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4章第Ⅰ節：把牢底坐穿

第4章 紅墨水

Ⅰ 把牢底坐穿

彼得保羅要塞矗立在涅瓦河河口，正對著冬宮。它是彼得大帝於1703年建造的，作為對抗瑞典艦隊的堡壘，是聖彼德堡的第一座建築，並在好幾年內一直是這個龐大帝國的首都。一旦城市的其他部分落成——在建造它的農奴的屍骸上——這個小島要塞就不再是沙皇統治的所在地，但它繼續象徵著其威武森嚴的權力。要塞的大教堂裡保存著沙皇的陵墓，其金色尖塔像根針一樣聳立在首都中心。在要塞厚厚的石牆內和八座塔樓下，隱藏著該政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監獄。它的囚犯名單讀起來簡直像俄羅斯激進主義和革命運動的光榮榜。拉迪什切夫、十二月黨人、彼得拉雪夫斯基、克魯泡特金、車爾尼雪夫斯基、巴枯寧、特卡喬夫、涅恰耶夫、民粹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和學生——他們都在這個陰暗潮濕的牢房裡待過。在作為監獄的兩個世紀裡，沒有一個囚犯能從彼得保羅要塞逃脫，儘管許多人通過自殺或精神錯亂找到了不同形式的解脫。

這座“俄羅斯巴士底獄”不僅關押著危險的顛覆分子，還激發了大眾的想像力。民歌和民謠將這個要塞描繪成一個人間煉獄。關於這裡的囚犯如何被酷刑折磨，如何在暗天無日和害蟲肆虐的地牢裡受盡煎熬，或者如何被墳墓般的寂靜（作為監獄制度的一部分）逼瘋的傳說層出不窮。據說囚犯被關在狹小的牢房裡，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只能蜷縮成一團；過了一段時間，他們的身體會扭曲變形。還有一些關於秘密處決的故事，囚犯們被迫在夜晚冰凍的河面上挖掘自己的墳墓，然後被淹死在冰下。在老百姓心目中，這座要塞成了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專制主義的可怕象徵，是他們恐懼和缺乏自由的象徵，而它正好位於聖彼德堡市中心，人們每天行走在它巨大的陰影下，看起來更加陰森可怖。

事實上，監獄的情況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糟糕。與20世紀的暴政為其受害者提供的條件相比，這個要塞仿佛一家舒適的旅館。大多數囚犯都能得到食物和煙草、書籍和稿紙，還能收到親屬的來信。布爾什維克的尼古拉·鮑曼在獄中甚至獲許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好幾部俄羅斯文學的經典作品就誕生在闃靜的牢房裡，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小英雄》、高爾基的戲劇《太陽的孩子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該書後來成為革命運動的先聲。【1】這座監獄的公眾形象——被數萬名長期囚犯塞得滿滿當當——與事實大相徑庭。在任何時候，那裡的囚犯都不超過100人，1908年後從未超過30人。在被轉移到外省監獄之前，很少有人在此停留超過一個月左右。1917年2月，當要塞最終被群眾攻克時，解放僅有的19名囚犯（全部是前一天才被囚禁的叛變士兵）的平淡現實並不能撼動神化革命者的熱情。這一事件被描繪成自由推翻專制的勝利。

重建這座要塞是革命者妖魔化歷史的一個重要步驟。如果沙皇政權被描述為兇狠殘暴、昏庸無道的刑罰權力，那麼彼得保羅要塞就是這些罪行的完美象徵。在19世紀下半葉，隨著沙皇政權事實上變得越來越溫和，其監獄制度在前囚犯的著作中就被誇張地描述得越來越恐怖。在舊政權最後幾十年裡，哥特式監獄回憶錄蔚然成風，這些故事滿足了公眾對革命烈士的渴望。正如高爾基在被問及為什麼拒絕寫獄中往事時，他回答：“每一個曾經作為‘政治犯’坐過牢的俄羅斯人，哪怕只有一個月，或者流亡了一年，都認為把自己歷盡滄桑的回憶獻給俄羅斯是他神聖的職責。”

在批評者看來，彼得保羅要塞是沙皇政權的一個縮影。1830年代，庫斯廷侯爵參觀完要塞後說，俄羅斯“本身就是一個監獄；一座規模巨大的監獄只會讓它變得更加可怕。”沙皇員警國家的基本結構是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後，在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建立起來的，當時一小撮自由派貴族——正如普希金所說，“於紅葡萄酒和香檳之間”——密謀在亞歷山大一世死後將一部憲法強加給君主制。尼古拉一世引入了全面的法律——包括1826年一部新的審查法（當時在歐洲獨一無二），要求所有印刷品在出版前必須獲得審查員的許可——以杜絕一切政治異議。同年成立的第三廳，即秘密員警，擁有——這在歐洲也是獨一無二的——將任何涉嫌“政治罪”的人拘留甚至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權力。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兩種員警——一種是保護國家利益的，另一種是保護人民的。

