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書介｜七等生〈我愛黑眼珠〉

本文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文訊雜誌社），「區域文學史」計畫專稿。

七等生（1939-），本名劉武雄，生於苗栗。活躍於1960-70台灣文壇，創作以小說為主，兼以詩、散文。小說多取材自作者本人的生命經驗。〈我愛黑眼珠〉雖然沒有明確地點得以指認，卻是區域文學不容忽視的一篇。因為七等生活躍文壇的時期，正好是台灣出口導向，也就是快速資本主義化的時期。而各地鄉鎮（包括苗栗在內）都面臨快速現代化，以及人口往都市聚集的情形。像〈我愛黑眼珠〉的李龍第這種到都市打拚卻缺乏存在感的年輕人，恐怕到處都是。此外，〈我愛黑眼珠〉收錄在1969年出版的小說集《僵局》，所涉及的倫理爭議引起當時文壇一陣譁然和討論。有必要簡介情節。

李龍第出門是為了赴妻子的約然後回家，冒著大雨而且不斷錯過妻子。回程路上，李龍第抱怨著這座進步的城市以及冷漠的人群，卻被一名妓女打斷。原來大水淹沒、災難加劇，一名妓女因為體力不支而昏倒。李龍第於是背著她爬上屋頂避難。李龍第抱著妓女的同時，發現晴子在對面屋頂上。晴子隔著暴漲的水流呼喚李龍第，見到他注視著懷中的女人，便怒不可遏地哭喊起來。李龍第在旁人的質問下，莫名自我介紹為亞茲別，並直指對面屋頂的女人是瘋子。直到大雨停了、水逐漸退去，亞茲別將妓女送往車站後，才突然恢復神智般地說好想念晴子，以及他在大雨中要尋回妻子有多疲倦。

過往論者質疑李龍第捨妻子、救妓女的舉動，並不符合人情。張誦聖教授認為，李龍第為了彰顯自己的人道關懷而救妓女，賠上了原本的家庭也無關痛癢，其實出於自私。

把〈我愛黑眼珠〉放在災難文學的框架下思考，我才發現七等生小說也適合理解人與地方的關係。李龍第出門是為了赴妻子的約然後回家，目的地明確，過程卻曲折。途中他遭遇不友善的汽車、天氣與人群，特產店的老闆的羞辱，連公車乘客都充斥鄙夷不屑。這段路簡直李龍第過往人生的縮影，反映他不為這城市所接納從而迷失在人生路上的兩種意涵。如同范銘如教授認為，七等生把角色缺席的過往人生表現在現在的具體道路上，這種做法無非受到現代主義影響。

此外，「在路上下大雨」的設定相當重要。

第一，「道路」作為展示陌生人彼此相遇的舞台，用來合理化主角與各種人物相遇的情節。如同巴赫汀所言：

「在這裡（道路），人們命運和生活的空間系列和時間系列，帶著複雜而具體的社會性隔閡，不同一般地結合起來；社會性隔閡在這裡得到了克服。」

第二，只能發生在道路上的「大雨」，一方面渲染李龍第的悲情，一方面提供他一個表演舞台。李龍第藉由在雨中拯救一名妓女來證明他「被需要」，進而打造英雄救美、凱旋而歸的崇高形象。可惜的是，災難雖然是存在主義文學用來質疑倫理規範的主題，不過在情節上的漏洞卻削弱了這種功能。因為李龍第的這場「征途」並非為了質疑家庭、都市對人的束縛，而不過是他用來贖回個人尊嚴的荒謬演出。

「在大雨的路上遇見妓女」的設定，出現在都市比起鄉村更多批判的機會。但李龍第顯然更在意個人尊嚴的頹喪而非個人對地方的剝削。災難文學通常用來反思人類對自然、地方造成的破壞。〈我愛黑眼珠〉顯示出個人面對災難時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提供災難文學更多思考和批判路徑。

參考文獻：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我愛黑眼珠（七等生全集2）》（台北縣：遠景出版，2003年）。

蕭義玲編選，《七等生（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7）》（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3年）。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市：聯經，2015年）。

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收入自氏著，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范銘如，〈小說中的線〉，《臺灣文學學報》第三十期（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