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中，我感受到的痛苦和我需要的心理治疗

汶川地震的时候，说到心理援助，主要针对在灾区的人。武汉肺炎，科普的是“替代性创伤”，叫刷手机的人远离负面新闻。2008年，电视机前的人和身处灾区的人，通过电视直播和其他报道，一定程度上共享着对灾难的认知。而在今天，一个在武汉新型肺炎定点医院的人和不在现场的人，一个刷微博的人和看新闻联播的人，一个有医学或新闻背景知识的人和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可能看到的是截然分裂的图景。这就是为什么，比起心理援助，更需要的是自由的媒体报道。信息流动能够弥合人们之间割裂的认知。共享的知识是疗愈的起点，真实自有其力量。发生的事情被讲述被看到，个体和社会共同推动现实层面的改善和变化，真正的创伤疗愈才能发生。

——直白地说，让我痛苦的不是看了太多负面信息，而是无法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无法理解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也就无法知道作为个体的我和这个社会，可以做什么。

由于武汉肺炎疫情取消出现计划，一人一猫过年的这几天，我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超过了15小时，每天吃两顿饭，几乎没有出过门，崩溃大哭了一场。我决定记下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