然而，直到19世紀末，隨著電報和電話的出現，員警作為國家機器才真正變得高效。1881年，保衛部（全稱為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接管了第三廳的職能，憑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力，發動一場所謂的秘密戰爭，以消滅革命者。它擁有數千名特工和線人，其中許多人冒充革命者，彙報工廠、大學、軍隊和國家機構自身的情況。門房每天向員警提交報告。數百名官員受雇于一個“黑色辦公室”，閱讀人們被攔截的郵件。“整個聖彼德堡都知道員警會閱讀信件，”沃倫佐娃伯爵夫人向尼古拉二世抱怨道。有一個龐大的活動清單——從舉辦音樂會或開一家商鋪，到查閱達爾文的作品——即使是最有身份的公民也需要從員警那裡獲得許可。事實上，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沙皇和共產主義統治下，俄羅斯和西方國家最大的區別是：在西方，只要他們的活動沒有被國家明確禁止，公民通常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法無禁止即可為——譯注）；而俄羅斯人民除非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否則不能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法無授權即禁止——譯注）。沙皇的臣民，無論其等級或階級如何，都做不到安枕無憂，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會不會被搜查，自己會不會被逮捕。

這種與員警國家的不斷鬥爭在其反對者中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心態。人們可以把沙皇政權的嚴酷刑罰與革命者的恐怖主義，甚至布爾什維克的員警國家聯繫起來。正如福樓拜所說，“每個革命者的心中都有一個員警”。契卡創始人菲力克斯·艾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1877-1926）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到1917年，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監獄和刑事流放中度過的，包括最後三年在以酷刑虐待而臭名昭著的奧廖爾監獄，在那裡，他作為絕食抗議的領導者被挑出來接受懲罰（據說他的身體上佈滿了傷疤）。一旦掌權，他就會在紅色恐怖中複製許多這些酷刑手段。然而，捷爾任斯基只是眾多從偷獵者轉變為獵場看守人中的一員。到1917年，布爾什維克党的活動家平均在沙皇的監獄或流放中度過了近4年；孟什維克平均近5年。監獄使革命者變得冷酷無情。這為他們的“鬥爭”做好了準備，給了他們一個憎恨舊政權並對其代表進行報復的私人理由。卡納奇科夫在沙皇監獄裡關了幾年，他聲稱，對於像他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工人來說，監獄是一種“物競天擇”：“精神上的弱者離開了革命，通常也離開了生活，但堅強不屈的人得到了磨礪，為未來的戰鬥做好了準備。”多年以後，1923年，卡納奇科夫被告知，1910年判處他入獄的一名法官已被布爾什維克槍決。“聽到這個消息時，”卡納奇科夫坦白道，“我感到非常滿意。”

以革命的名義為暴力辯護並非革命者的專利。在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中，普遍存在著對革命主義的崇拜。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一個源自俄語的詞）與其說是一個階級，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狀態：從定義上來講，它意味著一種對沙皇政權激進和不妥協的反對立場，以及參與推翻沙皇政權鬥爭的意願。革命運動的歷史就是知識份子的歷史。大多數革命領袖首先是知識份子。他們滿腦子裝滿了歐洲文學和歷史，尤其是1789年和1848年的法國革命史。“我認為，”孟什維克的莉蒂亞·丹回憶道，“作為人，我們對書本的瞭解遠遠超過對現實生活的瞭解。”沒有其他任何一個知識份子群體對20世紀的世界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

這些自詡為知識份子的人（學生、作家、專家等）有一套特珠的道德規範，有共同的著裝和語言準則，有共同的榮譽觀念和同志情誼，更不用說沙龍和咖啡館、俱樂部和社交圈、報紙和雜誌了，這些都使他們成為一種亞文化，有別於他們中大多數人出身的特權社會。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共有一個獨特的“外表”——不修邊幅、落拓不羈，留長髮、蓄鬍鬚、戴眼鏡——這成為了全世界左派分子和革命者的標誌。【2】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曾將俄羅斯知識份子比作“修道會所”或“宗教教派”；他們的思維方式與基督教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他們拒絕現存秩序，認為它是罪惡的和腐敗的；以及他們將自己視為“人民事業”的正義鬥士；還有他們近乎神秘地相信絕對真理的存在。激進知識份子對革命文學經典有著宗教般的崇拜。例如，據阿裡亞德娜•蒂爾科娃-威廉姆斯回憶，在19世紀80年代，她十幾歲的妹妹“經常在下午祈禱時，偷偷把一卷革命詩集帶進教堂，當別人念聖經時，她會背誦讚美反抗和恐怖的詩歌”。

這種自我意識的傳統起源於十二月黨人。1826年，他們被處決，成為“運動”第一批的殉道者。年輕一代從這些貴族雅各賓派的自我犧牲中獲得了浪漫的靈感。從那時起——反抗崇拜就此誕生——貴族子弟“出於原則”而避免從事公務員職業成為時尚。正如契切林所言，“讓自己淪為一個無情地壓制所有思想和啟蒙的政府的直接工具”，這被視為一種道德背叛。誓死反對沙皇國家及其所有官員，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是一種榮譽。想想聖彼德堡大學學生阿納托利•杜波依斯的故事吧，1902年，他（“基於原則”）拒絕與一名員警握手，這名員警在登記他的新位址時，與他進行了友好的交談，並主動提出握手以示告別。警方向該校校長提交了一份報告，杜波依斯被開除學籍——結果卻投身革命運動，並於1903年被捕。這是沙皇員警國家的一個典型例子，如何迫使一個中產階級的持不同政見者加入地下革命組織，而正是地下組織孕育了恐怖主義的傳統（列寧自己的故事也很相似）。激進的知識份子輕蔑地拒絕任何與“政權”妥協的行為：只有暴力鬥爭才能結束它。自由主義被指責為軟弱的折衷辦法。法律被鄙視為國家工具：據說它在道德上不符合農民的古老習俗和社會正義的要求——同時也是違法的正當理由。這就是19世紀後期，籠罩在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頭腦中熾熱的革命情緒的道德基礎。薇拉·妃格念爾身為一名恐怖分子，她談到了“對炸彈和槍支的崇拜”，其中“謀殺和斷頭臺具有磁石般的魔力”。在知識份子圈子裡，同情恐怖分子被認為是一件“有品味的事”，許多富有的公民向他們捐贈了大筆金錢。

