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说出，沉默和示出

说出，沉默和示出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Žižek, “Saying, Keeping Silent & Showing”, Philosophy Now, Issue 159: December 2023 / January 2024,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59/Saying_Keeping_Silent_and_Showi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不能说的，就沉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1

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这个命题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禁止了不可能的东西。可为什么我们应该禁止一个本身就已经不可能的东西呢？答案相对来说很简单：如果我们无视这个禁止，那么我们就会生产出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没有意义的陈述，就像在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中思考本体领域那样。（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在谈到对乱伦的禁止时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说它让不可能变得可能了：如果乱伦必须被禁止，那么这就意味着违背这个禁止是可能的。）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那就是德语的nicht…kann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指字面意义上的不可能性，也可以指道义（道德）上的禁止：“你不能这么说话/干！”因此，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本人所意图的彻底本体论意义上解读这个命题：有一些东西是没法谈的，比如说形而上学的思辨；也可以在循规蹈矩的道德的意义上解读这个命题：“不该谈的就闭嘴！”

但伦理的命令恰好与这种循规蹈矩的“智慧”相反。你没法像在今天的某地一样对像大屠杀或大清洗或殖民灾难这样的恐怖沉默以待。我们必须把它们说出来。那种同语反复的犬儒智慧“不能说的，就保持沉默”，正好与这个伦理命令相反，因为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它的意思就是：就算你知道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也不要谈，因为谈这个太危险了。

那么，字面意义上的同语反复又怎么说呢？“不能说的，就沉默”定义了诗：诗是把不能说的东西放进文字——唤起它——的努力。对像大屠杀那样的创伤事件来说恰是如此。一切描述恐怖的散文都无法呈现它带来的创伤。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后诗不再可能”——说错了，因为只有诗能做这个工作。诗把不可能性写进语言：当我们不能直说某个东西却又要强说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重复、推延、拐弯抹角、惊人的删减等等。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古诗之“美”（对称的韵脚等等）是次要的；首要的是，诗是一种补偿这样一个基本的失败或不可能——即没法“（用语言来）传达”(communication)——的方式。

但这不是维特根斯坦关于“传达”的定论。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就已经引入了另一个术语，即与“说出”(Sprechen)相对的“示出”(Zeigen)，“露出”或“（被）看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ss zeigt sich.（不能说的，会自己露出来。）

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就是Was man nicht zeig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prechen（看不出来的，就必须说。）这是一种庸俗的，常识性的看法，因为它把“（被）看出”简化为“明明白白地放在我们面前”这个显义，比如说，看出人的外在。因此，这句要论证的是，只关注人的外表，就会忽视这个人更深层次的精神真相——这个真相看不出来，只能用文字来描述。与这个论证思路相反，我们应该聚焦于这样一个基本的黑格尔式的问题：不要问“表象(appearance)之下的秘密是什么？”，而要去问“为什么一个东西首先要表现出来(appear)？”

简言之，维特根斯坦的“示出”与和被隐藏的东西相对的“表象”无关。毋宁说，这个“示出”是表象的一种形式，即在我们只关注表象时忽视的那种表象。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主张，真正的秘密不在表象之外，而在于“表现”的形式本身：对他们来说，这个秘密分别是商品的形式，和梦的形式。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和他们的思路是一样的。

示出(zeigen)和沉默(schweigen)之间的差异在于，沉默是一个行动（我决定不说话，这意味着，我已经在说话的领域中了——石头不会“沉默”），示出则不由自主地发生：它是我在说话时做的事情的副产物。我不会（也不能）决定示出什么。维特根斯坦以多种形式表达过这个洞见，比如说“能看出的不能被说出”。我们不应该把它解读为在言语之外还有什么说不出来的深刻真理。相反，不能说的，完全是说的一部分——它是通过说展示出来的那个形式；它是我们在说某个东西的时候做的事情本身。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例子“诚实”之外再加上“尊严”的例子：谈论你自己的尊严或诚实不会让你变得有尊严或诚实。相反，诚实和尊严只能通过做，通过像一个诚实或有尊严的人一样行动被示出。这让人想起我常说的“休·格兰特悖论”（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的一个著名场景）。在主角试图向他爱的人表达他的爱的时候，他陷入了磕磕绊绊和混乱的重复；可正是这个在以完美的方式传递爱的信息上的失败，证明了爱的真实性。他在说他的爱的失败中示出了他的爱（虽然我们当然也能有意图地伪造这样的失败）。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维特根斯坦版本的“不存在元-语言”，即一个说话行动不能把它自己的形式、它自己的行动纳入它说的东西。约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他的概念“本质上是副产物的状态”中把这个特征说得一清二楚：

