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一切如夢，開始醒了」——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五）

【一】

儘管只念過小學，沈先生後來成了世界一流的文物專家。

他在湘西的時候，因為有點文化，字也寫得漂亮，在軍隊裡當文書，為一個軍閥管過古銅器、瓷器、書籍、碑帖和古畫。當時他十八歲，對那批古董很感興趣。

以後他做老師，一有錢，就在小攤子上買古物。家裡的碗碟多數是清代的瓷器，只不過不成套，是東一個西一個淘來的。他有眼力，但缺票子。

1948年2月，北大辦博物館，韓壽萱當館長。沈先生自己跑去幫忙，還捐了很多古董和工藝品。他一向大方。

自殺被救過來以後，他去歷史博物館做事，並非偶然。

但學問不是個人感想，業餘愛好和專業研究之間隔著千山萬水。然而沈先生是自學方面的世界冠軍。1949年9月，到博物館沒幾天，他就寫信跟丁玲說：「頭腦用到工藝美術史的探索研究上，只要環境能工作，或可為後來者打個底子，減少後來人許多時間，引出一些新路。」他自信地寫道：「相信在這方面，我還能作點事。（這些事目下你們還來不及注意，過三五年就會承認的。）」

沈先生很認真，很實在。大冬天，他天不亮就離開家，坐電車到天安門。博物館還沒有開門，外頭寒風刺骨，沈先生捧個烤白薯暖暖手，坐在御河橋頭的石鼓上，默默地看著天空的殘星。警衛一開門，他就進去工作。

當時歷史博物館在紫禁城的午門，沒有暖氣。館裡有十二個研究員和副研究員，上班多數在辦公室聊天。只有沈先生，幾乎天天鑽到五鳳樓的倉庫，整理和研究文物。寒冬臘月，別人在辦公室烤火，他縮著身子在冰冷的庫房裡琢磨。那裡連電燈都沒有，昏暗死寂。牆角躺著四五具埃及木乃伊，另一頭擱著三四十把明朝折磨和處死犯人的刀、鑿、鈎、錐。大木頭架上的銅鐘陶罐大概從清朝倒台以後就沒人碰過，積滿灰塵。沈先生有時把手帕綁在臉上，遮掩口鼻，一件一件清理那些古物。

小兒子去幫過忙，說父親蒙面的樣子像個強盜，可惜身子瘦了點。

【二】

他太過專心，有時連中午搖鈴吃飯都聽不到。

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跟郭沫若關係密切，不喜歡沈先生，覺得他是躲到博物館逃避政治衝擊。博物館的頭兒也看不起沈先生。一個副館長把他看成沒落文人，對下屬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所以館裡對沈先生很不尊重。

有的同事惡作劇。沈先生沒注意午休鈴聲，他們就把倉庫門鎖上，到下午才將他放出來，還假裝抱歉地說：「老沈，怎麼飯也忘了吃？」

沈先生心裡還在琢磨庫房裡的瓶瓶罐罐，沒管他們。惡作劇的同事見沈先生不生氣，大為失望，到處講他「有神經病」。

沈先生還自己跑去展覽廳當講解員，聽觀眾反應，找研究題目。就像跟丁玲講的，幾年以後，他就一篇接一篇發表研究文物的論文，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受到外國專家的尊重。博物館的頭兒嚇了一跳，又擔心沈先生會搶他的位子。

1962年，沈先生從井岡山下來，決定不再寫小說。博物館批准他搞多卷本的《中國服裝史》。1963年，周恩來總理跟文化部的領導講，他陪外賓看表演，覺得歷史戲的服裝挺亂。很多國家都有服裝博物館，中國沒有。他希望能編一本《服裝圖譜》。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說沈先生正在搞。總理說：「那就讓他做吧。」

總理一表態，博物館的頭兒馬上興奮起來，派三四個美工配合沈先生。1964年6月，《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交到出版社，有二十萬字，二百多圖片。三個月後，編輯完成，準備印刷。

就在這時，毛主席接連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 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各文化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劉少奇主席召開文藝座談會，支持毛主席的意見，指責當時的文藝「厚古薄今」，「頌古非今」。

文化藝術屬自由言論，有好有壞，當然可以批評，但不應該用政府的力量進行干涉。可是，中宣部命令開展文藝界整風，一大批作品被政府否定。沈先生的《服飾資料》講的是古代，幾乎不可能逃脫「厚古薄今」的指責。領導決定按新的政治標準修改，但一些幫助沈先生編書的人參加劉主席指揮的「四清」去了，《服飾資料》沒法搞下去。