如果不首先審視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文化孤立，就不可能理解這種政治極端主義。這個小小的精英階層因政治而與官方俄國產生隔閡，因教育而與農民俄國產生隔閡。這兩道鴻溝都是不可逾越的。但是，也許更重要的是，它被切斷了與歐洲文化世界的聯繫，而後者正是它積極效仿的物件。其結果正如以賽亞·伯林優雅地論證的那樣，一旦俄羅斯知識界接受了從西方輸入的思想（幾乎所有俄羅斯的思想都是如此)，它們往往就會變成抽象的教條。在歐洲，新思想被迫與其他理論和主義相競爭，結果是人們傾向於對絕對真理的主張持健康的懷疑態度，並形成一種多元化的氛圍；而在俄國，卻是一片文化空白。審查員禁止所有政治言論，因此，當思想被引入時，很容易就獲得神聖教條的地位，成為解決世界上所有弊病的靈丹妙藥，不容置疑，甚至無須在現實生活中進行檢驗。一波接一波的歐洲知識份子思潮在聖彼德堡傳播開來——19世紀40年代的黑格爾主義、19世紀60年代的達爾文主義、19世紀9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每一種都被視為終極真理。在這種奇怪的俄羅斯人對絕對真理的追求中，有許多令人喜歡的東西——比如對偉大思想的熱情，正是這種熱情賦予了19世紀俄羅斯文學獨特的性格和力量——然而，這種理想主義的背後是一種令人討厭的說教，一種道德教條主義和狹隘主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與它所反對的審查制度同樣有害。俄國知識份子深信思想是世界未來的關鍵，人類的命運取決於理論鬥爭的結果，因此他們把世界劃分為“進步”和“反動”兩種力量，在人民事業的朋友和敵人之間，沒有給懷疑者留下任何空間。這就是極權主義世界觀的起源。儘管兩人都不願承認，但列寧和托爾斯泰之間確實存在許多共同點。

內疚是革命的心理動力。幾乎所有這些激進知識份子都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財富和特權。“我們知道，”激進思想家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寫道，“我們對普遍真理的認識只能以人民長期遭受的苦難為代價。我們是人民的債務人，這筆債壓在我們的良心上。”作為由莊園地主家的農奴撫養長大的貴族子女，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一種特殊的個人負罪感。因為正如瑪律克·雷夫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小主人”通常被允許以殘忍的方式對待他們的農奴保姆和“叔叔”（他們的工作是與他們一起玩耍）。【3】在後來的生活中，這些良心受到譴責的貴族將尋求通過在革命中為“人民”服務來償還他們欠下的債務。他們認為，只要他們能夠給人民帶來解放，那麼他們自己的原罪——出生特權階層——就會得到救贖。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主旋律是懺悔特權的罪惡。以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公爵為例，他與農民一起在田間勞作，把農場的利潤分給他們，夢想實現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用財富和所有人的幸福取代貧窮；用和諧和共同利益的紐帶取代敵對”。

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是讓自己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19世紀席捲歐洲的對民間文化的浪漫主義興趣，在俄國知識界最為強烈。正如布洛克在1908年寫道（略帶諷刺意味）：

知識份子用俄羅斯民歌、史詩、傳說、咒語、哀歌的選集塞滿了他們的書架；他們研究俄羅斯的神話、婚禮和葬禮儀式；他們為人民悲傷；到人民中去；充滿希望；陷入絕望；他們甚至為了人民的事業而犧牲生命，面臨處決或餓死。

知識份子滿懷特權的罪惡感，在“人民”的祭壇上頂禮膜拜。他們深深地相信自己的使命是為人民服務，就像他們高貴的父輩堅信有義務為國家服務一樣。在他們的世界觀中，“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其他一切原則，如法律或道德，莫不服從於此。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革命格言：為了革命，可以不擇手段。

對所有這些出身高貴的革命者來說，“事業”的主要吸引力並不在於他們看到人民日常生活得到改善而獲得的滿足感，而在於他們自己對“集體”的浪漫追求，這種追求可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崇高的意義，結束他們與世界的疏離。俄羅斯無政府主義之父米哈伊爾·巴枯寧就是最好的例子，正如愛琳·凱利在關於他的傳記中出色地展示那樣。她說，正是巴枯寧自己“認同一個有意義的集體實體”的需要，導致這位元富有的貴族在人民事業的抽象概念中昇華了他的（相當巨大的）自我。革命運動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貴族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了尋求這種歸屬感的奮鬥史。他們認為自己在地下革命組織宗族式的氛圍中找到了這種感覺。

