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的想像與順服（2020年版）

2020 年 4 月 13 日

本文原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六日刊在信仰百川，現原文轉載並加上後記。

跟一班教會年青人讀完《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有許多反思和需要探索實踐之處。基督教的倫理書籍其實不少，但這類風格的小書在華語世界實屬罕見，讀起來亦不算得平易近人，因為作者的論述背後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神學及哲學背景支撐著，也正正排拒「即食」式的應用。

對「順服」的意識形態批判

本書的其中一個閱讀的難度在於用詞，讀者須要以批判性的思維去看待而不要太過直覺地代入日常經驗的理解。就好像作者呼籲抗拒「順服」，讀者不能就此認為任何形式的「順服」都是信仰應該排拒的。作者花了半本書的篇幅去舖陳何種的「順服」在社會及教會之中取代上主成為了主宰。這種「順服」造就了二次大戰時期德國的戰爭罪行，造就了近年在香港談論很多的「平庸之惡」，並且已然植根在社會之中各個層面，包裝成一種美德。順服當權者（就是要求順服者），足夠減少順服者（即聽命者）行惡時的罪疚感、合理化犯罪的行為。1

這種被作者稱之為「私人模式」的「順服」進入教會產生更大的問題，其呈現出來就是當權者取代了上主的位置：信徒以為透過順服當權者（例如教會領袖或教會使命）的命令或教導，就是順服上主；反之當權者亦以「順服」來動員和規管信徒。這種「順服」模式發展下來，命令的內容變得無關重要，重要的就是「關係」和「順服」，最終形成了一種「基督教美德」：信仰就是順服。2 因此若教會沒有發現這種充斥教會內外的意識形態，即使努力尋求本真信仰內涵或釋經路線（如書中的例子，布特曼的「去神話化」），用作者的說法：「許多正意分解的釋經和正確宣講的神學之無力即根源於此」（頁81），使信仰更「無關乎世界 / 對世界無視」、「不切實際」、「（對世界）沒有責任」。（頁89）

基督教倫理以「想像」為新的範式

世界已然是一個由「順服」主宰、「實事求是」的領域。作者認為在聖經中存在一種三元模式，3 就是上主作為發號施令者，人類作為服從命令者，上主給予人類順服的「命令」。將創世記人類受造而領受的使命連結彌迦書六8，就能明白「上帝所發出的命令，目標是在順服中所形塑的世界，即人類在公義中實現的社會。」（頁94）按著這種理解，上帝的旨意只有在人類順服上帝，並且明察秋毫地回應（書中用決斷或反應re-activ，見頁102-3）才能被了解，沒有任何離開處境、僵化的法則（或稱為「屬靈的原則」）存在。作者並不反對「創世秩序」的存在，但這個秩序被人類創造的「順服」取代了，耶穌的榜樣正好將這看為絕對的「秩序相對化，並解放在這種模式中受捆綁的人」，「順服」要被「想像」去解放，而解放的過程就是「福音」（頁107）。

「想像」中的世界

本書的下半部分，作者演繹在「想像」模式底下運作的世界是怎樣的。在「順服」模式底下，世界是透過順服者被強逼的犧牲而運作的，相反，在「想像」模式底下，沒有人須要為別人犧牲。作者並非抗拒「犧牲」和否定其重要性，因為犧性「作為人類的一種特殊能力……只在特定有限的情景下才有意義。」（頁121）在「順服」底下，犧性成為了慣常的美德（「順服」的代價是犧牲自我，頁120），將人性異化及工具化，透過消費別人來換取豐盛；為績效而輕視娛樂（頁116）。人「愈來愈沒有想像力，他的生涯規劃將愈來愈貧乏」，並且「喪失了可能性的意識和打破框架的想像力」（頁139）。

在「想像」的社會中，唯一的原則就是在人類中間「締造幸福並增進幸福」，正如耶穌在地上所造的事（頁140），因為祂「並不滿意一種『持久規則』意義下的順服」（頁139）。只有人的自我認同越被肯定、犧牲不為績效，人類的可能性和幸福才變得可能。使耶穌擁有「想像」的生命，並使其他「與基督一同復活」（頁146）的信徒有此生命的可能性，取決於「恩典、罪人稱義以及神聖化這個世界」（頁151-2）等上主的工作。總的來說：