【三】

什麼是「修正主義」，大概誰也講不清。「四清」自然而然地滑到「文化大革命」。沈先生很快就被說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跟其他機構的專家、教授相比，沈先生受到的衝擊不算太激烈，大概只陪鬥過一次。1966年9月，支持編寫古代服飾史的齊燕銘被抓到博物館批判。沈先生六十四歲，心臟有明顯問題，隨時可能出事，奉命在會場邊上的房間坐著聽。大會從上午開到下午，足足鬧了七個鐘頭。其實上台破口大罵的，幾乎都沒有看過那本書稿，即使看了幾頁，也讀不懂。

博物館的革命派並不溫柔。沈先生親眼看到館裡一個領導被幾條大漢痛打，把耳朵也打聾了。

沈先生覺得，沒有繼續寫小說，埋頭低調搞文物，使他少受很多罪。對他傷害最大的可能是抄家。他的孩子沈龍朱1958年定為「右派」，第二年「摘掉帽子」。但「摘帽右派」還是賤民。1966年8月，工廠裡的人押著沈龍朱去抄他父親的家，在那裡亂翻一氣。歷史博物館的革命派急了，「反動學術權威」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倒讓其他機構的人先去抄了家。於是他們連忙採取革命行動，先後把沈家抄了七次。

他們還逼沈先生把兩個房間讓給館裡的工人住。結果沈家只剩一個房，大部分圖書丟在院子裡，日曬雨淋，只好當作廢紙，七分錢一公斤賣掉。

以後沈先生天天去博物館做衛生，在院子里拔草，清潔女廁所，替女同事洗月經帶。後來他回憶說：「一面打掃毛房，代替一些青年‘現代女性’搓洗月經棉，洗得乾乾淨淨後，晾在熱氣管上，到乾後自然有人收去。......這些現代青年女士，以為十分自然合理，沒有人向我道一聲謝。」

發動「文革」的人搞掉對手，就派軍隊和工人到各個機構穩定秩序。1969年6月，進駐博物館的軍官安排沈先生做了三次檢討，然後宣佈他得到「解放」，又成了自己人。

【四】

「文化革命」主要收拾在劉主席掌權時地位比較高的人。沈太太當編輯，思想也跟得上，沒有受直接衝擊。她先去農村搞了十個月「四清」，回來就參加「文化革命」，跟同事一起開大小批判會，還到北京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賣革命組織的小報，接著自願到一個補鞋店勞動鍛鍊，經常忘了吃，忘了喝，滿懷激情，足足幹了大半年。

後來上頭搞大換班，把原來機關學校的人趕去農村「五七幹部學校」。當然，像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那樣，公開的理由很動聽。當時的說法是：「這對幹部是一次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1969年9月，沈太太積極響應號召，到幹校去了。沈先生說，她跟同事「滿高興地到湖北咸寧湖邊一道開荒，長年整天在深可過膝淤泥中拔草插秧」。

沈先生一個人留在家裡，笨手笨腳，生活相當狼狽。不過他沒有別的嗜好，連五子棋都不會下，就是喜歡工作。他寫信給大哥說，太太走了，家裡清靜，有更多時間研究錦緞，把論文寫出來。

到11月，博物館要沈先生等人去幹校，限月底前離京。沈先生心情很壞，給兒子寫信說：「大致將老死新地。一切看條件了。」

到幹校後，沈先生臨時在故宮的連隊落腳，離太太的那個連五六里。那時領袖希望百姓像士兵一樣服從，所以從小學到幹校都跟軍隊一樣編成連、排、班。不久，沈先生又被送到雙溪，夫婦相隔五十多里。

沈先生年近七十，身體不好，只能幹點撿柴草之類輕活。有一陣子他看守菜園子，在信里對黃永玉說：「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至，外相極笨，走得飛快。貌似走了，卻冷不防又從身後包抄轉來。」

沈先生曾經住在一個丟空的小學教室。那屋子漏得一塌糊塗。下雨時，桌子、箱子和床上都用塑料布蒙著，下頭拿兩三塊磚頭墊高。地面隔一兩尺擱一塊磚，沈先生踮著腳跳來跳去。

他告訴別人，屋裡可以養青蛙。

【五】

最讓沈先生難受的是研究中斷。

他在給太太的信里悲哀地說：「絕想不到那麼熱心為公、而又還能作點事的人，卻已無機會再接近工作。」於是，他掙扎著幹。在與世隔絕的鄉村，身邊一點參考材料都沒有，就靠自己的腦子。沈先生在另一封信裡跟太太講：「連日陰雨中，在床上已初步完成了《關於馬的應用歷史發展》一文，一切全憑記憶。」