至於他們對“人民”的承諾，本質上是抽象的。他們熱愛“人類”，但對“個體”卻不那麼肯定。烏托邦理論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總結道：“無論是在女人還是男人身上，我都找不到任何值得我堅持的東西，我轉而致力於為人類服務。”在這種對“人民”理想化的抽象中，不乏貴族對普通人與生俱來的傲慢。如果不是因為巴枯寧、斯佩什涅夫、特卡喬夫、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等革命者的貴族出身，那麼如何解釋他們的專制主義？就好像他們把人民看作是其抽象理論的代言人，而不是有著自己複雜需求和感情的、受苦受難的個體。諷刺的是，“事業”的利益有時意味著人民的狀況必須進一步惡化，才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越壞越好”（意思是事情變得越糟糕，對革命越有利），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口頭禪。例如，他曾在1861年主張解放沒有土地的農奴，理由是這將導致“立即的災難”。【4】

這種對普通人生活狀況的漠視，是具有悲劇性傾向的革命專制主義的根源所在。革命領導人試圖按照他們自己對真理和正義抽象的概念來解放“人民”。但是，如果人民不願意朝著那個方向前進，或者變得太混亂而無法控制，那麼他們將不得不被迫獲得自由。

俄羅斯現代文學一直是政治的代名詞。雪萊的格言——“詩人是世間未經公認的立法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俄羅斯這樣具有悲劇性的含義。在缺乏可信的政治家的情況下，俄羅斯公眾指望作家們在反專制的鬥爭中針砭時弊、聲張正義。“這就是為什麼，”維薩里昂·別林斯基在1847年寫給果戈理的信中說：“每一種自由主義文學流派都受到如此多的關注，即使是那些天賦平平的作家亦然，而當他們應徵為專制服務時，即使是偉大的作家，其受歡迎程度也迅速下降。”在整個18和19世紀，知識份子根據從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家中得出的道德觀，形成了自己的社會準則和傳統。別林斯基創立的俄羅斯文學批評是政治思想的載體，它採用寓言式語言，需要仔細閱讀方能體會隱藏在字裡行間的微言大義。所有早期的革命理論家（赫爾岑、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都主要研究文學。正是通過19世紀50年代的文學期刊，如赫爾岑的《警鐘》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當代》，將文學與社會評論結合在一起，革命運動的基本思想第一次被介紹給了大眾讀者。沒有任何其他文化會如此定位高雅的文學期刊。這些“厚重”的文學雜誌幾乎被整個受過教育的階層閱讀和討論。【5】這在西方是絕無僅有的，因為那裡言論自由導致了普遍的政治冷漠。《愛丁堡評論》也許是19世紀最接近的同類刊物，但只有極少數精英閱讀。

從別林斯基開始，俄羅斯文學的自我使命既是社會性的，也是說教性的：宣傳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引導人民走向新的民主生活。在文學典籍中，沒有其他作品可媲美社會小說——從19世紀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到1900年代高爾基的《母親》——佔據著突出的主導地位。（後者反過來又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式成為社會小說在蘇聯的延續）。作為一種道德教化的工具，社會小說幾乎總是包含一個體現了新人美德的“正面英雄”。為了實現人民的事業，往往以巨大的自我犧牲為代價，是這類虛構英雄的一個基本特徵。只對美學感興趣，或追求與人民事業無關的人物，都是與社會脫節的“多餘的人”。

這些正面英雄中最英勇的當屬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恐怖主義小說《怎麼辦？》（1862年），這位鐵石心腸的巨人是整整一代革命者（包括列寧）的榜樣，他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以磨練自己的超人意志，使自己對行將到來的革命必然造成的人類痛苦無動於衷。他是一個清教徒和禁欲主義者：有一次他甚至睡在釘子床上，以扼制他的性衝動。他通過體操和舉重來鍛煉身體。他只吃生牛排。他並以類似的方式訓練自己的頭腦，夜以繼日地閱讀“只關於本質”（政治和科學）的書籍，直到他吸收了全人類的智慧。只有那時，這位革命英雄才開始他的使命——“為人民謀福利”。沒有什麼能使他偏離這一事業，甚至連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獻殷勤，也被他斷然拒絕。他的生活嚴格而有規律：像鐘錶一樣運行，每天花多少時間閱讀，花多少時間鍛煉等等。然而（這就是故事的寓意），只有通過這種無私的奉獻，新人才能夠超越舊式“多餘的人”的異化存在。他通過政治獲得了救贖。

