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劉以鬯：創造的象徵

凌晨時分的編輯部本來瘋狂——收到劉以鬯先生逝世的消息時，各人當下一起斂了笑容，各自散開去求證、走近書架找書、爬網絡資料。到兩點多由黃淑嫻臉書證實消息，年輕編輯說她手心全是汗，我把原來放上書架的天地《劉以鬯卷》重又拿出來。這就是歷史時刻的感覺，即便是慘然的。三點後復又大雨，不免充滿象徵。

雖然劉以鬯先生慷慨擔任香港文學館顧問多年，但我並不直接認識劉以鬯先生本人，即使年前他接連獲獎、有紀錄片上映之時，我總是不在場；想去認識，又怕打攪，終是等時間來懲罰我。重要的文藝大師，往往遙不可及，但有些作家，你覺得與他非常近，好像他就活在你身邊，劉以鬯就是這樣的作家。所以失去劉以鬯，是一種普遍的失去。是需要做些甚麼去回應的震撼程度。

從作品親近劉以鬯
我是漂流大專兼職講師，常在創作和閱讀的課上教《酒徒》及《對倒》。那些都是非文學專業的學生，部份分甚至很不喜歡讀書；於是我更努力地講，口沫橫飛玩魔術跳火圈一般，讓他們覺得劉先生是個有趣而親近的人，《酒徒》、《對倒》是好的作品，香港文學不後於人，就很快樂，卑微而真實。

與劉以鬯的親近是內在的與外在的，而文學閱讀與創作是必經的中介。《酒徒》號稱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將「意識流」這種現代主義技法與香港彈丸小地的社會現實結合在一起，記下了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文人的痛苦掙扎，成為香港永不褪色的社會寓言。本擁有高尚理想和傑出文學才華的酒徒們，只能賣文維生，寫武俠小說和色情小說這類大眾商品，理想與現實傾軋不止：「不喝酒，現實會好似一百個醜陋的老嫗終日喋喋不休。」無論是文學青年還是一般大眾，紅顏還是老人，都不能了解他、撫慰他。但我認為，《酒徒》的訊息雖是沉溺的，酒徒們或者被現實打敗、靠酒精渡日——但酒的世界褪去世俗常規，一如意識流的世界打破日常溝通語言之常規，如此便在現實維度以外，闢出內心與意識的真實維度。此為藝術創造的勝利，內心超越現實的勝利，語言與意象的勝利。

劉以鬯常寫香港的城巿景象、常人生活，這也是讓我們覺得和他很親近的原因。看過不少南來作家文章會有概念先行的故鄉、與概念先行的客地香港；劉以鬯先生不是這樣的，他筆下是鮮活可感的香港，近到是立足於裡面生活，又有一個客觀一點、抽離一點的外來者觀察距離。《對倒》中以上海來港老人淳于白及香港少女阿杏的平行對接，一條共同的彌敦道，分殊的世界，因對比而產生意義。裡面寫到香港城巿面貌、樓巿金巿之泡沫、生活節奏之急速變幻，至今亦覺適切，讓我們以另一角度了悟所謂永恒。傳說劉以鬯先生時常在餐廳聽鄰桌講話，這與他小說如《島與半島》中大量直接引語的特徵相通，我想像這類所謂「都巿感性」的寫法，乃如將自己浸入都巿現場，完整的吸收，又要讓自己保持中空，讓各種聲音和風景穿過身體。

以前唸書時大專院校裡不多香港文學課，我認識劉以鬯往往是在創作課上，於是印象很深是他追求敘事上的創新。其中我特別喜歡的是〈動亂〉一篇，以物的角度寫六七暴動，多個角度分成十餘節，自白語氣淡漠僅足為證詞，證明亂事是有發生，而對傷害與破損的不滿，是借物品之口低調說出。如果敘事角度是像畫框般圈出著眼描述的範圍，則劉以鬯在選擇方面實是大刀闊斧；種種隱而不發，反讓我們揣想歷史缺失的拼圖。而不少讀者表示喜歡劉以鬯的短篇，就是喜歡在他的風格敘事中重組事件，享受知性的快感。

副刊的戰鬥，文人的尊嚴

劉以鬯先生讓我們覺得親近，很大程度上亦因也斯先生常談劉以鬯先生任職副刊編輯時的風格（據說是滬派副刊風格）：勇於求新，要最創新的風格，時常提拔文學後進，像西西《我城》在《快報》連載，都是劉先生一力促成，在各種流水專欄中尋一角棲身——被老闆發現了，埋怨這不夠巿場，便收埋幾日，等老闆忘了，重又復載。這種柔軟與機靈，曾庇蔭過多少作家與文學作品。這是我輩文學編輯之典範。我是幸運，少年時常有前輩眷顧縱容才得發表機會，我想像他們都是參照劉以鬯先生開放求新的範兒，讓我得了遮蔭乘涼；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這樣的事。

為了讓學生覺得劉以鬯親近，我常引用《蘋果日報》訪問的「雲吞麵算式」：三毫子一碗雲吞麵，一千字稿費等於三十碗雲吞麵。六十至七十年代報業發展最高峰時，劉以鬯一天為十三間報館另加定期與不定期的雜誌稿約寫稿，以每稿一千字計，每天一萬三千字，一年總超過三百六十萬字。一千字連載小說，最快半小時寫完，一萬三千字就是差不多七小時，這是不少小說家共同的工作規律時數。「當時每間報館每月稿費在三百元上下，月入三千多元至四千元，一年下來，怕已經能賺到五十年代一層樓的價值。夫婦最終於七十年代尾，以十多萬元一次過付款方式購入太古城樓花，六百呎實用面積單位，居住至今。」再引述劉先生說「係做得辛苦，但無捱過窮」，學生聞之莫不對文人肅然起敬。勞動光榮。

我從2004年開始在報章寫稿，當時也的確與三十碗雲吞麵相近，只是後來稿費不漲反跌，雲吞麵倒是愈來愈貴，貴過雲吞麵的東西也太多。《酒徒》中曾談到香港文學發展為何受限，酒徒數出八點：一，作家生活不安定；二、一般讀者的欣賞水平不夠高；三、當局拿不出辦法保障作家的權益；四、奸商盜印的風氣不減，使作家不肯從事艱辛的工作（按這點可與網絡的影響相較）；五、有遠見的出版家太少；六、客觀情勢缺乏鼓勵性；七、沒有真正的書評家；八、稿費與版稅太低。判斷分析至今仍不過時，一針見血，見解不凡，劉以鬯先生最令人心折原是這些地方。

與學生講《酒徒》的辛酸，他們覺得這完全寫實，根本不用解釋，難的倒是要拉開距離，讓他們明白藝術如何勝過現實：文學的勝利不在於作家在現實中獲得多大的利益或榮耀，而在於語言的抽象世界，凌駕於現實之上，開闢新的感受維度與意志原則。香港政府曾頒發銅紫荊勳章予劉以鬯先生，這種所謂「榮耀」遠遠無法對應劉以鬯小說世界的豐富前衛、文學觀點的凌厲高遠。前幾年獲獎的時候，劉先生說「寫作，就是要與眾不同」，我說一個九十多歲的人，仍著重「與眾不同」的藝術追求！如果此時學生面色明亮起來，我便知道多一個人懂得了，現代主義不息的創造追求。讓我們以閱讀、寫作、創造等等，每個人的一己行動，為這位香港最重要的文壇先行者，獻上墓碑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