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哆啦A梦」与日本现代性反思：工具理性与天皇制

2021 年 6 月 5 日

正是因为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我们才会得到希望。——本雅明

《哆啦A梦》诞生于安保斗争方兴未艾的1970年。铁幕下两极对峙的未来前途未卜，战后国家自信一向处于受挫状态，民主体制与宏大叙事摇摇欲坠。先天不全的日本只能沉溺在「一亿总中流」的经济奇迹中，一边安享现代文明成果，一边从各种角度神化现实。直到这场狂欢随经济泡沫崩溃戛然而止。喧嚣过后的大和民族不得不重新思考：经历辉煌与沉沦，现代性究竟会将日本带往何方。

藤子·F·不二雄身为完整历经大东亚战争至泡沫经济时期的元祖一代漫画家，对近世社会动荡体悟深刻。凝结最高思想成果的哆啦A梦长篇故事，承载着他一生里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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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诸多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巨匠一样，军国主义批判是废墟世代绕不开的主题。《宇宙小战争》和《铁人兵团》分别从主体和客体角度对日本法西斯的独裁者和侵略者身份进行批判，前者突出渲染向内高压统治的白色恐怖氛围，后者侧重表现狂热（机器人）民族中心主义的毁灭性实质。

如果说对大日本帝国时期的直面描写是响应时代思潮的反战呼吁，进入1990年代后，藤子·F·不二雄开始审视起战后和平社会里仍会将日本拖回极权深渊的不安因素，即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判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推崇唯效率论和目的至上。在现代文明建成中，工具理性的兴起至关重要，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它的影响。但科学导致进步与灾难的两面性对工具理性同样适用，严密规划的集中营大屠杀和极致压榨的血汗工厂也能找到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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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赛博朋克题材中常见的巨型企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极权形式在《云之王国》悄然出现——科学原则指导的规划（能源州、动物保护州）和完备的民主法治制度下，天上联邦每个角落无不展现出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的景象。那么茫茫多理性碎片凝结成的社会整体，为何会得出诺亚计划这个看似人道的极端残忍方案。另一个被回避的事实是，天上联邦如何跳过工业的线性发展，径直跃迁至环保的太阳能系统。

答案的隐去并非篇幅限制，而是天上人自命不凡的傲慢，这种表现在神话剧《天国的诞生》中推向极致，而占据颇多篇幅的后者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瓦格纳式恢弘壮阔的德意志民族史诗，艺术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极权文化体系中。

到了庭审的高潮环节，天上联邦逐渐勾画成型：它一面标榜自己的正义感和公正性，一面又对待地上人严加防范形同软禁；一面自陈保护地球的迫不得已，一面又将地上人从地球概念中剥离视若野蛮的原始人。对地上人抱有同情的帕尔帕尔解释诺亚计划时的迟疑，指向了这个新型极权社会下名存实亡的公道。

这正是合理中产生的不合理：工具理性下高度发达的天上联邦，不论能源利用效率还是环境保护力度都趋近完美，但这种理性一旦面向异族人就迅速坍塌为漠视乃至残忍。起码的人道主义伦理不复存在，省略所有和平协商步骤，直接采用最极端的诺亚计划，深刻地揭示了工具理性在立场对调后显露出的巨大残暴性。

与哆啦A梦对超级武器的慎重形成对比的是，思维僵化的天上人对联邦决议不假思索的支持。在神话剧和片面传闻的大众媒体循环复述下，即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帕尔帕尔也曾对地上人产生刻板印象，封闭的社会运作机制确保了反对意见被消灭于未然。享受着得天独厚现代性成果的天上联邦，在一片欣欣向荣中施以对另一个文明的毁灭。

但这并不意味天上人形象与第三帝国完全重合，工具理性同样造成地上社会的病态化，冲突的责任不应只由一方承担。故事尤其强调地上世界对自然不加节制且蛮横粗暴的榨取和破坏，提醒唯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的技术滥用终归会反噬人类。现实中与战后经济奇迹并行的是公害问题的爆发：水俣病、四日市哮喘和痛痛病都成为抹不去的阴影。未及天上的毁灭之雨降下，日本人已在自己创造的繁荣中满目疮痍。天上联邦的审判未尝不是一场西方目光下的日本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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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白金迷宫》进一步描绘了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隐藏的危机，开场的电视广告正是消费社会无孔不入营销行为的一瞥。

沉浸享乐的查摩查人反过来被技术驯化到忘记道德伦理，自发放弃所有选择和思考，将生活中的一切交由被机器取代的政府决定，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一个无形极权帝国的催生条件便隐然成型。