允許出版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是沙皇審查官犯下的最大錯誤之一：因為它激勵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業，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作品加起來的還要多（馬克思本人為了閱讀它而學習俄語）。“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普列漢諾夫說，從這部小說中“我們都汲取了道德力量和對美好未來的信心”。革命理論家特卡喬夫稱其為反抗的“福音書”；克魯泡特金說它是“俄羅斯青年的旗幟”。19世紀60年代的一位年輕革命者聲稱，歷史上只有三個偉人。耶穌基督、聖保羅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寧自己禁欲主義的生活方式與拉赫美托夫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他在一個夏天讀了5遍這部小說。他後來承認，這本書對於他轉向革命鬥爭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徹底改變了我。”1904年，他對瓦連京諾夫說，“這是一本影響我一生的書。”在列寧看來，車爾尼雪夫斯基最大的功績在於，他“不僅指出每一個思想正確、品行端正的人都應該成為革命者，更為重要的一點：他還指出革命家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拉赫美托夫憑藉其以天下為已任的超人意志和對人民事業無私奉獻的精神，成為布爾什維克完美的楷模。

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英雄也是1860年代虛無主義學生的靈感源泉。他的禁欲主義，對科學的信仰，以及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批判深深吸引了他們。他們的“虛無主義”引發了年輕人對自己父輩（“40年代人”）藝術趣味的叛逆；一種激進的功利主義、唯物主義和對通過將科學方法應用于社會進步的信念；以及滿懷一腔毀滅式的革命激情，對所有權威、道德和宗教的普遍質疑。德米特裡·皮薩列夫是1860年代的學生偶像之一，他敦促其追隨者對所有機構進行全面抨擊，理由是任何能被他們打倒的東西都不值得保存下來。正如巴枯寧所說，既然舊俄國已經腐爛到了極點，那麼摧毀它就是“一種創造性的衝動”。這些是他們那個時代憤怒的年輕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出身相對低微——有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神甫的兒子，有的是社會背景複雜的人（平民知識份子）——因此，他們“全盤否定”俄羅斯的感覺，被自己卑微的情感大大強化了。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經常對他長大的薩拉托夫省的落後狀況表示深深的憎恨和羞恥感。他曾經寫道：“與其生為俄羅斯人，不如不生為人”。俄羅斯知識界之所以有一個民族自我仇恨的悠久傳統，是因為他們與人民群眾相隔絕，並且一直以西方為師。

在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1862年）中年輕的主人公巴紮羅夫身上，這些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找到了他們態度的另一面鏡子。屠格涅夫（一個“40年代人”)本來打算把巴紮羅夫描繪成一幅虛無主義者可怕的諷刺畫，他認為虛無主義者是狹隘的唯物主義者、道德機會主義者和藝術上的庸俗主義者，儘管後來他會假裝並非如此。巴紮羅夫和學生偶像皮薩列夫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現實生活中父子之間的誤解鴻溝如此之深，以至於年輕的激進分子把巴紮羅夫的缺點當作美德，視其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1862年，一位學潮領袖紮伊奇涅夫斯基在獄中，為這些少年雅各賓派寫下了自己的宣言。《青年俄羅斯》一詞的靈感來自“青年義大利”，但與馬志尼的信念幾乎沒有一點共同之處。它主張由一小撮紀律嚴明的陰謀集團暴力奪取政權，然後建立革命專政，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所有敵人，包括民主人士和任何反對它的社會主義者。該宣言可以視為對布爾什維克實際行動的描述（他們後來稱紮伊奇涅夫斯基為自己人）。它計畫將土地和工業國有化，將所有兒童置於國家照顧之下，並將選舉安排在新成立的立憲會議選舉委員會上，以確保政府一方獲勝。這將是一場“血腥的革命”，但是，紮伊奇涅夫斯基聲稱，“我們並不害怕，儘管我們知道血流成河，許多無辜的受害者將喪生”。在俄羅斯革命經典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段文字中，他權衡了可能的代價：

很快，非常快，這一天就要到來，我們將展開未來的偉大旗幟——紅旗，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共和國萬歲！”的歡呼聲中，向冬宮進發，消滅它所有的居民。也許只殺死皇室家族就足夠了，不過100人左右；但也有可能發生，而且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沙皇倒下後，全部帝國分子都站了起來，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將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時刻。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麼我們將滿懷對自己和自己力量的信心，對人民支持的信心，對俄羅斯——它的命運是成為第一個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光輝未來的信心，高喊戰鬥口號：“拿起斧頭來！”我們將毫不留情地殺死帝國分子，就像他們現在對我們一樣。如果那些骯髒的豬玀膽敢反抗，我們就在廣場上殺死他們；在他們的房子裡殺死他們；在城鎮狹窄的街道上殺死他們；在首都的林蔭大道上殺死他們；在村莊裡殺死他們。記住：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

這種新的暴力和仇恨精神在謝爾蓋·涅恰耶夫的著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列寧稱其為革命陰謀論，給予高度評價。1847，涅恰耶夫年出生于一個農奴家庭，是俄國第一個從下層階級而不是知識份子中產生的革命理論家。他9歲起就到工廠工作，自學讀書寫字，1866年獲得宗教教師資格。19世紀60年代末，他在聖彼德堡的學生和工人中做宣傳，極力主張階級報復。“涅恰耶夫，”後來成為孟什維克的民粹主義者維拉·紮蘇利奇寫道，“不是我們知識界的產物。他與它格格不入。他的革命能量不是來自與知識界的接觸，而是燃燒的仇恨，不僅是對政府的仇恨……而是對整個社會，所有受過教育的階層，所有這些紳士、富人和窮人、保守派、自由派和激進派的仇恨。”簡而言之，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先驅。