基督的想像是希望的想像，它不放棄任何事物與任何人，並且只由具體的回饋激發新的創造。信仰的想像，堅持一個公義社會的形象，不讓正義國度的降臨有所妥協。想像乃是去愛人的『知識』和『秘訣』；在想出辦法前，它不會歇息，它永不停歇地致力於創造更好的方法。它為了別人而擁有無限的創造力。（頁154-5）

在香港實踐想像

讀畢全書，不難發現「順服」在香港社會及教會的權勢：

法治漸漸變成法規，建制嘗試更多規範市民的生活自由。
生涯規劃的僵化，以物質定義人生（如買樓、婚嫁），影響家庭及社會教育。
教會在實踐使命的時候仍然喜歡沿革既有模式（即使已經過時和失效），仍然喜歡主張（甚至獨尊）某些釋經、屬靈原則（不只是舊有的那些）或牧養模式。

這一切反映出無論是社會和教會都普遍地缺乏想像力，甚至視具有想像力、不受框架定型、不甘盲目順服的年青人為禍患，就如作者早在書中明言：

或許可以說，所有在教會歷史中偉大的聖人，都重燃了想像。但同樣確定的是，所有龐大的教會都由順服所支撐；對這些教會而言，順服的基督徒比不斷實現基督想像的基督徒更加可愛。（頁157）

作者在其英譯本的自序之中4 寫了「想像」的後著：「想像」和「要求幸福」作為過渡，是要發展「團結」成為取代「順服」的美德（頁60），「超越順服就是抵抗……不再只為羞愧而團結在一起」（頁60-3）。在文本之中作者接著提及她身邊有一些朋友未及被解放就已經放棄了信仰（頁60-61），似乎正正暗示教會在解放「順服」之上，須要聚合更多具有想像力、願意抵抗順服的信徒來展現信仰的影響力。當維穩、僵化成為近年香港教會的公共形象，青年人流失、出走備受關注，會否正正意味著「教會」失去應有的吸引力，只能吸引已然順服慣了的一群？

二零一七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也是香港回歸二十週年，《想像與順服》這書給香港教會和信徒在倫理實踐上尖銳的挑戰：

教會能否自省其中的「順服」意識？若然，教會又如何能透過改革重回上主旨意中的正軌？
教會如何走出維穩（不單單指政治取向，更是在社會中掙扎求存），擁抱和鼓勵堂會內具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信徒，踐行信仰，甚至成為未來教會見證的主力？
教會如何以「想像」取代「因循」、「全然依靠上主供應」取代「向現實（諸般困難和缺乏）低頭」？
如何服侍社會而不計較果效？又或讓不同堂會共用資源以作社會關懷？
如何跨宗派和跨堂會地凝聚信徒，為社會締造幸福？這些「幸福」絕非指向社會大規模的改革，反而是透過信徒每天生活為鄰舍帶來各種「小確幸」。
在世道越來越惡的時候，教會宣講的是全面向世界妥協和求存的「（幸）福音」，還是解放真自由和帶有能力抗逆世界的真福音？

寫於二零二零年的後記

由二零一七到二零二零才不過三年，香港的社會環境與政治局勢幾乎面目全非，對未來的預測與預期更見困難。三年在歷史洪流中不過滄海一粟，提醒時人不能只著眼當前的困局，也不能過份幻想將來的美好。

對應本文文末提出的六項倫理挑戰，

因武漢肺炎疫情叫停了實體聚會，各地的教會評論者都預視教會聚會的生態將可能出現大變。洗牌的效應有多大還是難以估計，但在香港似乎有傾向出現因政見不同而分家的情況。
「走出維穩」是一個過份樂觀的想像，但自反修例運動開始，有部分堂會開始走多一步。
政治不穩與疫情，逼使教會不能因循過去的牧養和聚會模式；社會經濟下行，對教會財政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但事實上首當其衝被操練「全然依靠上主供應」的是基督教機構。
一個近來最佳實踐例證就是關注「麥難民」。
疫情初期有見堂會與社會分享抗疫物資，但未能算上是「跨宗派和跨堂會地凝聚信徒」。而且疫情叫許多堂會停擺，能為社會帶來的小確幸可能純粹是「停止實體聚會」（避免像南韓般出現社區爆發）。
在政治的層面似乎走多了幾步，但假若香港環境回歸平靜，到時又會如何呢？

筆者預想未來香港教會可能進一步撕裂：「守舊和維穩的堂會」與「敢於投放資源於社會的堂會」兩者會越走越遠，而普遍信徒將在兩者之間徘徊，而這種狀況並非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