有時連像樣的紙都沒有。沈先生曾經在一本《人民中國》雜誌頁邊空白的地方寫文物考證文章，寄給在北京的博物館同事。就這樣，在幹校兩年多，他居然寫了四十多篇小論文。他後來跟同事講：「在農村‘五七’幹校期間，對我的記憶力是個極好的鍛鍊機會。」

陳寅恪教授雙目失明，自己口述，助手記錄，搞出一批歷史論著，人們讚嘆不已。沈先生在鄉下，一個人靠記憶寫論文，遇到的困難恐怕比陳先生還多。

在沒書可讀的環境裡，搞文學創作比搞歷史研究會容易一點。儘管在井岡山上就決定封筆，沈先生搞了半輩子文學，實際上對寫小說戀戀不捨。在雙溪，沈先生試著用黃永玉家世的素材寫小說，搞出兩萬來字就沒法搞下去。世道太亂，他不知道怎麼寫才合規矩。從此他徹底放棄了寫小說的嘗試。

沈先生身體很差。1970年11月，他犯心絞痛，進了咸寧縣醫院，住院時申請回北京治病，領導不批。第二年1月，他再請求，還是不批。

1971年8月，沈先生和沈太太被安置到文化部在丹江的幹校，夫妻終於團聚。沈先生年老體弱，沒有安排勞動。沈太太依然積極，擔任班長。沈先生繼續憑記憶寫文物論文。老人家一直惦記著他的《古代服飾資料》，幾次寫信給博物館領導，人家不理他。他就給在北京的兒子寫信，讓他交給領導。領導說：「他那些東西還沒有批判呢，現在還搞什麼！」

那是個大批判的年代，這也批，那也批。流行的口號是「不破不立」，好像什麼都得先打破，然後才能重新建立。大家把這當作很高明的辯證法。其實哲學沒有那麼簡單。如果沒有被洗過腦，誰都知道，完全有可能在空地上建立一百間新房，而不需要破壞一間舊房，不破而立。

【六】

經過反覆爭取，1972年2月，沈先生被允許回京看病。

這一年，他正好七十歲，很多毛病都不可能徹底治好。沈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到家就埋頭工作。他多數時間在家裡修改《服飾資料》和寫論文，有時回博物館參加重新佈置陳列。其實回京後接近兩年，他的戶口一直在農村幹校，沈先生在博物館沒有任何名分，也沒有北京的糧油供應，得買高價食品。

為了減少阻力，他向領導表示，《服飾資料》和其他論文出版或發表，他不署名，也不要任何報酬，把東西搞出來就行。他需要兩個繪圖助手，如果博物館派不出，可以用他的工資到外頭請人。他說自己年紀大了，能做事的時間不多，只希望工作順利。

但就是這麼可憐的願望也沒法實現，博物館對他的工作很不在乎。

太太還在幹校。沈先生孤軍奮戰，每天早上五點左右起床，晚上過了十二點才睡，吃飯隨便對付。他寫信跟太太說：「我總能打起精神把工作進行下去。並且永遠不灰心喪氣。」他給一個老朋友的信寫道：「目下獨住原來靠西一小房，既有工作，因此又開始來買點工具書。並收拾殘破。把焚毀之餘上千圖像攤在床上桌上，好像一頑童在潮水過後的沙上，重造一小樓，實在相當天真可笑！」

沈先生一直保持著頑童的堅韌，但這時他不再天真，已經把形勢看得很透。這是他生命最後一個時期的明顯特點。

1972年3月，沈先生在信裡跟太太說：「一切如夢，開始醒了。」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最少。「文化革命」把文化人搞得那麼慘是毫無道理的。掌握大權的「武化人」才真正可怕。林彪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人相信「權力就是一切」，為了爭權，無惡不作。人民沒法了解國家事務，滿懷憂慮。「過去起鼓舞性[作用的]抽象名辭，已失去作用，黨內外均有此感。大小均如此，對於什麼都失去信心，......這幾乎可說是全國性大事，事存在，看不見，人人感覺得到，卻無可奈何。所以不免令人憂慮。」

沈先生對親友說，報刊上宣傳「文藝大豐收」，那是明擺的謊話。他自己「不會走回頭路，來寫什麼小說。除非好壞有個新的客觀標準可循」。

最後這句恐怕有點問題。一個作品好不好，那是人的感覺。所有感覺都是主觀的。如果講「客觀感覺」，那就不像人話了。所以作品好壞，永遠不會有客觀標準。發表作品屬於言論自由，人們可以按自己的感覺讚揚或者批評，但不該強硬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