人們對涅恰耶夫的印象主要來自《革命者教義問答》，這本書要麼是他寫的，要麼是巴枯寧在1869年與他合著的。書中闡述了職業革命家的26條原則，可以作為布爾什維克的誓言。該党的道德觀不僅要歸功於馬克思，也要歸功於涅恰耶夫。無情的紀律和奉獻精神是《革命者教義問答》的重要主題。它的基本資訊是，只有用“沙俄的方法”——即員警國家的方法——才能夠打敗沙俄政權。其第一條寫道：

革命者是一個全心全意的人。他沒有個人利益，也沒有私人事務，沒有情感、沒有依戀、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一切都以惟一的興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激情——革命為中心。

革命者必須拋棄一切道德，必須準備好“摧毀一切阻擋他道路的人”。他必須堅強地面對一切痛苦：“一切溫柔體貼的親情、友情、愛情，甚至一切的感激和榮譽，都必須被扼殺，取而代之的是對革命工作冷酷而專注的激情”。革命者必須根據他們在革命中的特定職能與社會成員建立關係。於是乎，例如，統治精英要“毫不猶豫地被處決”；富人要為發展人民事業而被剝削；民主人士要被強迫用來製造混亂。甚至黨內低級別的同志也被視為“革命資本共同基金的一部分”，供每個領導人“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使用。

伊萬·伊萬諾夫被證明是一個可以犧牲的同志。在他身為革命學生團體的領導人，卻拒絕執行上級命令後，涅恰耶夫夥同三名同事一起將其謀害。這一殘忍的殺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謀殺沙托夫的場景即取材於此【6】——激起了廣泛的道德反感，甚至在社會主義者中也是如此。1870年，伊萬諾夫遇害八個月後，巴枯寧（他曾經是涅恰耶夫的導師）寫信給一位倫敦朋友，警告他不要幫助這名俄國逃犯：

涅恰耶夫不擇手段、心狠手辣……[員警的鎮壓]摧毀了俄羅斯秘密組織，這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結論，如果他要組建一個強大的組織，就必須以馬基雅維利的原則和耶穌會的格言為基礎：“身體的暴力，靈魂的謊言！”真理、誠信、團結——這些只能存在於組成協會權力核心的十幾位同志之間。其餘的都不過是盲目的工具，可以被這十幾個人犧牲掉。欺騙他們，逼迫他們，從他們那裡偷東西，甚至把他們殺掉，都是允許的，實際上是一種責任。

員警最終還是抓到了涅恰耶夫。1872年，他在瑞士被捕並引渡回俄國，單獨監禁在彼得保羅要塞中。後來再也沒有關於他的消息——人們以為他已經死了——直到8年後，一群恐怖分子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寫有他的逃跑計畫。涅恰耶夫憑藉自己強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警衛，並在這個沙皇要塞的地牢裡（真的）建立了一個地下革命小組。這些警衛把信偷偷帶了出去。後來，當他們受到審判時，他們寧願選擇坐牢也不願出賣自己的領導人。然而，這對涅恰耶夫來說已經太晚了（他第二年死於要塞）。自從他入獄以後，局勢發生了變化，民粹主義這一新的信條已經放棄了他的政變策略，轉而開始將大眾宣傳和教育作為點燃社會革命的手段。

民粹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情緒和態度的集合。其根源在於知識份子對普通民眾的崇拜，以及對他們智慧和善良的信仰。這種崇拜不僅表現在文學上，也表現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上。儘管這個詞從19世紀70年代起才真正被使用，但民粹主義的三大基本原則——自由和民主至上、農民理想化以及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相信俄國社會主義道路是獨立的，與西方社會主義道路是分開的）——是淵源流長的俄國思想傳統所共有的。俄國民粹主義始於19世紀40年代激進的斯拉夫主義者和赫爾岑，並在半個世紀後隨著社會革命党的成立而達到頂峰。

1848年革命失敗後，赫爾岑對資產階級的歐洲失望透頂，他把希望寄託在俄國農民——他稱之為“年輕的俄羅斯”——身上，希望它能引領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農村公社是這一救世主使命的踐行者。赫爾岑認為它是俄羅斯古老自由堅不可摧的寶庫，是沙皇俄國及其“德意志”文明強加給她之前的真實狀況“活的”象徵。這當然是一種浪漫的願景：它源于對未受現代文明侵蝕的田園牧歌生活的嚮往，以及自盧梭以來一直激勵著知識份子們的，對“高貴的野蠻人”的共同信念。赫爾岑認為，村社已經包含了歐洲其他地方——即舊的（和“垂死的”）歐洲——仍在追求的社會主義理想。它是民主和平等的，以共用土地為基礎；它在農民中培養了社區公有和社會和諧的精神；通過其古老的習俗，它表現出比基於保護私有財產的西方法律傳統更深刻的社會正義感和道德感。總而言之，村社為俄羅斯提供了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機會，而無需先經歷資本主義痛苦的影響。

