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大圍小酒館的小酌

7月末，雨水偶爾會攻城略地，時常是新界有雨，九龍港島的太陽卻毒辣得很，有時卻又相反。我便是在這天氣紛亂的時節，搭火車跨過九龍塘來到大圍，和先行來到的M一起，走到一座村屋樓下的居酒屋中，坐下，閑敲棋子，以及，等O的來到。

我和O的結識，其實算是各種“不小心”的結果——當年課堂合作的時候，因名字相似的緣故，曾不小心將她和另一個同學搞亂；而在IG這種較私人的空間，也是“不小心”就選擇了互相Follow。後來看她沒事會在IG發限時動態，用較多的文字講時事。可能是我比較保守，好友也多矜持（至少是明面上），O則是完全不一樣的人，每一句話裏都要帶上幾字平日裏不會講的街巷粗言——這令我耳目一新，可能以前會覺得太過直接，但經歷了這幾年的日日夜夜，卻也覺得爽快和可親可敬。於是偶爾也會有感而發般回覆兩句，但沒想到她會回得很認真，有時候還會討論一小陣，亦是漸漸因此變得熟絡起來了。

忘了是哪一次，我和O提及，想要趁大家還是同行的時候見下面聊聊天，於是約好叫上她也認識的我的好友M，三個人小聚一下。

知道O今晚會是從灣仔區院收工，要乘電車跨過大海，我和M也並不急，叫上一點啤酒和串燒，向O通報一下後就開始先行吃喝起來。我不斷地望著小酒館的門口來客，心裏隱隱有種想法——O踏進門的第一瞬間，會不會就很直接地是那個D字頭的單字粗言，然後豪爽地拎起桌上的啤酒自罰三杯，再甩甩金色的過耳短髮，向我和M二人大聲致以問候。

正當我腦中有此番幻想的時候，在自己地頭迷了路的、姍姍來遲的O終於來到。出乎意料！依舊典型大學生上堂裝束的她竟然微微低頭，很客氣地為遲至而輕聲道歉，酒水亦是問她是否要喝才由我倒給她——再聽她本人講話，亦不是IG上的神氣活現，而是有些像她在電台即時新聞錄音中抑揚頓挫的拘謹。那一刻不知怎的心裏有種莫名的失落，可能是某種受虐症候群：要聽人講粗口，才能有種心靈上的釋放。

但無礙話題的展開。再上一輪菜，便漸漸談到O的近況：我們都知道最近O成功入行，做了本地某大報的法庭版，日日都要去聼庭審、寫報道，對法庭用語、社會變化的了解及敘述亦更上一層樓。聽她說起一宗宗案件的審理過程，無論大小，庭上的可以對外披露的眾生態，對我們這些門外漢來説，都頗為新奇。比如，我們在傳媒上看到的法官標準相，和親自來上庭的法官本人，實在是相去甚遠，“有些甚至很有街邊大媽的感覺。”説完這句，O亦和我們一起大笑。

報紙版面有限，即使是有千般言語想訴説，也不得不讓位於一字一句的斟酌，O也很無奈感嘆道，每次發回社内的文字，講完Why、When、Who等基本元素就已沒位置再寫別的，然實則她會在法庭内見到更多她認為有趣的、但最後未能呈現給讀者和她自己的内容，比如被告在庭上的表現，是鎮定自如？還是驚慌失措？以及宣判時旁聽席上可能的反應又如何？法官、控辯雙方、證人，每一個人，每一個動作，有時候，都不簡單。（詳情可見她或其他記者的法庭相關手記，在此不多敘述。）

我曾建議她，可以將庭上的風風雨雨，以及自己内心的轉變，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她果真這麽做了，而且寫得很好——雖然更像是自己的reflection。印象最深是一宗大學内涉嫌暴動案，一名男子為救自己的妹妹，隻身前往當時的圍城，結果可想而知。據O指，那被告的男人在法庭上自辯講，他和妹妹自小在單親與家暴的家庭下長大，感情深厚，”明知危險都要去“。這個人又稱，自己政治冷感，不支持兩年前的社會事件。在庭上，他一度哽咽，説如果沒這件事，全家人應該可以齊齊整整。“不去評論他如何自辯，以及孰是孰非，只是覺得，我無論如何都是聼了一個人的故事。在法庭中，你會見到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這一宗案件，她在6月中的一則Po文中寫道。

坦白講，這次的店菜色一般，價格還偏貴，味道盡在生啤和我們的閑話家常裏了。酒過三巡，O的粗字亦終於偶有出現。她是很有本地情懷，有個性，也很有意願堅持的人（也可能是很多讀我們這科的人的共同點），我本以為這種近乎盲目的一往無前可能就是這個人的全部精神。但實際接觸下來，她最讓人感到真實的，卻還是犀利言辭下，私下裏也會表達出的另一面、像極了多數平凡正常人的一面：對未來未知的恐懼，關於這個社會，關於她自己。“我又如何不會害怕，我又不是神，誰不想薪高糧準？”她如是反問道。

轉場來到糖水舖，她打開電腦，右手打開電腦，眼睛盯著手提電腦屏幕上黑白無味又艱澀的英文判決，右手則繼續將甜品送入口中，還一路和我們説著話。我看了看手錶，儼然已經是9點半，忍不住問她，會不會覺得太辛苦，她卻一句“是這樣的啊，習慣了”輕輕地一筆帶過，看得出，縱然有些忙，她仍是很享受自己目前的工作。“當你視這個地方，並不單純地是一個賺錢的地方，那麽就必然有所承受。”我又想起了她Po過的這番話。

工作之外，相信O亦是她自己朋友圈子裏對移民頗有微詞的KOL。就這個話題，我喜歡叫她“移民抽擊手”，她聽了卻擺擺手，“萬一哪一天我自己都移民了，那時怎麽辦？”M在用視像軟件開會，就只剩下我和O坐在村屋二樓的長桌邊旁若無人地大笑。“到那時，我可以幫你將你反對移民的文都打印出來，全彩色，作為臨別禮物。”我也半開玩笑地說——真的是半開玩笑。半以為真實。

等到她終於關上電腦，M還在開會，於是我和O面對面，說她穿梭於輿論焦點之中的見聞，再說到已經不太可能的司法改革、寫“英皇”的《公安法例》還會幾乎一條不改地用到現在。由於沒怎麽接觸過這方面的東西，我還是大飽耳福，她也是個認真的人，對於我的疑問，也能詳細地解答。

總之，那一晚，我感覺自己活得莫名其妙地很真實。

直到窗外下著細雨，她和M要去搭另一條地鐵綫路，我才回過神來，與他們告別。

回去的路上，我的神魂還一直在雲游在外。對我自己來說，所謂藉遷移去不同地方「改命」可以説是十幾歲以來的長期策略。但回憶起晚上O神采飛揚講述見聞和思考的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一旦我離開了足下的這片土地，便沒有了詩歌舞街，沒有了海心公園，也沒有了上述一切——當一切都要用26個羅馬字來寫、一切都要重新開始的時候，可能人們都會如願以償地終於拿到想要的國民身份卡片，但我自己的話，可能會已不知能再做些什麽。以及，更重要的是，還能再做些什麽。（O說是鏟他人門前雪，笑）

這絕非熱血上湧的認同，或是所謂的群體情緒，而是近年在地生活體驗凝成的思考，我相信著。

也或許，我只是會很想沒事聼O面對面說起一則則故事，或是聽她酒過三巡後偶爾夾帶的粗言，以及，最重要的是，趁我們還年輕，偶爾還會談談沒完全灰飛煙滅的理想什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