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98: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前前文提到香港前途談判時,若有100萬市民上街,英國將會如何。歷史沒有如果,當時的社社會結構影響了香港人的表現。從來社會上帶頭出來抗爭的都是沒有家庭事業包袱的年輕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時,一些走溫和路線的民主團體搞示威遊行,預估參加的民中眾不多,故選擇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誰料一向不滿這些民主團體的年輕人不計前嫌,開開始動員民眾,結果在許多年輕人的廣泛動員下,當天有14萬人擠爆東角道,到6月9日,在年輕人事前各區設街站宣傳動員,更有100萬市民參加遊行。很明顯,年輕人的熱情感染了絕大部分市民,才會有後來波瀾壯闊的運動。
1981到84年,大專學院活躍的學生領袖們,大都在「反殖」「民主」「民族大義」這些堂皇而抽象的觀念支配下,支持脫離殖民地、回歸祖國、民主治港。那時文革已過去多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管治也趨於寬鬆,因此年輕人反對中國97年收回主權的不多,根本搞不起運動,更別說大型示威了。中老年人從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史對中共有所認識,許多人都從大陸避秦來港,但他們有家庭、事業的包袱,對強權只想到要「躲開」,也就是找尋「太平門」,抗拒中共的意識明顯,但不會也不敢面對中共抗爭。政治團體大部分由中產者組成,他們的思維是想方設法讓中共調整政策,或向英國游說關顧香港人。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為香港人權益僕僕風塵於倫敦、北京,都沒有結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香港沒有強力的民意支持他的行動。這也是事實,因為當時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是隨大流,反正香港變得怎樣自己也無能為力;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大難臨頭各自飛」。現在說上一輩的人接受「民主回歸」絕非事實,說上一輩的人沒有如後來般聯合抗拒「回歸」則是事實。但我覺得也應該在這裡把歷史背景講清楚。
我和《七十年代》、前景社是少數力拒主權轉移的人士之一,《明報》《信報》的評論也反映多數民意。六四後去了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主要講自己如何在香港開展統戰工作,如何與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異」。書中多次提到與前景社這些長期批評中共的學術和傳媒中人的談話,以顯示他的寬容和耐心。
實際上,我們正面作思想交鋒只有一次,就是由陸鏗和新華社楊奇安排的對前景社成員的宴請和之前的座談,《許家屯回憶錄》說,「由李怡帶頭發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的『異』,『求』了彼此的『同』,以缩斷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認為不愛國。」他說他與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
我也記得這一役,但記憶與許家屯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有什麼「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異」。前景社其他成員,因為是客人,包括主席勞思光都說話留餘地,我確實是不停提出尖銳問題和反駁許的講話的一人。
我主要問他,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來而且長期對中國有好處的對香港政策「長期存在,充分利用」,為什麼不「存在」、要改變了?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改變使中國付出多大代價?中國的對內施政確實比文革時好太多了,但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決定人民的命運,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決策而沒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誰能夠保證鄧小平以後的政策不會改變?
許家屯的回應是,我們對中國的批評,是基於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了解,而現在中國已經不一樣了,中國一直有進步,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國歷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人類歷史上更微不足道,我們應該用長遠的歷史眼光去看待過去那二十年的短暫歷史。
我回應說:二三十年對人類來說無疑是短短一瞬,但二三十年對一個人來說就是半輩子,尤其是正值可以做事可以奮發的好時光,我特別提到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大學後二十多年下放勞動,就這樣犧牲了整個人生。我又提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產生了許多「太空人」,製造了許多家庭悲劇。我希望中共黨人,不要只想著中國歷史、人類命運,而是想到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從每一個人的命運去思考政策。
許家屯一下子無言以對,有一刻似在沉思。我想,以他這樣的部級高幹,即使在香港接觸權貴,大概也沒有試過被人這樣當面頂撞。但我也必須承認,他始終保持溫和的笑臉,沒有因為我不留情面的「窮追猛打」而發怒。論度量,還是值得一贊。
(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19 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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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派最後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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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政權下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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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伯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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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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