一些心理和社会状态有这样的属性：它们只能作为为其他目的采取的行动的副产物出现。也就是说，它们永远不可能被精打细算地、有意地造成。因为这样的尝试会预先排除你试图造成的那个状态本身。我把这些状态称为“本质上是副产物的状态”。很多状态可能作为个体或集合体的行动的副产物出现，但这里说的这种状态是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状态构成的子集。这些状态中有一些非常有用或可取，所以，我们忍不住会想把它们弄出来。我们把这样的尝试称作“意志的过度”，它是一种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也许还会越来越盛行的傲慢。

（《本质上是副产物的状态》，载《社会科学信息》，1981年第20卷第3期）[1]

在埃尔斯特提供的众多例子（比如说“好的艺术让人印象深刻；但旨在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很少是好的艺术”）中，我们应该提到真实和真诚的话题。“真诚与真实这些词，和智慧与尊严那些词一样，在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总会隐约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这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与这些词相应的状态本质上是副产物……通过谈论别的东西来点出不能点名的东西是一种苦行，它和自鸣得意不搭。”[2]在这里，埃尔斯特提到了“不能点名的东西”，这个词又把我们带回到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可以说，真诚和真实不能被点名，我们只能通过实践它们来示出它们。这个教训对真实性崇拜造成了沉重打击，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崇拜就盛行于我们的文化之中，近来的跨性别意识形态更是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忠于自己；不要害怕，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根据伯特兰·罗素（在《逻辑哲学论》的英文原版前言中），关于不能说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还是说了很多。按这个著名的调侃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关于埃尔斯特所宣告的“不能点名”的维度，他也说了很多？但这种指责没有抓住重点。当然我们可以谈论一个说话行动示出了什么，但不能用第一人称来谈：我不能说自己真实，说自己有尊严，等等。如果我这么做的话，那么，我就破坏了我的真实或尊严，后者只能在我的行动中自己露出来。我们也应该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理解“没有元-语言”这个陈述：我不能把我的宣告（它可能示出尊严）的立场纳入我自己被宣告的内容。

对今天全球政治空间的两极，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取消文化来说不也类似吗？2023年9月29日，拉夫罗夫“表示他们准备好就那个问题展开讨论了，前提是要考虑到当地的局势和他们的安全利益”。这意味着：“我们准备好和谈了，条件是你们要接受被我们占的领土是我们的一部分，并且你们要从根本上改变你们的政治……简言之，条件是你们投降”。反殖民批评家也经常以相同的思路来对西方自由派的做法提出质疑，他们声称，对西方自由派来说，民主交流就是在秘密地把西方的自由民主逻辑强加给别人，所以，加入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实际上就等同于向西方的价值观屈服……拉夫罗夫以最纯粹的形式说出了反殖民批评家的逻辑。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拉夫罗夫是在说和谈，但他用他的话示出了和谈的反面——一种粗暴、排他地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别人的做法。

沿着同样的思路，我们很容易想象，在造成这样一个（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现实——包容和多样性被反转为一个系统性排除的程序——的时候，黑格尔一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智力高潮。因为他会问，“在那帮子自由左翼真的是到处取消演出、取消戏剧表演、取消电影放映、取消讲座和谈话，到处取消这取消那的同时，他们还能嘴硬说‘取消文化’只是右翼的幻觉多久？”[3]取消文化充斥着一种“不讨论的立场”：它不但要排除某个人或某种立场，还要排除讨论本身、排除支持或反对排除的论证的对质。在这里，黑格尔会调用拉康所说的，被宣告的内容和宣告的潜在立场之间的差距。换言之，他会指出，你号称支持多元和包容，但你在行动上又是通过排除所有那些不完全赞同你自己对多元和包容的定义的人来支持多元和包容的——所以你做的，就是永远排除各种人和立场。这样，为包容和多元而进行的斗争催生了一种类似于史塔西的怀疑和谴责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私人评论会让你在公共空间中被除名……在这里，我们面对的难道不是一个极端版的，“吃掉最后一个食人者”的笑话吗？“我们群体中没有人反对多元和包容——我们刚把最后一个反对者赶出去……”[4]

所以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虽然取消文化谈论多元和包容，但它却示出了一个极端的排除立场。这种反转——从包容到排除的反转——也遵从了一种深层次的，黑格尔式的辩证反转，也即，外部威胁和内在对抗的换位。就像埃尔斯特在谈到今天流行的那种认为民主受到威胁的想法时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反转那个常见的断言即民主受到了威胁，肯定民主就是威胁，至少从它目光短浅的民粹主义形式来看如此。”[5]就像在取消文化这里一样，在人们以一种示出极端排除的方式来实践包容和多元的时候，对包容和多元的威胁就是包容和多元本身。

[1] ‘States that are Essentially by-products’, i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20, no.3, 1981.

[2] Ibid.

[3] 引自Banning free speech in the name of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is the Fringe’s sickest joke’, by Suzanne Moore, msn.com。

[4] 这个笑话的原版是：我们这里没有食人者，我们刚把最后一个食人者吃掉。——译注

[5] Some Notes on ‘Popu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46, no. 4,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