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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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镰刀下，这个世界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恐慌和停滞。在新闻网站上，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于亲朋好友的病痛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几乎只有叹息，哀嚎和哭泣。在西方世界陷入停摆的这个月，几乎所有已知的行业都已经被暂时关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申请失业救助。在美国，有660万人在4月申请了失业补助，意味着实际的失业率已经接近15%，是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的数字。更加令人悲观的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所造成的冲击，经济学家预测这个失业率即使在2021年也难以看到好转。

主宰着实际秩序的仍然是越来越为庞大的政府和公司们：在网站上和邮件中的轰炸里，它们一再让全世界惊魂不定的民众拥有信心和勇气，来去齐心协力克服这场危机。而他们，会成为这场危机中的中流砥柱，来领导所有人共克时艰。自身履历的匮乏和对于不相信他们所带来的更大的不确定性驱使着更多的人正在进一步遵守着政府的规定，而暂时性地忘记在疫情爆发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如何无数次忽略或者不向民众提前警告即将来临的危险。

需要通过"必要商业（essential business）"才能够维持运转的各大销售和物流公司文采飞扬地在网站上歌颂和致敬着他们勤劳而坚韧的员工。而这些往往收入寥寥，被人忘记的最普通的底层员工如今成为了维持着这个社会勉强运转的首要动力。然而，在歌颂与致敬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早在新冠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巨型企业就饱受指责的种种对于这些员工粗暴而危险的对待方式，以及透过这些压迫能够明显观察出的经济与种族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待遇。

如今在美国，最客观的“必要商业”就是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一大代表作的超市。对于超市员工而言，作为“必要商业”继续运转的他们没有感到丝毫的荣幸和自豪，而是巨大的担忧与恐慌。自由撰稿人金.凯利（Kim Kelly）采访到的一名超市员工简截而了当地描述了他为何并不荣幸：“没有医保的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必要员工吗？”

凯利采访到的多名员工都发出了非常类似的感慨。作为薪资最低，没有医疗保障，经常要签署协议放弃组织工会权的基础员工，他们多数没有接受过什么进行应急工作的训练，也自然不会在申请工作时思考这些严峻的问题。相比于医生们，一名全食超市的员工感叹道：“有很多关于我们和医生一样重要的言论；是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得到的报酬少了很多，而且医务工作者对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有更多的了解，而我们还没这种破事做准备。”

在这场员工们为了生存而抗争的故事中，一个令人有些意外地登上舞台的主角，是总部位于加州的连锁超市“乔氏（Trader Joe's）”。这家连锁店以超市中充满亚热带风情的装修，以自己的独立品牌为主打销售，主打可在持续性发展和良心养殖，以及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而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看惯了以沃尔玛为代表的零售巨头拒绝给员工提供医保，并经常性要求他们超时工作的很多自由派年轻人，对这家超市的工作环境往往有着一种别样的欣赏。在福布斯的排行中，乔氏在2019年被评为“最佳雇主”。

然而，这一切对于基层员工而言都恍若泡影：在许多商店里，几名员工在佩戴手套工作后遭到了管理方的警告和斥责，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在传达着“超市里不干净”的负面形象。直至今日，他们依旧没有对于员工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手套，护目镜等个人防护设施给予肯定的答复，也没有从任何方面资助选择佩戴这些设施的员工，将许多拿着每小时不过11美元的底层工资的员工的工作条件置身于极端的危险中。

在西雅图--美国新冠疫情最早爆发的地区，一名已经在乔氏工作了十年的收银员在2月末决定公开告知管理层他们不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施可能面临的危险。然而这名收银员后来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管理层对这些要求十分冷漠和傲慢，警告这名员工不要再继续传播恐慌。三月初，她和三名同事同时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疑似症状，被迫请了一个星期的无薪假。在这段时间内，她没有收到管理层的任何积极的反应和对此前态度的悔意，反而被进一步警告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可能染病的信息。一周之后，她的情况没有好转，只得继续在家中休养。为了避免事情闹大，乔氏超市给她提供了三周的有薪休假，但是她被要求不要在社交媒体传播消息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她还没被确诊”。在三月份的混乱阶段中，想要获取一份新冠肺炎测试对于普通人而言，简直难于登天。

