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我三(史)觀的馬偕與甘為霖傳記

鴻雁東南西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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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馬偕與甘為霖兩位牧師遠從西方來到東方半蠻荒的異教世界進行宣教事工,雖然由衷佩服,但更引起我濃厚興致的是他們眼中百餘年前台灣的模樣。讀過他們的文字記錄以後,我赫然發現--他們親眼所見的歷史事件,和過去歷史課本所上寫以及歷史老師所詮釋的角度,是多麼的不同,對我造成不小的衝擊,刷新我的三觀與史觀。

自從遷居至林口以後,我便時常駕車前往一山之隔的八里兜兜風,然後足跡逐漸擴及對岸的淡水。在一次因緣際會下,我拜讀了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的《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並且造訪了他在淡水所留下的醫館。從那時起,我對於十九世紀遠從歐美來到台灣的傳教士或博物學家的經歷與遊歷,開始產生興趣。緊接著,又拜讀了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 1841年-1921)所著的《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台灣筆記》。

說實在的,我對於這兩位牧師遠從西方來到東方半蠻荒的異教世界進行宣教事工,雖然由衷佩服,但更引起我濃厚興致的是他們眼中百餘年前台灣的模樣。

讀過他們的文字記錄以後,我赫然發現--他們親眼所見的歷史事件,和過去歷史課本所上寫以及歷史老師所詮釋的角度,是多麼的不同,對我造成不小的衝擊,刷新我的三觀與史觀。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無論你從什麼角度切入觀察歷史,都沒有對錯。不過,懷抱著開放包容的心態,多接觸不同的史觀,會對於過去與未來有更全面的認識,自然是好事。

以下舉出三點,說明馬偕與甘為霖耳聞目見的事件,和我過去所受的歷史教育之間的衝突。

殘忍殺害基督徒的漢人暴徒

記得國中歷史老師在講授到中法戰爭(1883-1885)時,講得口沫橫飛、喜形於色,畢竟這可是晚清以來的對外交戰中,少數取得勝利的戰役。坐在台下的我們,也感受到老師的喜悅,沾沾自喜了起來。

然而,馬偕在《馬偕台灣回憶錄》的第二十章「法軍的入侵」,留下戰爭前線的第一手報導,帶我們從不一樣的角度觀察這一場戰役。原來,戰事期間,台面上兩國砲火往來,台面下漢人對基督徒的迫害和掠奪,也在街頭血淋淋地上演--

外國傳教士由於和法國人一樣是白皮膚,自然成為暴徒的攻擊目標。可是,漢人基督徒也不能倖免,他們被暴徒視為通敵的漢奸,一再遭到殘忍的迫害。

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老妻,被暴徒拖到新店溪旁。暴徒給他們兩條路:否定上帝,還是被淹死。夫妻倆每拒絕一次,便被盛怒的暴徒拖到更深的湍急溪流中,最後雙雙溺斃。(頁181)

一名年輕人被暴徒拖到一棵樹旁,將他的辮子纏繞在樹枝上,使他的雙腳離地,和上鉤的魚一樣,越是掙扎,撕裂的痛楚也就越劇烈。眾人還圍著他吐口水,嘲笑他:「加入蕃仔教的人就是這種下場。」(頁182)

類似這樣針對基督徒的血腥暴力事件頻傳,清政府正忙著應戰,也無暇顧及,死傷者無數。至於其他像是教堂被搗毀、信徒的家被掠奪、家人被攻擊……等情事,也履見不鮮。

以前我們讀來感到無上光榮的戰役,背後竟然隱藏這段黑歷史,令人頭皮發麻。

日本政府比清政府更用心治理台灣

對於親中派來說,侵略中國的日本人罪不可赦,談到日據時期(我當年的歷史課本仍然稱「日據」)的台灣,也大多強調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奴役與壓榨--對,這些都沒有錯。不過,日本人難道沒有留下任何值得稱道的貢獻嗎?

每每談到這一點,肯定會被質疑是媚日,甚至跟台獨畫上等號。但外國傳教士就不同了,他們沒有媚日的必要和利害關係,只是忠實記錄清政府治理時期和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因此值得我們參考。

甘為霖牧師在台灣宣教期間,數次和清政府交涉,親眼見識到官場的腐敗與貪汙、官僚的自私與推諉。自從日本政府接管台灣後,他卻明確感受到文明、秩序與啟蒙的觀念在島上推動起來,使他相當肯定政權的交替。

首先,日本政府很快便下令禁止鴉片進口,幫助無數的台灣鴉片鬼脫離煙癮,重拾健康。然後,無論是規章制度、人口普查、交通、獄政、教育、醫療衛生、土地租賃……等方面,都迅速朝西化的方向邁進,使甘為霖牧師明顯看到台灣人的生活品質普遍得到改善,遠勝過清政府幾近放牛吃草的治理方式--日本政府的這些功績,在我那個年代的歷史課本上是隻字不提的。

但不得不說,卒於1921年的甘為霖,並沒有機會見到日本在台灣所推動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當然不知道日本政府後來為因應在世界各地引發的戰爭,進而對台灣實施更高壓的統治與資源的榨取。因此,光憑他的論斷來評價日治之下的台灣,也未盡公允。

鄭成功屠殺手無寸鐵的荷蘭人

鄭成功的大名及其收復台灣的英勇事蹟,是我們從小聽到大的。記得以前在外雙溪的東吳大學讀書時,有一次上健行課,老師帶我們步行爬上後山的「開臺聖王成功廟」,我見到巍巍的廟宇,情不自禁產生了一股孺慕之情。(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座陰廟……)

然而,甘為霖牧師在回顧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史時(《甘為霖台灣筆記》第四十四章),對於荷鄭決戰的那段歷史特別感到興趣,他還把當年荷蘭末代的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 Coyett, 1615-1687)及其同僚記錄和鄭成功軍隊交戰過程所寫成的《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譯為英文。

根據他的研究:我們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在他和荷蘭軍隊交戰的過程中,手段並不是非常光明磊落。他下令軍隊針對全島上的荷蘭人,不分軍、民,進行殘忍的屠殺,包括信奉基督教的本地人,甚至將沒有反擊能力的荷蘭牧師凌虐至死,或釘死在十字架上,目的是打擊死守著熱蘭遮城的荷蘭軍隊的信心。

另外,他還挾持一位名為漢堡的荷蘭牧師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強迫漢堡牧師進熱蘭遮城招降。勇敢的漢堡牧師進入城堡後,非但沒有說服荷蘭軍隊投降,反而鼓勵荷軍堅持下去;然後,他毅然回到鄭成功陣營。鄭成功一怒之下,命人將牧師斬首,並且強娶他的女兒為妻妾。

看到這裡,我才明白:

原來鄭成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把自己的成功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啊……


一口氣讀了《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與《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台灣筆記》,我過去觀察歷史的望遠鏡一下子被轉了一百八十度,史觀大翻轉,震撼不小。可見,研讀歷史,千萬不要盲從單一史觀,這樣只會大大限縮了自己的眼界,因而容易被特定的意識形態給操弄。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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