赫爾岑的革命理論可以歸結為一個中心命題：既然所有自由的根源在於人民，而所有壓迫的根源在於沙皇俄國，那麼俄羅斯只有通過真正的社會革命才能獲得解放。這必須是一場民主革命，一場從下至上、以人民意志為基礎的革命。它也必須是一場徹底的革命，一場顛覆沙皇政權賴以存在的外來文明的革命，因為俄羅斯人民受的壓迫太大了，絕不會滿足“半自由”的政治改革。這對革命者的方法產生了重要影響；正是在這裡，赫爾岑給後來的民粹主義運動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任何少數人都無權將其抽象的理想強加給人民。不要再談論陰謀和奪取政權——這註定會導致暴政和恐怖主義。與其打破沙俄監獄的圍牆，不如“賦予它們一個新的功能，就好像監獄也可以規劃用來自由生活”。革命唯一民主的手段是教育和宣傳，以幫助人民瞭解自己的最大利益，並使他們逐漸為接管權力做好準備。

儘管這個理想很民主，但它給民粹主義者（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困境。即然革命必須來自人民自己，那麼如果人民拒絕革命，革命領導者該怎麼辦？如果農民被證明是保守的呢？或者，工人們更感興趣的是分享資本主義的好處，而不是試圖推翻它呢？所有革命政黨——在這個階段，沒有一個政黨的人數超過幾百人——在這個問題上都存在分歧：普通黨員和領導人之間，民主和獨裁之間，應如何劃清界限？在民粹主義者中，一方面有像普列漢諾夫和巴維爾·阿克雪裡羅德這樣的人，他們認為別無選擇，只能等待宣傳和教育為群眾性社會運動奠定基礎。否則，這場革命就不能被認為是民主的，而且很可能以新的獨裁統治告終。後來，社會民主黨內的孟什維克也持同樣的觀點。但是，另一方面，像特卡喬夫這樣的民粹主義者認為，無限期地等待社會革命，同時譴責其精英先鋒隊發動的一切形式的反叛和恐怖行勸，將冒著允許沙俄體制通過發展資本主義而穩定下來的風險。只有首先奪取政權，建立革命專政，才能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必要的政治條件。這一思想在社會民主黨內也頗多追隨者：它成為列寧革命理論的指導原則。

這就是“到民間去”運動崩潰後，民粹主義者所面臨的兩難困境。在1874年“瘋狂的夏天”期間，成千上萬的莘莘學子離開課堂，“到民間去”。雖然這些傳教士中有不少人屬於拉甫羅夫和柴可夫斯基的圈子，他們相信要在農民中進行宣傳，為不可避免的革命做準備，但並沒有真正的組織。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打扮成農民或小商販的樣子，上山下鄉，目的是教他們讀書寫字，從事簡單的勞工工作，幫助他們瞭解自己苦難的原因。罪惡感和自我犧牲的欲望在這場革命激情浪潮中起著重要作用。學生們敏銳地意識到，有必要償還他們“對人民的債務”。他們熱情擁抱和農民一起生活，與他們同甘共苦的想法。他們冒著隨時可能感染霍亂、或鋃鐺入獄的風險。有些人甚至抱著爭當“為人民服務”烈士的想法：這將使他們成為英雄。“您要做個洗鍋子、拔雞毛的邋遢姑娘……”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處女地》中，這些虛構的學生之一瑪麗安娜告訴我們，“誰知道，您也許就會拯救祖國呢！”然而，農民們對這些幼稚的十字軍戰士充滿了懷疑和敵意。他們覺得城市的禮儀和學說與自己格格不入；雖然他們不理解那些宣傳，但他們足以知道是危險的。“社會主義，”一位民粹主義者後來寫道，“像豌豆從牆上蹦下來一樣，從農民身上彈開。他們聽我們的人說話就像聽牧師說話一樣——畢恭畢敬，但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沒有絲毫影響。”大多數激進分子很快就被員警逮捕了，有些還是當地農民告的密。

這種與老百姓真實的接觸，使得民粹主義者們對宣傳和社會革命的幻想破滅了。“我們甚至不能改變600個農民中的一個人的思想，更別說60個農民中的一個人了，”1876年，司特普尼亞克在寫給拉甫羅夫的信中說，“每個人都開始意識到組織的必要性……必須團結起來反抗。”其結果是出現了一個比1870年代早期鬆散團體更為集中的政黨組織。它的名字叫“土地和自由社”，成立第一年，它就從公開宣傳轉向地下陰謀和政治工作。1876年12月6日，它組織了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示威活動。

歷史的車輪轉了一圈：在拒絕了雅各賓派主張的社會革命後，民粹主義者現在又回到了雅各賓派以人民的名義進行陰謀、恐怖主義和政變的方法。彼得·特卡喬夫的著作標誌著關鍵的分水嶺。它們在涅恰耶夫的雅各賓派路線、土地和自由社的經典民粹主義路線和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特卡喬夫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貢獻，超過了其他任何一位俄羅斯理論家。1844年，特卡喬夫出生于一個小貴族家庭，因參與1861年的學生罷課而被捕，曾在彼得保羅要塞關過好幾年。19世紀60年代末，他中了涅恰耶夫的魔咒——為此他又在監獄裡待了一段時間，之後流亡瑞士。正是在那裡，他開始接受馬克思的社會學，儘管很粗淺，但這使他遠離了民粹主義。19世紀70年代中期，他對“到民間去”運動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聲稱，宣傳不可能帶來革命，因為社會進步的規律（俄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都要服從這一規律）意味著較富裕的農民將永遠支持政權。他主張由革命先鋒隊奪取政權，然後建立專政，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特卡喬夫聲稱，這一政變的時機已經成熟，應儘快進行，因為目前還沒有真正的社會力量準備站在政府一邊，但隨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發展，很快就會有了。特卡喬夫大聲疾呼：“這就是我們不能等待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聲稱，革命必須發生，而且要馬上，而且必須馬上發生。我們不允許任何推遲。要麼現在開始，要麼——也許很快——永遠不會。”為了實現這次政變，特卡喬夫明確表示，必須由一個像軍隊一樣高度紀律化和集中化的精英政黨來領導。1917年10月，列寧在一次演講中引用了這段話，對他表示完全贊同。

