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小组”暴增揭示的社会结构转型进程

近年来，在中国现有政府机制之外，又出现了大量“领导小组”。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小组机制”，即便持这种看法的人，也没有否认这更是一种危机应急机制。如果正常政府机制能令行禁止，又何苦追加这样的机制？

小组机制的特点，在于“上面多少庙，下面必须对口”。于是，中央最高层每设一个小组，省、市、县、甚至乡等各级一定要配备对口的小组、专门的人员。本来，中共自建政之日起，就面临机构不断臃肿的困扰。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几乎是每一届政府的誓言。从1949年以来，大的机构改革至少进行了十三次，平均每五年就要来一次，一次机构改革过程往往三四年，一边缩减一边反弹，一轮改完，又开始准备下一轮。往复循环，机构却总是越来越臃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机构改革”？

首先，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政令通行，所谓的人浮于事还是小节，只要权力能畅行无阻，机构再臃肿，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政府人再多，领导人的政治意志下达的时候，还是没有人执行。难道领导人没有“权威”？还是“权威”本身越来越不受尊重？

托克维尔曾经在美国社会观察到“权威”的没落，“意见”的崛起。这种“权威”与“意见”的分离，正是人类社会在“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中，迈入现代社会时的转型特征。等级社会、权威结构中，人们服从的对象是上级的权威，而非他的意见，只要权威说的话，无论什么意见，一概接受。对于“领袖”来说，这当然是理想的结构。可是，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没能真正实现这个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历史教训，实行了调和“权威”与“意见”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带有鲜明转型色彩的制度。一方面，它承认在其中流转的是“意见”；另一方面，在这套制度中，“意见”又不如“权威”重要。这一看似做出最大调和努力的设计，仍然会面对社会演进中，人们越来越自主化、越来越重视自身“意见”的威胁。

在统治集团内部，如果“权威”与“意见”能保持高度一致，毫无疑问，必定有着最高效的集权，领导人的“意见”一定能得到等级权威化的官僚体制的热烈响应。在毛时代，毛曾经通过“整风运动”等一系列手段取得过不俗的效果，但毛的“意见”时常并不太高明，以致于即便没有耗尽他的权威，也耗尽了“整风运动”的动员力。邓小平在1992年再次登上“权威”与“意见”相一致的政治高峰，他以足以呼应公众迫切要求的“意见”，找回并决定性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在“权威”与“意见”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小组是一种明确的“权威”压倒“意见”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在政令行不通的危机状态中采取的非常措施，是在正式“机构改革”之外追加的“机构改革”，是为了具体事项的集权而不得不设立的层级明确的权威等级结构。正是因为领导人的“意见”得不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广泛支持，才不得不把其一组“意见”与一个相对固定的权威等级结构捆绑在一起，借鸡生蛋，借着“权威”推行“意见”。

小组暴增，意味“意见”与“权威”平衡点的转变，以前“意见”不如“权威”重要，而今，“意见”比“权威”更能左右当事人的选择，人们的自主性在提高，人们的权利观念在增进，人们的自由选择意志在加强，这一切，都已经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并因“领导小组”的暴增而被验证。

“领导小组”的暴增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尽管缓慢，却不可逆转。整风运动是自延安时代起强化“权威”与“意见”一致性的法宝，至今仍在使用。整风运动的方法是消除个人自主性，而今“意见”超越“权威”，恰恰是体制内个人自主性增加造成的。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进程首先要与体制内官员的个人自主性意识赛跑。领导小组机制可以压制官员们在具体事务上的个人自主性，但除非每一件事都设一个领导小组，否则，那些没有领导小组领导的事项中，谁都无法抵御官员个人自主性的发挥，领导人的意志总是会化为乌有。

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中，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社会转型，已经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转型冲突。与其他任何一种冲突不同的是，在这种转型冲突中，谁胜谁负没有任何悬念。

2017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