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吻(七日书 day4)

译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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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眼前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正在激烈地争吵。

现在是我领政府救济金的第十个月。

第一个月,我住进了政府分配的难民营。我跟一个福建的哥们住在同一房间。那天我在餐厅吃饭,那哥们火急火燎地大步冲向我。门口登记的保安只见他一溜烟进了餐厅,忙跟在后面叫停他。我打着手语跟保安解释。那哥们头也不回,眼睛瞪得老大,除此之外没有表情。

应付完保安,他把我拽到咖啡机旁的角落里,神秘兮兮地露出裤子口袋里的东西。定睛一看,是我的身份证。那是他在七楼楼梯口的门边找到的。我刚想接过来,感谢他,一抬头,他还是那副骇人的神情。回忆涌现,父亲教训我时就这副模样,眼睛瞪得老大,除此之外没有表情。他嘱咐我把身份证藏好,千万别被别人看见。他经常替我操心,叫我在内政部面试时说自己未满十八岁,还叫我说自己是被拐卖到英国的。

我像烦我的父亲一样烦他。

第二个月,政府把我安顿到别的地方。终于不用再跟那哥们打交道了。

我住在一个叫德雷克的海滨小镇。我没有工作许可。微薄的救济金,大把的时间,很快就让我无所适从。必须找点事做。在我的住处,玄关右侧的墙上是一块公告牌,上面张贴着各种慈善组织和活动的信息。我给每一张公告都拍了照片,用手机破译了这些天书。

我看中了其中一张公告。那是一个读书研习的活动。第一周,我们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圣诞探案记》。没有读完,但以我读侦探小说十年的阅历,已经猜出凶手就是莉迪亚了。苏阿姨是领读我们的退休教师。周五下午,我跑去跟她分享了自己的推理思路。她说我的推理烂透了,但我的英语好极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在跟她用英文交流。后来,她推荐我去当地的社区大学上课。

中国人特别会应付考试。入学测验过后,我就被分配到了高基础的语言班。接着,我又顺利通过了随堂测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拿到学业证书时,我已经不满足于这些纸上功夫。我疯狂地说英文,就连做梦都在说。

我感觉心里痒痒的。

社区大学吸收了很多难民作为学生,我的同学亚当就是其中之一,他经常跟我一起踢足球、喝酒。他后来去慈善店做了志愿者。那天,在慈善店的橱窗旁,我一边用手数着口袋里孤零零的硬币,一边打量一把二手吉他。熟悉的身影从店内仓库门前一晃而过。亚当以一个铲球的姿势滑到我身边,露出十六颗大白牙。我们相互碰拳。我在柜台上递给他钱。他接过钱,数钱,打开收银机,关上收银机,打印小票,递给我小票。我接过小票,他又露出二十六颗大白牙。

我感觉心里更痒了。

带着这股抓心挠肝的火气,我找到了在镇上教堂工作的大卫。我告诉他,我想讲英语,我想做志愿者。于是,我被介绍到了现在的岗位上。之前,我每周一去教堂领免费的浓汤面包午餐;现在,我在教堂的慈善咖啡厅为其他难民准备免费的午餐。

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也没机会参加这次活动。海德公园的蛇形画廊要举办一个以中国新年为主题的现代艺术展。我的上司珊迪,不知受了哪个大老板赞助,弄到了一张门票。她送给了我。精美的卡片上用烫金字体写着“大展宏兔”四个汉字。

几天后,车票寄到了我的住处。我踏上了旅程。

我抵达海德公园。时间还早,我靠在一张长椅上静静等待。刚刚下过雨,土地还潮湿。我的鼻子似乎疲劳了,闻不到雨后尘土的香气。不久,我的眼睛也疲劳了,看眼前的人群就像数广场上的鸽子,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直到我的视野中出现一个亚洲面孔的人,接着是两个、更多。我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与我一样。

场馆前已大排长龙。耳边,夹杂着不同方言的中文此起彼伏。他们有些是游客,有些是留学生,有些是移民。我被挤在他们中间,像惊弓之鸟,生怕有人用中文跟我搭话。这种排队真是煎熬。

我告诉自己,我饿了,不能继续排下去了。我狼狈地脱离队伍,一头钻进附近的超市,扒拉来四镑钱的自选套餐。结账时,收银员清点完物品,示意我付钱,亮出极其标志的的笑容。他灿烂的大白牙闪得我一激灵。我一把抓住篮子里的饮料,以一个铲球的姿势滑到货架旁,把饮料归位,然后去酒精专区拎来四罐Budweiser的啤酒。

我重返公园,席地而坐,开罐独饮。

等我回过神来,已是下午四点半。展览已结束半小时。我竟然松了一口气。起身准备离开。

“拜托你们能不能不要提那么蠢的问题?”一句刺耳的中文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循声望去,在展览的场馆旁有一个设计成八角帐篷外形的开放式前卫建筑,里面摆放着桌椅、酒柜,刚才排队的客人正聚在里面。

我翻出口袋里的门票,背面赫然写着,展览结束后有免费的酒水可供享用。

一个穿红色晚礼服的女人笔挺地站在那个帐篷最边缘的位置,侧对着我。她右手端庄地举着香槟高脚杯,左手指着自己的正前方的一个穿牛仔外衣的中年男人。那男人用手捻了捻脖子上的金链子,就像和尚转念珠,支支吾吾地念叨些什么。

女人根本不给男人解释的机会,“难道因为我在英国,因为在这个艺术馆工作,就一定每天都会遇到名人吗?你在中国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大街上遇到名人呢?”

