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城中重新寻找我的位置|郭晶的武汉封城日记|27—29日
1月27日
昨天写完日记后我在床上瘫了两三个小时。没想到写日记是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这场封锁让时间和空间静止了下来,而我们的情感和情绪却被放大。我从未如此关注过自己,很多细小的思绪在此刻很难转瞬即逝。
我们平常有很多渠道调整、发泄甚至逃避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在封锁中这变得异常困难。以往我们可以通过聚会、玩游戏、发展兴趣爱好等很多方式自我调节,如今都难以做到。有个巨大的阴霾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法忽略。
我有个爱玩游戏的朋友最近在失业中,她说她焦虑得都不想玩游戏了。打游戏是她日常逃避生活的一个方式,而当找工作紧要到她无法逃避的时候,打游戏就失去了意义。
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听到邻居的谈笑,觉得异常珍贵。这几天在外面看到的都是紧张和焦虑。网上看到一些心酸而搞笑的事情,有人打开窗户大喊“对面有木有人,出来吵个架呀”,有人说和对象一起困在家里,没事干做爱做到厌烦。
昨天的晚餐是面条。我依旧和朋友视频聊天了3个多小时。有个最近打了耳洞的朋友耳钉掉了,现在不敢出门买,就用茶叶梗当耳钉。有个在洛阳的朋友说她爸爸特别淡定,可能因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灾难似乎是人类无法逃避的一部分,比如2003年,我们经历了非典;2008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地震。
有人说明年春节会不会有变化,没有那么多聚会,不用和很多并不熟悉的亲戚尬聊。大家纷纷表示肯定不会,还有人说可能会报复性地聚餐和逼婚,今年因为肺炎没能安排上的相亲,明年可能会加倍。
晚上梦到我和几个朋友外出旅游,梦里也还有肺炎。我们打算出去吃饭,也确实有店还开门。我极力反对在店里吃,建议我们打包走,因为在店里吃要摘下口罩。结果,不知怎么地,我们还是在店里吃了饭。昨晚聊天的时候,有个朋友说解封了之后要请我吃饭,我说要吃火锅。
今天武汉天气明朗了一些,尽管依然是阴天。出门没走几步看到废墟上的两只猫,我们互相对视。这个场景的末日感太强烈了,我们对视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我和这两只猫了。可惜我没有带任何吃的。我再出门可以带点吃的喂一些流浪猫和流浪狗。
腰花面店还在做外卖。昨天在花圈店门口的两个花圈今天不见了。前两天在巷口的老人家今天也不在。超市的蔬菜、米架、面架依旧处于稀缺状态,卖盐的架子也空了。今天排队称重的人更多了,可能有人要补充存货,可能有人只是想出来逛逛就顺便买点东西。
今天超市有84,我就买了两瓶84。不再继续购买食物,让我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战胜了匮乏感。其实我前两天就在担心我是不是存太多东西,但又忍不住。这大概跟贫穷有关。我会在打折店和甩卖点门口走不动路,总是想在打折的时候买最划算,就会买一些可能最终并不会用到的东西,本来是为了节约,最后反而造成了浪费。
药店依旧没有口罩和酒精。花店还是处于“外出送花”的状态。菜市场没有开门,但有两三个人在摆地摊卖蔬菜。
我今天走到了昙华林。巷子口也有人卖一些蔬菜。进入昙华林,一个美味小吃店传来了香味,店门口站着一个人。我惊喜地以为这个店开着门,就问了一句。店家说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开门。昙华林是一条网红文艺街,有很多咖啡店、饮品店、饰品店等。人们本可以在这里度过闲暇时光,现在整条街反而处于闲暇中。
有个老人家打开窗户,从楼上看着外面的世界。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院子里传来葫芦丝的声音,进入院子只有那些新春装饰品还在。一些店门口挂着玻璃风铃,随风吟出清脆的歌曲。风铃上挂着人们对于工作、学业、爱情、身体的愿望。平常我会觉得这些很矫情,此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很多人认真写下自己愿望的画面。
走出昙华林,我看到了一个盒X鲜生,就走了进去。门口有人在检测体温。这个超市更大一些,但蔬菜架也是空荡荡的。超市里播放着春节歌单。
