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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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生／陈昀　中国劳工论坛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污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么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污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仿佛他们通过污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污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里，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着层层“规矩”的压制，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污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岳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起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着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制。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社会主义，而中国的女性注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