这当然不是乔氏超市对待员工最终极和最明显的压迫，因为这个“荣誉”还要属于他们长期拒绝员工成立工会的行动。早在2016年，《纽约时报》就报道过他们百般阻挠员工集会的举措，包括威胁讨论工作环境的员工面临罚款解职的可能性，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间相互交谈，以及实施“员工必须永远保持微笑”的强硬要求。每一次员工在组织工会的网站上签字来表达意愿，乔氏超市的管理方往往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以通过时间让热情降温。

当一份由超过一万名乔氏超市员工在工会组织网站上签署的，要求提供危险津贴的公开请愿书开始在3月16日流传之后，乔氏超市采取了相差无二的对待态度。相比于立刻提升员工的薪水以保证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管理层设立了“特别奖金池”来鼓励员工继续进行工作。根据计算，平均分下来每个员工获得的特别奖金不过是每小时2美元的卑微奖励。不但如此，乔氏在声明中又一次老调重弹地抨击了请愿书的组织者：“我们认为发放这项津贴是在削弱工会联盟对我们的要求；他们不但强迫公司提供奖金，并且自称公司是刻意选择拒绝提供为工资1.5倍的危险津贴。”然而，这项“强迫”对于一家年收入高达133亿美元，且只有10000名员工的公司而言，究竟有多困难？

事实上，如此对待员工所造成的后果远比想象中的更为可怕：4月6日，一名纽约郊区的乔氏超市员工在一天之内被确诊并死于新冠肺炎感染。不幸的是，这名员工的死并非特殊的个例：根据《华盛顿邮报》对当地报道的总结，已经有至少41名来自不同大型连锁超市的员工死于新冠肺炎。

讽刺的是，作为“必要商业”，零售商对于其基础员工进行的保护少得可怜。在亚马逊--全球利润最高的企业之一--收购了全食超市之后，他们于今年一月减除了为兼职员工提供的医疗保障。在一些地区的超市里，连全职员工都存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这意味着，一旦他们不幸出现症状，那么他们可能会承担高达数万元的医治费用，并且被迫在此期间无薪休假。

在一名因为尝试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前全食超市员工马修.亨特（Matthew Hunt）眼中，这一切都是一场本可避免，但是却不令人意外的悲剧。“管理层才不会在乎你的死活。你要么辞职滚蛋，要么必须来工作。”受到疫情的影响，平时常见的聚集性抗议已经极为困难，这使得各大零售商在决定对待员工的问题上更加拥有令人不寒而栗的主动权。

以乔氏超市为典型范例的大型零售商在疫情期间一系列令人费解的操作，将他们的员工长时间地置身于极其危险的环境之中，但是却让零售商的所有者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凯利的调查显示，各大零售商的收益在这段疫情期间上涨了50%，按照推算几乎正好可以满足多家超市员工1.5倍危险津贴的需求。而他们也不会自得太久--已经有多名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丧生的超市员工家属开始或者计划起诉他们生前供职的超市。超市管理层无耻的不作为被那些工资远低于他们，却为了生活必须继续工作的人刻骨铭心地记住着。一名超市员工在接受采访时坦诚相对地说，这些超市的管理者们“双手上沾满鲜血”。

这些超市的工作者，不是一呼百应的娱乐明星，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没有光鲜亮丽的身份和媒体聚焦的热度的他们相比之下战斗在同样危险的前线，却无法得到任何的呼应和重视。“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和你们一样，做着我们的工作，努力活下去，”一名凯利采访到的超市员工如是说道。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穆萨.阿尔加比（Musa al-Gharbi）在给评论杂志The Baffler的撰文中，将这些超市的工作者们称作“一次性的人”。他这么说不是为了嘲讽那些人微薄的薪水和常常遭受到的非人对待，而是恰当而直截地形容了现如今身资动辄超过百十亿的零售巨头们对于让他们获取利益的这些普通人冰冷无情的对待。

阿尔加比认为，这些“一次性的人”所面临的不幸际遇不过是很多深深扎入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的一项缩影。这些问题的程度之巨，层面之广，时间之长，令人无比惊骇。

由于出门可能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中的危险持续存在，有许多不同地方的人会选择使用网购和外卖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需求。早就在疫情爆发之前，各大新闻媒体对于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网购物流体系对于员工不人道的对待方式就有过持续的报道。对于厨房中的工作人员，物流配送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外卖配送员而言，他们如今的境遇要比超市的员工更加险峻：在现如今的法案中，他们既不被政府的补偿法案归纳为“必要商业”，也不属于美国最新一轮《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的补偿范围。许多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只有一份临时合同，这进一步导致他们不但没有公司医疗保障，还不会收到政府的政策关怀。不幸的是，绝大部分属于这个范围的人都是经济条件处在弱势，甚至本身就有健康问题的有色人种以及不同状态的移民；一旦不去工作，他们很可能迅速无家可归。

