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三十一] 反送中運動與反種族主義

在美國爆發、席捲西方國家的反種族主義示威，引起全球關注根深蒂固、針對黑人的不公義，以及警察暴力的結構性問題。美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當機立斷開始改革警隊、禁止箍頸；法院亦發出禁制令，要求警察短期內嚴禁使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應付和平示威，因為採用上述武力，只會干預示威自由。此外，法國多個城市周六有反種族歧視遊行示威活動，最高行政法院亦裁決示威活動可以在遵守衞生防護措施、事先向當局申請、不威脅公共秩序情況下舉行；蓋因示威權利是基本自由，而法國當前的衞生狀況也不可繼續作禁止示威的理由。

香港人看見外國政府和法院的及時、進步，只可能羨慕，卻「無福消受」。不少本地輿論試圖將目前香港和西方國家加以比較，但多數只是針對警隊管理大型示威和使用武力的政策。但按香港目前形勢，要專制政權重組警隊、修改武力使用指引，可謂緣木求魚。

更值得比較的，是為何美國反種族運動，牽一髮而動全身，在英、澳、歐均有大批民眾響應示威，但香港的反應卻相當沉靜，只有三數人發起示威聲援？事實上，香港種族不公義的問題不亞歐美。早前，香港一南亞裔男子被警察制服在地並以膝壓其頸部數分鐘，最終該男子不治，和全美反歧視浪潮觸發點、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案的背景相近，但香港一案卻迴響寥寥。

一個外在原因，可能是香港日常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例如多來自東南亞裔的外籍家務工，其最低工資和本地人有雙重標準，不單是工種歧視，更是有合約精神作後盾的種族不公義；多年來個別媒體持續將南亞裔及非裔人士扣上「假難民」的標籤，其實是直接歧視少數族裔。然而，反送中運動亦有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參與其中，去年一次九龍大遊行，少數族裔在重慶大廈外支持運動，亦因警察向清真寺噴射顏色水激起公憤，故亦難以指斥香港抗爭，對少數族群抱冷漠或歧視的態度。

此外，親中媒體多指斥運動靠攏特朗普的反華政策，而特朗普管治本身相當歧視美國的少數族群和移民。的確，運動社群之中特朗普、蓬佩奧甚至極右國師班農的支持者；但事實上，支持多元和族群平等的民主黨亦高調支持黑人運動；而國際戰線亦非以美國為本位，故這種因「親侵反華」而漠視反種族運動的原因實在站不住腳。

那麼，我們可以如何解讀這個香港運動接不上國際焦點的局面？我大膽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現實主義掛帥的國際策略，或多或少造成這種「失語」。即使是「攬炒」的論述，歸根究底也是「借東風」，承接中美貿易戰和中國銳實力威脅全球自由民主的背景，來促使各國政府向中共施壓甚至制裁。運動爭取支持的對象，就集中在各國政要；但各國政要恰恰是反種族運動針對和批判的對象。國際戰線並未聚焦在建立和外國民間社會──例如工會、人權組織、社運聯盟、教會──的連結，一方面可能是由於這些連結未必能短時間創造實質的政治機會，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外地民間組織偏向進步左翼的意識型態缺乏吸引力；而外國個別左翼團體指斥香港社運靠攏右翼排華，亦難免惹來不信任和「離地」的質疑。

反送中運動借力打力制衡中共的策略，固然強化了自由社會與威權國家對立的框架，有利爭取各地支持自由民主人士的同情和團結。但這個二元框架，其實可以更豐富。例如，我們可以觀察到，香港人之所以要抵抗威權，不僅是因為擔心被「新疆化」，也是因為我們關心和支持種族正義。除了全球共知、消滅維吾爾族人文化語言的新疆再教育營外，中共將主流漢族和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單一化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論述，其實也抹去了中國境內民族共處的多元性，間接令少數種族「滅聲」。近年「一帶一路」的工程，多被揭發非洲當地人無法在中國投資的產業擔任領導角色，華商亦在當地壟斷人事、技術，甚至剝削勞工權益，儼如新殖民者。兩年前中央電視台的春晚節目更要非裔人士飾演猴子，被轟歧視。中共的文宣、內部管治和外事均突顯排外和歧視意識，是一個帶頭歧視少數族群、強化種族不公義的政權。這種一元管治、消滅多元的管治手段，正正和自由民主相違。

           反送中運動終究是一場突顯香港人尊嚴和犧牲精神的運動。多少人為了爭取五大訴求而受傷、入獄、甚至失去性命。去年今日，二百萬多人上街譴責警察暴力、要求撤回逃犯條例，成為全球佳話。既然反送中運動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皆是為了在制度不公義下重奪人之為人的尊嚴，單靠互相學習抗爭手段並不足夠。我們要「道器兼備」，就要在抗爭意識上與反種族主義示威同步。抗爭意識不是口號，而是講求深度。例如，我們能否花時間去了解美國種族不公義的歷史根源？我們會否探討香港的種族不公義，已經滲透到什麼制度設計和日常生活？進一步而言，我們的運動既同樣反對警察暴力、支持重組警隊，還有無設想過要建構什麼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如中共般「大漢族主義」的同質社群，還是一個能保存種族多元和文化多樣性的香港人社群？我們如何去論述香港的政治不公義，確實製造了更大的種族不公義？

反送中運動是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亦不必然要依靠某一個軸心來維持其生命力。畢竟，僅僅將運動的國際視野置於大國政治，對外國關心受壓迫和不公義的民眾來說，可能會視為另一種「離地」。

（本文原刊於明報，2020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