没有买东西的压力,我只是随便逛逛,走到自煮小火锅的架子前,想着今晚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可以偷个懒,就狠心花了65.7买了一盒自煮火锅和螺蛳粉。在等结账的时候,我还随着音乐摇晃了起来。
我喜欢广场舞,广场舞的节奏都很强,也比较欢快,跳广场舞的人也都很有劲头,让人看着就很开心。走出超市的时候我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起来,还哼起了歌。
走到武昌区人民政府的门口,看到一个中年女人骑着小黄车在门口喊话,她喊的武汉话,我大概只听懂“请领导接待”“二十多年”。她一遍遍地重复喊。陆续有几辆车进入,保安也在,没有人理她。她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在这样的时候,她都坚持在政府门口喊话,这应该不是第一天,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天。我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沉重起来。走出100多米后,我身后依然传来“请领导接待”的声音。
走到一个警务综合服务站,门口挂着一个喇叭,一个播音员在激情昂扬地念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站已经打响……我们守望相助,众志成城,一定能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战”。这个的口号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重复播放着,充满了讽刺。
回到小区门口,有一个人在大声喊:出来聊天呀,要长毛了。几个人在旁边嬉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没法用一种统一的心情来写整篇日记。世界如此荒诞,我只能一一记录下这些荒诞。
1月28日
封锁带来了恐慌,而恐慌在加深人们之间的隔离。很多城市开始要求必须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这看上去是为了肺炎的防控,实际上带来的是权力的滥用。
昨天广州有未带口罩的市民被拖下地铁、被喷辣椒水。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戴口罩,也许因为没有买到,也许他们并没有看到必须戴口罩的通知。可是不管怎样,他们出门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政府还有很多方式可以鼓励市民少出门,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比如确保每个市民有口罩,给不出门的市民发放奖励金。
网上还有视频是一群人封了在家自我隔离的人的家门。湖北人在外地被驱赶,无处可去。这很可怕,应对肺炎的方式不应该是人防人。与此同时,有人在努力打破隔阂,他们主动为在外地的湖北人提供住处。
在封锁中建立信任和联结并非易事。昨天有个记者问我会不会考虑去跟别人交流,我回答说不知道。整个城市都被沉重的氛围笼罩着,身处其中,我不自觉地小心翼翼起来,不敢随意去和人沟通。封锁让人们的生活进入原子化的状态,失去和他人的联系。
然而人们并不甘于现状。昨晚八点左右,窗外响起呼喊声,大家一起开窗喊“武汉加油”。这个集体的呐喊是一种自我赋权,人们从中寻找联结,从中获取力量。
昨天的晚餐是自助小火锅。晚餐后,我照常和朋友们聊天。每天聊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快会变得无话可说。于是,我们决定大家要轮流分享秘密。北京Bcome小组创作了《阴道之道》(中国版的阴道独白),里面有句台词是:“我们不说的东西会成为秘密,这些秘密将产生羞耻、恐惧和神话。”
我们说到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比如有人说自己不喜欢洗澡,有人讲到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家族的秘密等等。我们还聊到自己都交过哪些智商税,买过的神奇物品,有人买过辣椒膏,声称可以减肥的东西,抹在身上会发热。当然,我们无可避免地聊到了肺炎,大家分享了自己看到的一些信息,说到一些在维持城市运转却被忽略的群体。我决定去了解这些人的需要。