对于因为疫情而失去收入来源的家政工作人员，阿尔加比认为他们也处于类似的艰难境遇。很多家庭为了减少接触使用各种方式终止了与家政人员签署的合同，或者宁愿违约或者拒绝支付工资，来以此赶走这些工作者。尽管在现如今的环境下这些家庭的举措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但是这些家政工作者面临的直接后果是：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会同时缺少失业保险，缺少《安全法》的财政保护，以及客户的薪酬。很多家政工作者已经开始逐渐面临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的严重危机。

现代的城市精英，在阿尔加比眼中，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生活中有多需要这些“一次性的人”。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便捷性，再加上不同阶层之间各种因素带来的隔阂，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维持这样方便而如意的生活需要一群由于过于弱势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工作糊口的人。他们似乎永远面带微笑，永远被人遗忘，永远在满足着精英们各种苛刻的需求。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市，阿尔加比亲眼目睹了那些自诩崇尚自由平等的城市精英，如何在疫情中不断地靠撒谎和欺骗来维系自己的优越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如果不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衣物，他们就不会穿；如果不是“自由散养”的蛋奶产品，他们就不会买；如果不是“非转基因”的农作物，他们就不会吃。但是呢？尽管现在已经有数十名不同产业仍然必须为了糊口工作的“一次性的人”倒下了，但是除了用监狱中的囚犯在曾经用作乱葬岗的哈特岛上挖掘新的埋尸地之外，纽约市仍然没有从立法上对于物流，外卖，司机，家政这些行业拥有直接的儿童托管，医疗保险等社会安全网进行保护。家庭和债务是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坚持的唯一意志。

美国学者埃伦赖希夫妇（John and Barbara Ehrenreich）在七十年代曾经发明过一个叫“职业管理者（Professional-manegerial class）”的词汇，用来专门形容那些需要依靠低廉而繁重的劳动才能满足生活需求的精英社会阶层。他们认为，在资本的体系中，这一阶层“只是凭借着对工人阶级曾经拥有的技能和文化--文化生产、社会再生产等原生技能和文化的征用而存在”。不幸的是，这场疫情让这一本就存在的理念用增加的“必要员工”死亡数字而成为了嗜血的魔鬼。

阿尔加比彻底戳破了这群人虚假的伪装：“他们的内部群体之间相互都在认同着自己反对种族主义，相信自己没有偏见，用指责他人去减少自己的内疚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那些从不平等中获益匪浅的人不断地互相指责制度，把自己说成是社会正义的坚定拥护者，这些人几乎不可能真正看到他们或他们的同龄人在延续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

真正对社会正义去做出改变是要付出远比几句口号和指责要多的代价的。事实上，如果想去真正观察到这些“一次性的人”，就需要人们去留意他们的生活状态，留意政府针对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经济情况。对于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城市人群而言，平时做到这些事自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当自己留在家中，而那些人在为了能够让他们继续留在家里而不会面临生活秩序崩溃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更多的城市精英依旧拒绝将指责的手指向自己。

对抗这些被正常化的问题虽然困难，但是所需要的代价远远小于那些“一次性的人”在面临的危险。从立法上讲，《安全法》做的远远不够；对于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的“必要员工”和他们的配偶，《安全法》几乎没有补偿--因为这种提案在国会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抵制。布鲁金斯智库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为了不让这些家庭陷入崩溃，联邦或者州政府必须为每一名感染新冠丧生的员工家庭至少5万美元的经济补偿，并且将所有现有的“必要员工”进行统计，来让他们拥有医疗保险，藉此补偿他们一旦感染所面临的高额账单。

不仅如此，对于这些“一次性的人”，每一个社区里的普通人可以做出比感谢信更为有意义的帮助。可以在他们上门服务时根据对方的反应询问或者了解他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可以尽量一次性买完所有需要使用的物品；可以在经济有富余的情况下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自己的账号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可以在Change.org等请愿网站上，或者给自己地区的代表打电话呼吁各大零售商对于危险津贴等措施的保障；可以在Gofundme等筹款网站上注意任何与“感染新冠的必要员工”字样相关的求助信息... 榜样的感召力是强大的。当有一个人能够去做出呼吁，提供重视的时候，他周围的人自然会侧目。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持续着撕裂和分离我们的大流行中，寻找到人性的光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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