随着酷似东条英机的机器博士完全掌握国家机关和技术生产，摇身一变为皇帝拿波基斯特勒一世，技术沦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和爪牙，查摩查人的末日也接踵而至——由工具理性指导的人工智能反过来审视人类后，很容易得出该物种并非效率至上的最优解的结论，堪称完美的技术反而率先抛弃了人类这一效力主体。而下级机器人对哆啦A梦荒诞审问的无休止电击和对继续浪费资源供养人类的不满，则昭示了工具理性在现实里走向集中营大屠杀的前兆。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机器政权时代，并非没有有识之士呼吁这种倾向的危险性，然而表达了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沙比奥父亲和圣诞老人，不是被污名化就是走向自我放逐。自发抑制反抗整体出现的查摩查星彻底陷入单向度社会——人类在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准和物质条件中成为无法戒断的奴隶，对物质的成瘾转化到对统治的顺从，任何指向制度的批判和对抗，都被视为当前丰厚生活的威胁。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机器人无所作为，已经躺进棺材般万能舱的人类也必然走向板上钉钉的灭亡。

这正是对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病理化社会的具象展现，无论是互相攀比着暑假去夏威夷或瑞士度假的小夫，还是习惯于借助哆啦A梦道具实现游泳或滑雪的大雄，都将在泡沫破碎的一刹那陷入绝望。

对比《宇宙小战争》和《白金迷宫》独裁形式的不同，揭示了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危险的一面：前者尚需要被统治的人民，而后者则成功地抹除了社会主体，实现全自动化的再生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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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型极权社会的描摹达到顶峰后，藤子·F·不二雄开始呼吁走出工具理性的生活理念。《白金迷宫》结局高度智能的机器博士被初级智能的迷你哆啦摧毁的象征性场面，表明人类需要的是适度且有节制的科技。同样秉持这种理念的还有宫崎骏，《幽灵公主》既体现了对人类贪婪攫取自然的震怒，又对达达拉人轻度改造自然的自力更生暗含肯定。

《创世日记》则抛出更加颠覆性的观点，技术理性乃至人类文明本身，都不一定是地球演化的唯一答案，如果世界不过是造物主的恶作剧，那么一个由昆虫创造的文明并没有不合理之处。

正如《魔界大冒险》的著名宣言“魔法世界里科学才是迷信”。

最后的遗作《发条都市》深化了这一主题，与同样大兴土木的《云之王国》对比，自然从纯粹被使用、被改造、被解蔽的客体变成了有自我意志和情感表达的主体，强迫主角一行正视其不仅只是被技术促逼的待用资源，这是对工具理性的又一重反叛。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钥匙城心安理得享用的发达的22世纪清洁能源科技，亦是建立在18世纪以来大肆污染的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再脱胎换骨的文明也处处凝结着人类对地球伤害的漫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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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黑船入关以来，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埋下两颗不安的种子：其一是承继西方的工具理性，其二是未能彻底断绝的天皇制国家构造传统。

丸山真男论述极端国家主义时指出，日本的政治权力基础建立在极端的伦理实体上。未经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即使依靠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实现表面上的现代化，兼任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的天皇的统御权力却有增无减。新国家的个体依然笼罩在天皇属民的标签下而从未被明确承认过，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莫不处于国家权力渗透范围之内，个人的主体性永远是残缺不全的。这种意识也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国家构造中，即国家并非建立在法理之下，而是天皇自身代表法理，不断膨胀的皇道侵蚀了本无权干涉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领域。

《铁人兵团》中莉露露就受困于麦加托比亚国指挥官和神的子民两重身份的认知混淆，无法形成起码的逻辑判断或对上级暴行作出反驳，直到经由静香引导获得个体觉醒，方能践行符合本心的行为，以背离国家的方式成为神的天使。

对彼时被精神改造的日本帝国个体来说，道德始终是他律的，所有行为基准皆源自对天皇和上级（机轴上更接近天皇的存在）的惟命是从，而非内在良知的约束，这使得个人主体责任感更加难以建立。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压抑转嫁维系的精神平衡，如同《白百合般的女孩》中老师对野比伸助和《大象与叔叔》中军官对大象般向下一级的支配感。讽刺的是，备受资本家欺辱的日本底层民众在身份置换为天皇神兵后，又将压抑转化为优越感发泄在占领区普通民众上。

对外关系亦是如此，作为首个从殖民状态中完成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军事胜利（日俄战争）的亚洲国家，日本很快就忙不迭地将西方曾施加于自己身上的举措沿用到朝鲜和台湾。而莉露露对神和奴隶的阐述恰好精准地勾勒出其帝国主义实质——将对国内民众的剥削转嫁到对他国人民的剥削来实现所谓日本的幸福。

由此体制培养出的官僚和军人将自我矮化为《白金迷宫》中依附于皇帝的傀儡机器，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召开一系列毁灭性战争，导致战后问责和反思环节因缺乏主体责任意识而不断推诿回避。而使这项前现代遗留问题愈加复杂化的是，本应随着战败从天皇制国家主义禁锢中解脱出来的现代日本，又在美国的接管擎制下，陷入新一轮缺乏主体性的状态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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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这一现实的藤子·F·不二雄，屡屡在剧场版故事中假托神创说对天皇制国家主义和后天皇时代社会进行病理剖析：

《铁人兵团》以神名义为侵略行为浇灌狂热、《龙骑士》对神的愚忠、《云之王国》借神话为毁灭世界的诺亚计划寻找合法性、《日本诞生》重塑天孙降临和万物有灵传说，皆从不同角度反映错误的信仰如何造成个体与社会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