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等于亲美吗？

我自认是个铁杆的自由派。这大概跟鄙人的出身有关。我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北方省城上了一个注重英文教育的学校。在这个退休国企工人和省城庞大的官僚机构占了人口多数的地方，我的家庭和我的学校可以说是“人文渊薮”了。那时候还是胡温掌权的时代，一切都比较宽松。家里可以接收到香港电视的信号，订阅的南方周末在讨论在内战中战死的国民党将领的功过，老师在课堂上对时局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也许他们只是借机对着小孩子们发发牢骚，不曾想到他们所说的会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大的影响。

到了北京上大学以后，我觉得一下子失去了思想上的同志。那时候大概是“公知”在网上被骂得最厉害的时候，学校也是讲政治的，没有邀请什么政治倾向明显偏自由派的人。要求中国人都有自信的张维迎，确实来过一趟。三五好友虽然关心的问题差不多，可是思想的底色还是不同的。我是要自由的，可我当时的好朋友坚持平等第一。

当时的舆论场，是被司马南等一众网左把控的。我毫不怀疑，这是当局搞的鬼，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胜利。” 他们把赞同坚持要继续搞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知识分子搞下去，至少把他们的名声搞臭，把那些还想说话的人吓回书斋里去，而让没知识、没文化的ideologue和庸俗的市民文化占据文化的主流。我当时在B站上看到青年人穿着洋灰色粗布军装，戴着65式军装的红色臂章，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这个时期。而留言板里，也净是“人民万岁”、“教员回来了”之类。有一个国企老员工在主流媒体发文“另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大约也是此时。

这一切似乎都在上海封城的末期被打散了。四通桥的横幅、乌鲁木齐中路的呐喊、大学校园里的集会，都让我明白，原来人们的想法和我一样。那一张张被口罩遮住大半的脸后面，想的事情和我一样！这让我备受鼓舞。德不孤必有邻，诚哉古人。

之后，我来到了美国上学，读法律。实话实说，我是带着基督徒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心情来到的美国，想看看这个宪政民主传统两百年不断的地方和她的人民。经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融入的过程，平心而论，很不轻松。

美国的右翼，以Mike Gallagher为首的，把中国视做敌人，不区分你的政治倾向。这一波人，本身也不了解东亚，而视中国人为洪水猛兽。一个例子就是一位来自Iowa的共和党人，主张取缔对所有中国人的H1B工作签证。我想这其中大概有两个让每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提心掉胆的事。第一就是中美台海的摩擦，第二就是特朗普如果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冲击。

先说第一件，如果中美就台海开战，我该如何自处？平心而论，美国的内政确实比中国搞的好，换言之符合我这个自由派的口味。可是美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在我看来完全是霸道，而非王道。这大概跟foreign policy完全由executive branch掌握，基本不受另外两支制衡有关。而不受制衡的权力肯定是胡作非为的。而可能出现的美联手日本自卫队干涉等等，更是触痛了我的敏感神经。更不用说台湾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了。《巨流河》、《胡适先生晚年言论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一下变成了外国书、外国电影，那是我不能接受的。

经由台湾这个事情，我彻底明白了我在某些事情上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刻在骨髓里改不掉的观点。我明白了我永远是个“中国的”自由派。在美国，也最多到拿绿卡这一步。

把自己的定位想清楚，是件很重要的事。比如我究竟要在美国做marginalized的亚裔美国人，还是以他山石攻自家玉，保留住自己的政治认同？目前来看，我还是想要后者。未来或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