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女性電影 - 記《花漾女子》《我的親親小妹》

《花漾女子》《我的親親小妹》兩部片是在同一天看的，也剛好都是女性導演的作品，心得寫在同一篇或可做為對照，雖然兩者並沒有任何關係。以下寫兩部片都有爆雷。

（2021/4/25）

《花漾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 (2020)
導演：Emerald Fennell

本片明顯源自近年的MeToo運動，以女學生遭同學酒後性侵卻不受司法與他人採信的過往悲劇，衍生出主角一連串的復仇計劃。電影介於寫實與類型化之間，一方面描寫現實社會的壓迫結構與角色的精神困境，另一方面角色的行動又以驚悚片與類超級英雄電影的概念展開。故事的議題取向和類型風格的遊戲感應是偏向高概念的市場算計，其目的比較偏向「引起觀眾的關注」「讓觀眾容易理解」而不只是商業操作，然而本片在嚴肅戲劇和類型操練之間的拿捏並不真能完全說服我，或許還有值得思考之處。

女主角以某種「偽裝」「變身」教訓那些趁女性醉後撿屍的男子，又或是一一清點當年造成悲劇無論男女的共犯們（校長、律師、同學...），其間過程實在很像是MeToo論點整理。但她無論是單純訓斥這些男人，或是之後一一假意恐嚇、下藥當年造成悲劇的共犯們，卻都沒有真的下手做什麼事，電影在描述「復仇」的同時不斷彰顯角色的「無力」，無論是面對自己的人生處境或是其復仇的對象，這無力感一部份契合女性受害者的處境，也形成一種宣洩不能欲振乏力的反向類型張力。

而電影中唯一提供的虛假救贖卻是來自另一位男人提供的愛情，對方做了一切現代好男人該做的事，甚至電影搬演了浪漫愛情電影的橋段，為了製造後段從類型套路即可想而知的變臉翻轉效果，男人不是白馬王子就是性侵共犯的兩者合一，女主角陷在兩種類型的邏輯之間，樣板之餘卻也有幾分自我嘲諷的殘酷，尤其女主角房間那彷彿停滯在學生時期的裝潢風格。形成少女與惡女的錯位與反差。

這一切的操作主要為了完成故事的悲劇結構，女主角意圖不明的最後復仇換來死亡的結局，但被復仇男性的恐懼在短暫的衝突場面中，刻劃的似乎和女方的悲劇同等真實。或許這樣的玉石俱焚才是電影所要營造的真正悲劇，不只是女性難以伸寃平反，而在於男女陷入互相毀滅的死局之中。電影做為採集與轉化現實的媒體與濾鏡，《花漾女子》至少有效地達成了作品政治論述的目的。

《我的親親小妹》My Little Sister (2020)
導演： Véronique Reymond, Stéphanie Chuat

本片導演是少見的女性搭檔組合，這是她們的第三部作品，這部幕後是瑞士資金、編導，與幕前來自德國影帝影后級的演員陣容（Nina Hoss 和 Lars Eidinger），表面看似兄妹情深的題材，故事其實在描寫女主角的人生困境，但因跨越瑞士、德國兩地的對照，也有種歐洲人看地理文化的意外趣味。

雙服胞兄妹的哥哥是身患絕症的劇場演員，片中的柏林代表了藝術、劇場與老家的回憶，充滿了懷舊、感傷與雜亂。因為「哪裏都能寫作」，身為劇作家的妹妹隨著丈夫孩子全家移居瑞士的國際貴族學校工作，居住在山上乾淨現代的寛敞住宅，接待來自俄羅斯、中國與韓國的富豪子女。於是女主角與丈夫爭執著要回柏林還是留在瑞士，成為當今世界版圖變遷下一種歐洲人精神狀態困境的反應。

妹妹被迫將剛出院的哥哥接到瑞士就近照顧，哥哥渴望能回到柏林重回舞台卻一再失望落空，病情復發後又面臨死亡的陰影，逐日虛弱的身體也同時是妹妹創作能量枯竭的象徵。女主角在身為母親與妻子的義務和照顧哥哥的責任之間來回奔波，哥哥失去舞台有如失去生命能量的恐懼，也同樣是妹妹喪失自我的危機。為了挽救心靈相通的手足，女主角不免徒勞地重新開始寫作，卻也是自我救贖的嘗試。

這充滿婚姻危機、兄妹親情和親子衝突的電影，其實就是一部高質感的歐洲藝術通俗劇，兩位影帝后示範級的演出之外，兩位導演的劇作和調度同樣也是示範級，看本片如何以適切的煽情與寫實細節描寫角色的生活困境，各角色衝突之餘又不妖魔化任何一方（兄妹那無力照顧子女的母親性格塑造的十分精彩，女主角丈夫也有更讓人理解的變臉與背叛），從實在的生存難題描寫到時代樣貌，最終碰觸到人生活於世的孤獨與困惑。

本片參賽柏林以及報名奧斯卡皆未獲獎，或許對當今影壇來說這部片雖精緻，卻缺乏了過人的藝術表現或政治議題聲量，很難留在觀眾記憶之中。但若要給出看這部片的理由，我認為電影、戲劇也是一種透過觀看他人生活並映照自身的藝術形式，我個人會更願意多看一點這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