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 在国内发展回顾

2006年，TaranaBurke创造了”Me too“这一口号，帮助在性侵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女性。2017年10月，《纽约时报》爆出好莱坞王牌制作人HarveyWeinstein涉嫌性侵数十名女性，随后好莱坞女星Alyssa Miliano在社交网上用#Me too将这一事件推向高潮，并引起更多女星的跟随爆料。12年之后，Me too已经成为了席卷全球的反性侵运动, 美国、欧洲、亚洲……

一、me too在美国

二、METOO燃至国内

2015年-2018年，性侵事件频繁曝光，从幼儿园红黄蓝到高校，最近的文艺圈。

近期文艺圈爆料：

章文

7月24日，一名女性匿名发表了《章文，停止你的侵害！！！》一文，指控前《瞭望东方周刊》主笔、现《中国新闻周刊》编委章文曾于今年5月15日对醉酒后的她进行强奸，之后又在她小范围公开事件后对她发出威胁。

随后章文发表了声明

章文及其律师的强硬表态也激起更多人实名揭发。其中，大陆青年作家蒋方舟、易小荷也在朋友圈揭发章文曾对她们摸腿骚扰；视觉艺术创作者王嫣芸（曾用名：苏紫紫）也实名揭发章文

而章文又公开发文回应，声称强奸指控事件称“出于双方情愿”，以两人之后又曾有联络佐证，以及攻击对方“大学时就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同时，他也攻击蒋方舟“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章文还威胁称，他“将视对方举动依法采取进一步行动，将择机披露事件全过程”，或意为以公开指控者真实身份作为威胁。

张弛和孙冕：

作家春树揭发作家张弛、《新周刊》创始人孙冕曾对她性侵。

朱军

三、观点&疑问

一、权力及其保护伞下，是否还有“自愿”？

台湾以“权势性侵”去定义那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的“性”，这包括利用权力使自己在“性”上获益，比如与对方发生性关系，性骚扰对方等。台湾专栏主编Audrey Ko称之为：“以权力狩猎，交换自己性征服的战绩。”

这种权力不对等，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权力”，包括了任何在家庭关系、职场位置、师生关系、年龄差距、不同性别、性知识的丰富程度、社会地位等双方的差异中，所存在的一种权力不平衡。

高校教师的话语“霸权”分析

高校学生和老师的不平等是长期话题，中国的导师制实际杂糅了欧洲的“导师制”、美国的“老板制”、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师徒”，“导师制”类似于学徒关系，因为规定严格，不会出现学生成为老师“家仆”。

而老板制是一个教授带着一群博士和研究员一同坐项目，教授用研究经费负责团队的开销，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因为“老板制”存在雇佣关系，会存在倒是权力过大问题，美国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可以向自己的工会寻求帮助。

在师生关系中，老师在年龄、阅历、社会资源、行为调控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硕导、博导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能否评奖、发表论文、顺利毕业乃至获得就业推荐等，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权力空间失衡下的异化与扭曲，又造成伤害发生后，一方在人脉、舆论、公关方面的强势打压，如校方与教授的权力共同体现象：

南昌大学周姓教授性侵女生发生后，被害女生找到学院院长，却被告知要以学校和全体师生名誉、前途为重，不仅没有及时站出来惩罚涉案教师、保护学生权益，反而不断遮掩、示意学生忍耐。

学生在受到侵害后，难以维权。北航陈晓武、厦大吴春明、北大沈阳，都是在借着对自己所带学生的“生杀大权”，瞅准女生担心前途受阻、胆小怕事、羞耻心重等心理特性，不断套路学生、进行“性掠夺”的。

难以维权的背后，是学校和老师结成了利益联盟。教授的名誉关系到学校的声望、学校的实际利益，教授受到攻击便是学校利益的损失。在这场游戏中，校方与教授结成攻守同盟、成为同一阵营的队友，而学生群体却被成为势单力薄的对立方。这场对垒，一开始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然而“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性侵发生后，很多人不去指责加害者，而是不断追问受害女性在行为穿着、反抗程度、获利动机等方面的细节，试图挖出一切细节佐证侵害背后是出自“自愿”。

这种指责受害人、为加害者开脱的行为，只会加剧性侵者的肆无忌惮，增加被害女性在遭受创伤后的心理压力、精神负担，导致很多女性在受到性侵后产生巨大羞耻感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等认知失调，转而选择沉默、回避等消极态度，使伤害本身不断恶化、升级。

这类广泛存在的观念和指责，也增加了女性受害后维护正当权益的成本和顾虑，也就变相增加了对“性侵”的宽容，同时性降低了性侵行为的社会风险，进而降低了社会在女性保护方面的安全度。

二、若“自愿”不可证，什么才是许可的边界？

长期以来针对性侵害防治的教育宣导，多以No means No为诉求，但是这样仍然将性侵害的发生归咎于被害者，却忽视加害者有确保性行为发生在自愿情况下的责任。 No means No代表任何人有权利拒绝不愉快的性要求、有说No的权利，然而许多的性侵害被害人可能连说不的能力都没有就遭到侵害。

“only YES means YES”“没有同意，就是性侵”的倡导，就是强调性主动的一方有责任确认对方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同意」性行为，而不是用「没有说不就等于愿意」的模糊态度侵犯他人。同时，only YES means YES也是鼓励「沟通透明化」，避免「性同意」成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争议点，也能降低对性行为双方造成伤害的可能

only YES means YES 没有同意，就是性侵

四、8到28，可能经历的7次性骚扰示例

女生从小到大可能经历的几种性骚扰：

小学-熟人和亲戚

2017性侵儿童案例报告2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中，受害人超过606人，女童遭遇性侵占比为90.43%、男童遭遇性占比为9.57%。熟人作案占比高，家庭成员性侵占比上升。

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这一数据尚不包括表述为“多名儿童”等概数的情况。

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近期曝光案例发现，女童遭性侵案件中，农村已经成为犯罪的高发地，留守儿童成为性侵对象。

在幼年时期，能够为儿童提供保护的是家长、监护人，家长和监护人应当树立相关的意识，不要给加害人可乘之机。

高中/初中-公共场所

警惕公共场所的咸猪手：泳池、公交车……

大学-老师

警惕以奖学金、推荐信等名的诱惑，和以考试成绩之名的威胁。

职场-上司/客户

据许多调查显示，中国的职场性骚扰现象非常严重。如2012年举办的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研讨暨经验交流会披露.在北京，受到性骚扰困扰的职场女性高达40%以上，而在受到职场性骚扰的女性当中，20至29岁的年轻女性比例最高，有57.5%受到性骚扰，数字非常惊人。但只有45.6%的被骚扰者会明确警告骚扰者，会向单位人事部、工会或管理者投诉的员工也只有34.3%，选择屈从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受害者高达54.4%，多数受害者都选择了隐忍或离职。另外，根据中国职场调查显示，大约每25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个遭遇过强行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