然而，重回雅各賓派的道路，意味著民粹主義者像他們的前輩一樣，被迫與沙皇員警國家展開一場無望的戰爭。員警的鎮壓越殘暴，民粹主義者的反抗就越激烈，雙方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轉捩點出現在1878年，當時土地和自由社的領導人之一薇拉·查蘇利奇開槍打傷了聖彼德堡總督特列波夫將軍，以報復他下令鞭打一名學生囚犯，這名被監禁的大學生——以一種典型的反抗姿態——拒絕在總督面前行脫帽禮而受到懲罰。查蘇利奇受到民主知識份子熱捧，稱其為正義的殉道者，並被一個自由派法庭宣告無罪。這吹響了新一輪恐怖浪潮的號角，其目的是打擊專制制度，迫使其做出政治讓步。2位省長被殺。6次對沙皇的襲擊都失敗了，包括在帝國列車上放置炸彈和在冬宮製造大爆炸。最終，1881年3月1日，當亞歷山大乘坐馬車穿過聖彼德堡時，被一顆炸彈炸死。

即使在革命者中間，對這一波恐怖主義的普遍反感也導致了土地和自由社的分裂。其中一個分支自稱“民意黨”，信奉特卡喬夫的理念，忠於暴力奪取政權的恐怖主義策略。該党成立於1879年，實施了對沙皇的暗殺。在隨後的鎮壓中，它的許多領導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人遭處決。但在19世紀80年代，它發起的恐怖活動由其他幾個較小的團體繼續進行。其中一個小組包括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烏裡揚諾夫，他在陰謀刺殺亞歷山大三世（那天後者正在舉行儀式紀念父親去世六周年）未遂後被處決。這場行動原來的目的是為了破壞國家穩定，煽動民眾造反。但它很快就像所有的恐怖活動一樣，墮落成“為暴力而暴力”。據估計，在沙皇政權最後的20年裡，有超過17,000人被恐怖分子殺害或受傷——是北愛爾蘭25年“叛亂時期”死亡人數的5倍多。所有革命黨至少部分地靠搶劫（他們美其名曰“徵用”）來籌集資金，主要是搶劫銀行和火車，而且幾乎沒有辦法阻止那些盜竊者中飽私囊。這對革命党的道德風氣來說，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是，它的破壞性遠不及多年來殺戮的累積效應，從而導致對革命事業受害者的冷嘲熱諷、漠不關心和麻木不仁。

土地和自由社的敵對分支自稱“黑土平分社”——這是農民對土地革命的稱呼。它是由社會民主黨的三位未來領袖——普列漢諾夫、阿克塞爾羅德和查蘇利奇（他們都將在1880年代初皈依馬克思主義）——於1880年組建的。他們反對使用恐怖手段，聲稱恐怖必然以失敗和新的鎮壓而告終。他們認為，只有來自人民自身的社會革命，才能既成功又民主。亞歷山大被刺殺後，俄國未能實現政治上的和解，似乎證明了他們第一個主張的正確性；而城市工人階級的增長則給他們第二個主張帶來了新的希望。這就是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真正的開端。

【1】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是他還在彼得保羅要塞的時候出版的——但後來被禁止！

【2】 莉蒂亞·丹的父親幽默地取笑這些自以為是的激進分子。他說，男孩不剪頭髮是為了節省時間；但女人剪短頭髮也是為了節省時間。女人上大學是進步的標誌；但男人退出教育系統也是進步的標誌。

【3】 這些農民保姆和家庭傭人甚至不允許稱呼他們的本名，而是被稱為“瑪莎”或“凡卡”這樣的昵稱。他們因此被剝奪了對人格最基本的尊重。

【4】 這是列寧遵循的一個理論。在1891年大饑荒期間，他反對人道主義救濟的想法，理由是饑荒會迫使數百萬貧困農民逃往城市，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這將使革命更近一步。

【5】 在蘇聯時期，“厚重”的文學期刊也發揮類似的影響力，如擁有數千萬讀者群的《新世界》雜誌，在一個禁止公開政治辯論的體制下，它們也是傳播政治思想的載體。

【6】 在19世紀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屬於彼得拉舍夫斯基革命團體，他用這部小說來抨擊革命者的，尤其是虛無主義者的心態。小說主人公彼得·韋爾霍文斯基顯然是以涅恰耶夫為原型。他在小說中表示，在反對專制主義的鬥爭中，殺死100萬人是合理的，因為在100年的時間裡，專制者會殺死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