行事，不應滲透個人情感。

最「理想」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但事實上真的能做到嗎？

先不說客戶（或金主）的要求本來已經足以左右翻譯選擇（試看中港台翻譯的差異），就連平常人看報紙，都能分出「社會事件」、「社會運動」、「騷亂」、「動亂」、「暴亂」、「暴動」的不同，可見連最基本的用詞遣字都帶有價值判斷，更遑論選擇翻譯甚麼，以至省略甚麼了。這種現象在非政治的翻譯亦為常事。比如説翻譯金庸小說的Anna Holmwood 把《射雕英雄傳》裡很多有關招式的描述略去，把配角名字意譯，某程度上也體現了她希望向西方讀者譯介武俠小說，而非追求完全忠實的立場。《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的內地譯本刪去原著提到蘇聯佔領阿富汗的部分，也印證了翻譯本來就深受各方（作者、譯者、金主、潛在受眾）影響，並不存在「客觀中立」一說。

近年來，翻譯界已經開始反思翻譯是否必然中立的問題。研究Activism and Translation的著名翻譯學者Mona Baker就曾指出，縱然一般大眾和傳統論述都傾向認為譯者是「中立、抽離、與政治絕緣的生物（neutral, disinterested, apolitical creatures）」，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事實上，譯者不但為文化交流的客觀媒介，亦參與其中，積極促成文化交流；不僅重現文本，更有助建構文化現實。而這種參與並不代表譯者不專業，反之，很多抱持強烈信念和立場的譯者均能專業地完成工作。從敘事理論（narrative theory）角度，譯者只是云云敘事之中的其中一位「說書人」，在闡釋自身敘事的基礎上，建立共同語言和價值，以至身分認同。

這種觀點在世界各地的大型社會運動中可見一斑。不少社運參與者為引起國際關注，都積極把文宣翻譯成各地語言，activist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activism也因而遍地開花。在香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莫過於將文宣翻譯成各國語言，眾籌登報，以及開拓Twitter、Reddit等「戰線」。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和埃及、敘利亞等國的革命運動中，部分參與者也有意識地透過翻譯影片、報導，爭取國際社會支持，當中亦有專業譯者自動請纓，施以援手。這些行動的成效固然因為各種因素而有所不同，但可見譯者慢慢從歷史書中名不見經傳的幕後小卒走到現代國際事務的前線，成為主動促成社會改變的先鋒。

【傳送門】 💬

Chang, Pin-ling. (2020). Civil resistance through online activist translation in Taiwan’s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499–514.

Mona Baker (2013). Translation as an Alternative Space for Political Actio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test, 12:1,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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