这几天我的生存焦虑已经慢慢消除。尽管我在试图每天走得更远,可是如果我不和这里的人发生联系,我能走得再远又有什么意义?社会参与是人的重要需求。人们需要在社会中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可以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我要在这座孤城中重新寻找我的位置。尽管我在这个城市没有很多资源和人脉,也没有车,行动空间会受限。不过昨天我看到有人骑共享单车,想到我也可以骑单车出门。
今天武汉的天气终于放晴有了阳光,犹如我的心情。出小区看到的人多了一些,有两三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们似乎在做排查,说是要检查外来人员。我问一个大姐她们是否有发口罩,她说没有,另外一个男的赶快过来说有的。
接着我访问了8个环卫工,六个女性,两个男性。他们大概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工资约两千三四,税后不到两千块。
我问到肺炎期间他们的工资是否会有变化,有人说春节有3天是双倍工资,有人根本不了解。
他们现在每天能领到84消毒液、重复使用的劳保手套,没有一次性手套,普遍缺口罩。情况好的可以一次发20个口罩,用完再领;最差的自封城以来只发了2个口罩。
他们都很善良,有的人没有一次性医用口罩,用围巾把嘴包起来。我把出门备用的三个一次性医用口罩送了出去。他们中有人说话有口音,我听起来会费劲,有个大姐忍不住要摘下口罩,又很快戴回去。有人自己备口罩,说“为了家人,为大家,为国家”。
我问到他们的家人是否会担心,有个大姐说肯定担心,她已经和儿子媳妇分开住,他们不出门,她会买东西送到门口,自己心里也慌,心理压力大。
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基本的防护保障,却还在坚持工作。我们真的值得他们的坚持吗?
我还问了3个外卖员,都是男性。外卖员的工作时间不定,基本都会有配备口罩,至少一天两个,每天会对外卖箱进行消毒。X团外卖的还会发洗手液。
我问到会不会增加工资,他们说外卖分类比较复杂,根据供应商、货物重量等会有不同。X团外卖的专送一单会比平常多3.5元;一个X了吗的外卖员说他一单比平常多4元,另一个则说没有变化。
我还去了一个便利店,早上5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1天发一个N95口罩,比较缺酒精,现在主要是接X了么订单。
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联结点。所以我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出来,欢迎大家加我。如果你在武汉,也想为打破封锁出一份力,我们可以一起为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你在外地,想捐一些口罩等必需的物资,可以寄给我,我可以出去派发给需要的人。让我们一起形成一个网络。
1月29日
2017年底,我发起成立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为在职场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法律支持。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个怀孕歧视的电话咨询。打来电话的是一名男士,他的妻子潘女士是一个国企的行政职员。潘女士19年7月份入职,现在怀孕3个月。
潘女士的妊娠反应比较大,呕吐得比较厉害,医生建议休息。因为多次请假,公司开始说她不适合这个工作,暗示让她离职。潘女士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公司还未直接说让潘女士离职,我只能建议潘女士继续工作,并搜集被区别对待的证据。特别巧的是,潘女士夫妻现在也在武汉,他们储存了一些食物。希望解封后,我们有机会见面。
工作现在是很多人的担忧。春节假期现在延长到了2月2日,可是如果疫情还在继续发展,人们怎么可能安心地返工。大公司可能有足够的财力维持运营,延长假期给一些小企业和个体户带来的损失更严重,他们的盈利可能并不多,会有房租的压力,给员工发工资的压力,就可能会裁员。在裁员中,女性经常是首先被裁掉的员工。
对于个人,大家会在考虑要不要冒着一定风险去上班,他们中可能有人面临房贷的压力,有人要照顾家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国家要负担起这些责任,为企业减税,为个人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