我凑上前去看热闹。

那个男的又提高了音量,想在气势上压倒女人。但他小看了她的妙语连珠炮,次次加大音量,次次被镇压。如此五六次后,他节节败退,连连摇头,踉踉跄跄地朝帐篷外撤离,差点被自己肥大的裤腿绊倒。

我接住了他。问他因何事而与女人起争执。他说他是中国来的游客,那个女人是这次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展览结束后,他向她搭讪,刚说没两句,就吵起来了。

“你对她说什么了?”我问。

“我就问她,”他的目光突然被什么东西吸到了我的身后,慢慢上移,好像可怕的魔鬼突然从我背后耸现,“问她在英国是不是经常能遇到阿黛尔。”

我猛一回头,是魔鬼般精致的面容。干练而锋利的短发,潇洒而冷艳的偏分刘海,猩红的眼影,妖娆地扭成8字形的耳环。她在冷笑。

我震惊了一秒,沉默了两秒,然后放肆地大笑了三秒。

我告诉那个男人,“你说的没错,英国确实遍地是名人。上次我在超市,忘了带银行卡,阿黛尔正好路过,帮我付了账,”我借着酒劲表演了一段哑剧,“你现在去前面路口的公交站台坐十分钟,说不定查尔斯王子就会跟你上同一辆车。在中国你可遇不到这事!”我手舞足蹈,胡言乱语。

“你就陪他瞎掰吧,我要下班了。”她哼唧一声,转身离开。

我叫住她,右手抢过她手里的酒杯,“为什么这么上火?”左手举起一罐没开封的啤酒,晃了晃。

她示意我可以为她斟酒。

“他们提问前都不动动脑子。这些问题问出来,不是纯粹让我难堪吗?”喝完第一杯,她指了指身后的那帮客人。

“我在这里遇到好多中国人,明明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别人打招呼,却偏要表现得那么小气。有时候别人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竟然假装看不见。”喝完第二杯,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我不敢想象他们能忍受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十年、二十年。我从来没去过自己的老家。我在广东待了五年,杭州五年,北京五年,上海五年。我在伦敦已经待了五年,我不敢想象自己还要再待五年……你呢?是来留学的吗?”喝完第十杯,她指了指我。

老天,我还是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是的,以前是留学生,”我差点被评上社区大学的年度学生。

“学什么专业的?”

“英语文学,”我读过《波洛探案集》。

“现在做什么工作?”

“翻译,”我帮福建那哥们跟保安打手语。

我一口气回答了三个最难堪的问题。但这是值得的,她从原先的怒火中烧,变得只是稍微有些咄咄逼人。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这种强势的人。我知道很多男人,他们需要那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女人,他们会在一个熟悉的地方,陪自己熟悉的人过一辈子,但我不是那样的女人。”也许是因为酒精,她的表达欲特别强。

“可是你也得承认,”我的嘴唇已经麻了,“那些听话的女人根本没有吸引力。真正有魅力的人,永远是有主见的。”

“可是她们有市场啊,而且很大。”她用手指缠绕着地上的草打转,视线根本不在我身上。

“那也不能证明她们就有魅力……”我忽然意识到什么。眼前的这个女人,不正是最有魅力的女人吗?她指着别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炫耀我根本听不懂的现代艺术的术语、大谈自己正在阅读基辛格的《论中国》,多么傲慢,又多么可爱!

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她倒吸一口气,脸上铺开丝绒般的红晕。

我疯了。血液直冲颅顶。我吻了上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猛地推开她。

我在做什么?

还没等我回过神,她又猛地抱紧了我。

为什么?她为什么不扇我一巴掌,她为什么不报警?她那么聪明,那么敏锐,却看不穿我骗人的把戏?她毕业于著名艺术院校,从事体面的工作;而我,没有收入,甚至没有身份,是个十足的失败者,十足的骗子。为什么如此深情地拥抱一个人渣!

我好委屈,“哇”得一声,哭了出来。她也哭了,声嘶力竭。两个泪人就这么紧紧抱了好久。

那天以后,我们就没再见面。珊迪问我那场展览怎么样,我随便糊弄了她几句,也就再没提起这件事了。我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那样的女生了。她是社会的精英,是理性的代名词;她又那样自大、那样迷人,以那样一种姿态哭泣。

我永远也无法知道她哭的原因了。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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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师姐说说笑笑,通了七窍/文学/翻译/笑话/人生智慧/与言论审查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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