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淺談台灣悔悟文化，寫於2016年8月

悔悟是為了追溯出壓迫的能量，指認它，消解它。

誠如蔡英文所言，今天的道歉只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總結。

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總統與其團隊似乎仍未深刻意識到自己正在創造一種前所未見的文化。而機會只有一次。

所謂的「悔悟文化」（Culture of Contrition）。

這個概念在當代歐陸已有相當豐富的討論，不意外的，多是從德國納粹這段歷史出發，展開討論。它多以悔悟政治，或者是道歉政治（The Politics of Apology）呈現。也就是一個國家要如何建構起自己的悔悟文化；堆砌起一個「道德國家」（Moral Nation）的工程。

人們當然不解，為何蔡總統從520到現在持續道歉，一切卻還是如此空洞。令人迷惘。

所謂政治上的悔悟與歉意，它通常需要既定儀式展演，傳遞符碼；更重要的，政府正式公開表示歉意後，後頭立即跟上一本又一本的法案，大抵關於權利恢復，不正義的補償，關於壓迫與受傷害的真相調查等等。也就是說，一個文化的構成，需要儀式與法律設計等去撐起一套論述。

關於政府虧欠了誰，如何虧欠，以及如何彌補。

但更重要的是，對德國人來說，所謂的悔悟文化，是重新建構起關於「德國人是什麼？」的認知框架。也就是：社群定位乃至國家定位。

這裡面，最有名的例子還是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的社民黨領導人Willy Brandt在當時還是蘇聯紅色鐵幕下的波蘭首都，華沙猶太抗爭紀念碑前下跪一景，令人印象深刻。

華沙猶太抗爭紀念碑（Warsaw Ghetto Memorial）是紀念1943年遭德軍佔領的華沙猶太區發生的反抗犧牲者。當時抗爭的近因為，境內猶太人為了反抗納粹將他們遣送至Treblinka集中營，而發生的抗爭事件。而Treblinka集中營在1943年為納粹旗下專門執行最後手段（Final Solution，也就是死刑）的囚禁區。

Willy Brandt當年這麼一跪，在許多記憶研究與戰爭研究的學者眼裡，無疑是自此定義了戰後德國的道德框架。以英文來說，就是Germany on its knees：屈服的德國。

向什麼屈服呢？向一身挫敗與死亡氣味的歷史，與向明目張膽、具體的罪行懺悔。

通過這一跪，Brandt普遍化了納粹的歷史責任：這不只是參與過納粹人的問題，這是所有德國人民的責任。Brandt定義了德國人的身份：德國人是一個孵育出納粹的民族。同時，Brandt也具象化了這個責任的沈重度與範疇。

換句話說，德國人的困境不在於納粹與其作為本身，而是：為何德國社會會孕育出納粹文化？

這是這個責任得以跨越世代，一再被提及，激辯，乃至不斷帶動後續作為的關鍵。也因此，關於納粹而起的悔悟文化並不會因納粹即將凋零殆盡而終結。因為那是現今德國人藉此定義自己是誰的主要憑藉。

而Brandt這一跪其實還蘊含較為複雜的一層：1968年西德學運引發社會內部對於西德政府快速向英美法傾斜的批判。換句話說，在多重政治形構中，所謂的「屈服」事實上亦帶有負面意涵。

儘管爾後許多專家學者關於德國針對二戰與90年代統一後的轉型正義仍多有不同意見，包含猶太人躍居受害者中的霸權位階，許多非猶太裔的波蘭人至今仍等不到物質上的賠償與安撫。以及關於德國境內去納粹化始終不夠全面的挑戰。關於德國做為一個什麼樣的道德國家，至今仍受到諸多挑戰，比如說近期的難民問題。

無論如何，假使我們援引上述操作定義框架審視今日蔡政府的道歉時，便可看到那些顯而易見的讓人為難之處。

比如像是昨日便看到諸多原民運動人士提及的場域問題。為何總統會想在殖民權威中心或說是國家權力中心「接見」原民代表，進行道歉。

可怕的是，縱使放過這一部份，在文稿中，台灣人民仍舊遇到認知上的困難。比如，指認歷史責任。

總統文稿確實指出部分責任事證，包含原民自治問題與核廢料。但誠如文稿隱藏的訊息，原民族群承受的壓迫是雙元的：一層來自國家，一層來自族群間在社會經濟生活上的相互競逐。

事實上，總統文稿並未注意到所謂的「和解」，不僅僅是國家與原民之間的共同期待，和解也必須在不同族群間發生。因為總統的任務不僅在於替荷蘭人，鄭成功父子，國民黨政權與過去民進黨政府道歉，更重要的是，為何整體台灣人民必須肩負起和解的責任，同時，為何是我們？

也就是說，通過文稿，非原民族群「置身事外」的認知基礎並未被打破。

這份文稿喊話的對象不應只是原住民，而是全體人民。假使真如總統所言，真相與和解唇齒相依到就差那麼一個S的話。那麼，真相的關鍵不在於揭露傷，而是在於揭露造成傷痕背後的「緣由」，與指認這中間「各族群」彼此在競逐過程中「如何」造成傷。也就是傷的脈絡。

但此刻，人民只能跟著期待彼此可以建立起一個正義多元平等的國家，卻不知道自己要站在哪個戰鬥位置。而原先的社會實境到底是有多不平等，而這一切與其餘族群何干？還是留下一串問號。

似乎，從520到今天，總統已經表達多次歉意，在台灣人民的感受面上，仍舊沒有具體感受到「道歉的責任」也壓在每一個你我身上。因為連續幾篇文稿並未有效「挑起」整體社會與原民族群和解的必要意識。

面對傷痕與對自身歷史責任的茫然，不是幾個法案與賠償金便可獲得解謎。如果，在日常記憶這一塊，我們終究只能記得那個英勇卻又相當沙文的莫那魯道，或是戰後遭國民政府迫害的高一生一家等案件，所謂的不公也就僅僅是在「流血」之後，才能被看見。

而這是台灣原民問題比戰時納粹更難解的部分。
暴力並非總是顯而易見，魔鬼總躲在日常裡。

關於為何台灣是一個可以一直持續對不同族群發動欺凌與歧視的問題，我們終究得不到一個答案。關於仇視的能量，總是源源不絕。

而這是台灣悔悟文化在可見的未來裡，將會出現缺口的部份。
偏偏這才是悔悟文化為何重要的關鍵。

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國家的道歉政治學裡面，表達悔意從來都不是為了消弭國家與人民之間本質對立的事實。換句話說，不會因為多幾場道歉，人民就可以放心國家跟我們站在同一條線上。

應該努力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本質的矛盾與緊張是否能因這一場悔悟文化工程中被舒緩，甚至將國家帶到較貼近人民的處境中。

儘管很難。

提出德國的案例也不是為了建議總統跟誰下跪，只是我真沒見過讓人上門接受歉意。

比起柏林與華沙的距離，台北與各部落間的距離應當不算太遠。更何況，對身為部落子女的總統來說，這不正是回家的概念嗎？

總歸來說，這一切悔悟舉措的根源都是為了追問（如果真有台灣人這個政治分類範疇的話）：

「台灣人，你究竟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