昨天我收到一个多年没联系的高中好友的信息,她现在是一名护士。她说:“你的每一篇日记,我都在看,我想不到更多的词汇去给你慰藉,心里满是沉重,我只想跟你说,我今天向单位提交了申请到一线的请战书,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到那里和你并肩作战,你不孤单,国家文明的脚步越来越近,可能还有些地方未能完善,但是请你不忘爱与希望。我脑子里你还是那个瘦弱中倔强的你,相信你一定能在这场疫情中平安归来。”
看完后,我留下了感动的泪水。(PS:我现在不瘦啦。)
昨天的晚餐是煮成了米饭的粥加芹菜炒鸡胸肉。晚上,我继续和朋友视频聊天。那个不爱洗澡的朋友已经一周多没洗澡,她决定第二天洗澡。广州的芹菜十多块一斤,北京的朋友买了5个土豆,有大有小,花了十几块。有朋友开始听侦探故事,让自己和肺炎的信息有个短暂的隔离,调整一下状态。
我们讨论可以为环卫工做些什么,有人提议发放如何戴口罩的指南,考虑到环卫工的状况,可能有人不识字。我有个打印机,可偏偏这个时候坏了。有两个网友捐了钱给我,让我转给环卫工。我就跟大家讨论要不要为环卫工募捐。
我只是一个个人,很难保证透明化和公信力,不具备管理捐款资质。我会把已经收的钱捐出去,不再接受给环卫工的捐款。而且,这未必是他们当下的需要。对于我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捐款比较容易,而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更难。
今天天气依然晴朗。我早上七点多醒了一次,太困了就又睡了。结果昏昏沉沉地睡到快十点。起床后,我照旧先做了运动。昨晚有个朋友发了武汉物流协会志愿团队的联系方式给我。吃完早饭,我联系了他们,想看看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我想今天能跟环卫工多聊聊。出门碰到的第一个环卫工是昨天那个要给儿子和儿媳送东西的大姐。一开始,她有一些防备,她问我是做什么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只是志愿者,想要了解和记录环卫工的生活。她还是不解,让我不要拍照和录音,也不愿透露名字。她是老武汉人,说话有口音,有一些我没有完全听懂,能记录下的也有限。
大姐很健谈,她做环卫工一年多的时间,以前在一个厂里做核算员,45岁就退休了。现在的单位不再为她交社保。我说那生病了怎么办,她说她身体还好。她一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工作以来她从未请过假,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她都在街上打扫卫生。一天99%的时间都要站着。一天站下来,晚上腿都是酸的。有时候回到家都不想洗衣做饭。
她负责的区域是大概500米的街道。大姐说除了打扫的时间,环卫工会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观察着自己管辖的范围,哪里脏了就马上过去清扫,如果不是在打扫人们一般都不会看到他们。
她丈夫去世多年,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得了心脏病,前年在广州的医院做了手术,现在还要吃药,一个月千把来块医药费。儿子身体状态不好,能够选择的工作也受限,就开始租车开滴滴,有时候开几天要休息几天,收入也不稳定。大姐的工资除了保障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还要贴补儿子。
每个环卫工都有自己的管辖区域,休息的时候不能跟临近区域的同事聊天。大姐经常一天都不说话。她经常会遇到问路的人,很多人并不客气。有一些开车的人远远的招手让她过去。有一个问路的人在问完大姐后,又问了别人,大姐说自己明明指的路是对的,那个人却又回来指责她,还说“你就只能做环卫工”。所以她有时候都不想回应问路的人,她说自己并没有义务给别人指路,她只是好心,而那些路人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她说孤独和不被尊重很伤元气。
武汉封城后,为了生存她还是要继续工作。她每天11点上班,6点下班。家附近的超市10点才开门。她说她不能买了菜拿着菜上班,只能下班了后买菜,有些菜涨价,能买到的菜就很少。幸好附近有个酒店把一些菜便宜卖,她买了一些土豆和花菜。她花198买了100个口罩,却在休息的时候被人偷了。
临走的时候,我留了几个口罩给大姐。她跟我说谢谢,我可以在那条路上找到她。可是,我觉得自己还配不上她的谢谢。
在我看来,她的讲述是一个控诉,控诉社会的不公,控诉人们的歧视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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