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焦虑，离题万里

我从很早就戴手表，大概是赶某种扭曲时髦的心理作祟，像是还没近视就扯着我妈去买眼镜一样。小时候地摊上的眼镜不贵，二十来块。不用验光，试戴差不多就行。但手表大概不同，我的第一块表，是我大学毕业以后自己买的，在兰州的国芳百盛。可真舍得，那时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买那块罗西尼就花了四百。

“罗西尼表，为您报时：滴……滴……滴……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整。”当年洗脑式的广告模式，持续到如今的地铁报站。刚来成都时，没地铁，但公交报站也是这种，“一样的方便，还是吃米饭的好。得意绿色方便米饭提醒您，春熙路，到了。”那时只觉得新鲜，现在回想，凭啥米饭就比我们面高贵呢？有意思的是，现在因为在地铁报站前的广告而知名度飞升的烧烤品牌“烤匠”，也沿用的这种拉踩模式。前不久我爹生病，我哥赶来照护，有天从医院赶地铁回来，说成都地铁竟然还有四川话报站。我一头雾水，不得要领，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觉得好像不大可能。果然，后来证明我对大一统的认识不差，地铁报站还是普通话，只不过普通话之前，有一句四川话的广告：“不ci火锅，就ci烤匠”。据说后来大运会时，成都市给市民发的“大礼包”里的“大运英语一百句”里，就有这句话。啧，烤匠也不知道是啥来头。

大礼包我是没要，一根跳绳，一个相当丑的布背包，一堆宣传资料。那几天，成都人以朋友圈秀“大礼包”为时尚。小时候会赶无稽的时髦，现在不会了。尤其，那玩意要通过网格员亲自上门发放。我如今最怕两类人，一类警察，另一类就是网格员，应避尽避。我把网格员贴在我家大门上的通知撕下来扔进了垃圾筒，从我妈那里要来了发给她的跳绳，但从来没跳过。

人们秀“大礼包”时，配文以“参与感”居多，纷纷感谢政府让他们能拥有这份感觉。实际上，我还收到政府群发的短信，让大家“在家收看赛事转播，非必要不去赛场附近”。朋友住在东安湖旁边，大运期间出入要凭“出入证”。他也秀它出来，说参与感满满。我心想，这不会勾起心理创伤吗？要知道，他对那些全体被关禁闭的日子，讲起来可是咬牙切齿的。才过去多久，就忘了。大运期间，单双限号，三环路上高峰期还拿一个车道出来专供赛事保障车辆通行。但实际上，我跟本没看到几辆赛事保障车辆，通常，那跟车道空空荡荡，其它车道上满满当当，堵得一塌糊涂。这大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另一体现。

不久前在伦敦举办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后宵禁，比赛没打完的就暂停，第二天继续。温网雨多，本来已经有很多比赛被推迟到第二天了，宵禁又使得赛程雪上加霜。但为啥还要这样干呢？听了理由，我沉默良久。你当为啥？为保证当地小镇居民的正常休息不被打扰！人家当地人真是金贵啊，听在另一个世界的人耳中，只有羡慕嫉妒恨。

说回方言地铁报站，在中国倒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广州。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受优待生，我去的地方不多，不敢断言。我猜如果有，最大的可能是上海。我去过上海，我坐过上海地铁，但我忘了是否有上海话报站。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川渝人民不讲普通话这件事的，但最近几年一点一点改变。算了，让他们留着独属于自己的方言和历史吧，就算拼命想留，也很有可能留不住呢。

前两天看了电影《椒麻堂会》，地道的四川民间对白，那些从前我不喜欢的东西看得我直呼美妙。感叹，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样一部电影，用最地道最生动的方言演绎最市井的生活。人在死去，方言在消失，电影会留下。而且，你还别说，在愈来愈逼仄的言论空间下，方言某种程度上是消解审查的利器。电影里有一些大逆不道的的台词，很难想像用普通话讲出来会是种什么效果，能不能过审。

但广州的街上和成都不同，讲普通话的人比讲方言的多。这是因为粤语离普通话更远，外地人很难听得懂，于是当地人也便成了习惯。有天我在地摊吃炒河粉，听见老板和熟识的客人聊天，都操广普。一个讲日本人坏得很，核废水排到海里对中国的海鲜肯定有影响。另一个讲，那没办法，害怕就不吃，不害怕该吃就吃。

我出差的地方很偏僻，方圆二公里没什么人烟。二公里外有个最近的地铁站，附近有个夜市。临走前夜，我决定在夜市腐败一场，不枉来趟广州。那夜市的炒河粉，只要七块钱一份。但既然是腐败，我那晚想吃烤生蚝。没想到，生蚝比河粉还便宜，一块钱一只。我整整吃了二十六只，最后一只是老板送的。大概我是老板长久以来接待的最爱吃生蚝的人，有点蚝逢知己的感觉。只有我知道，主要是便宜。谁知道此生还有没有另外的机会吃到一块钱一只的蚝呢！

如果非洲大蜗牛能吃，一定比生蚝还便宜。广州郊外的夏夜，大蜗牛比人多。我生在北方，第一次在盛夏来到湿热的南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有恃无恐的大蜗牛。每天晚上出门跑步，得很小心，怕踩到它们。跟本地的朋友说，他说放心，壳很硬，踩不死的。我大为震惊，怎么会？很快发现，他在开玩笑，因为我很快发现路上很多被压成了各种形状的蜗牛尸体。死者已矣，活者却无畏，一个蜗牛倒下去，千万个蜗牛站起来，仍旧在夜晚的街头不急不徐，觅食，交配，繁殖。它们那种淡定有点感染到我，我觉得有点怕，又莫名被它们吸引。每天晚上出门，拍下很多蜗牛照片。

据说这种蜗牛，是很多年前被台湾引入亚洲的，后来在很多沿海地区泛滥成灾。也有说是饥荒年代被当作食物引入大陆的，后来饥荒过了，大概并不好吃，还有可能感染寄生虫，便由它们去了。在《椒麻堂会》里，大吃饱年代，为了养活被遗弃的婴儿，主人公从厕所里捞蛆，烘干压成粉末冲水投喂。刚捞上来一坨，被红袖章人赃俱获，说是盗用国家大粪。主人公百般央求，用一段川剧换来那几只蛆得以保留。我在想，和蛆比起来，非洲大蜗牛再凶险，也是更诱人的食物吧。可惜，四川的气候，无法养育非洲大蜗牛。

唉，从一开始，我就是想讲手表来的，谁知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简直是我改不了的臭毛病。算了，就不改吧。但还是得拉回来收尾。是说我突然被派去广州，说好最多一周，谁知有去无回，受困蛮荒之地整整两周。临走放下日常带的Applw Watch，换了颂拓，因为它待机时间久，一周不用充电。然而，一周之后还有一周。手表还有40%电量时，我就开始焦虑，到处网购充电线。但颂拓毕竟不是苹果，适配的充电线供应有限，都是第三方发货，买了一天后还不发，又退。折腾几次，算求了，认命，谁知道送来我还在不在。于是，眼看它油尽灯枯，偃旗息鼓，怀着悲壮的心情等待没有手表的痛苦暴击。

谁知，却没有暴击，一切如昨，甚至比昨更好。没有手表了，不用盯着数据看，不用为每天没完成运动目标而焦虑，轻松愉快得不得了。如今，回来一周了，手腕始终光着。有天我妈看见我的手腕，说唉呀这次又晒成这样。我说没晒啊，这次每天关在屋里从早到晚地工作，想晒都晒不着。她说那怎么那么黑，我说那是因为我戴了几十年手表的位置太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