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哆啦A梦」伴我同行：少子化时代的父权复辟尝试

如今日本少子化问题愈发严峻，平均初婚年龄已达到男性31.1岁和女性29.4岁，而14岁以下儿童占比下降到总人口的11.9%。内阁不得不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制定「一亿总活跃社会」目标，但这些举措无力阻止社会结构的衰退，原有家庭体制也难以维持。

《哆啦A梦：伴我同行2》原定上映日期前，日本最具社会话题性的电影当属《小偷家族》和《天气之子》，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通过构建一场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理想化实验——以不需要血缘纽带和生殖能力的羁绊共同体家庭为载体，揭示了少子化现象背后，不仅是年轻人生育欲望降低，家族文化的解体、社会机制的失职、儿童成长环境的恶化、年轻人无所适从的焦虑，哪一项都比空泛地鼓励成家生子更触及问题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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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政府寄希望重新唤醒民族凝聚力的契机，针对三一一地震和失落的三十年，分别提出「复兴五轮」和「世界上最不花钱的奥运会」两大口号，将东日本大地震和经济崩溃的创伤记忆与民族复兴的想象连结在一起。宣称将借由奥运会为遭受苦难的地区注入活力，向世界展示日本灾后重振的面貌。

这无疑是想复制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彼时在四次景气和两次婴儿潮的催化下，日本走出了战败的阴霾，奥运会适时地调集起全民对国家公共领域的关注，运动员与成绩则滋长出民族认同与自信。

纪录片《东京奥林匹克》里，市川昆的镜头卸下了「天壤无穷」的崇高语境，捕捉到昭和天皇威仪之外的凡间笑容。与之对应的是大和民族从「万世一系」的天皇架构中解放出来，将对战争苦难的共同记忆转化为现代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并在围绕家庭奋斗为核心的经济繁荣中得到巩固。如同《三丁目的夕阳》里帝国陆军退伍的堤真一想当然地把家族开办汽车公司的愿景附着在节节攀升的经济景况上。

但不成熟的民族意识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文化圈「家国一体」的混淆，民族主义的构建过程中往往会刻意模糊与家庭用语的区别。是年奥运会马拉松决赛上取得铜牌的日本选手圆谷幸吉，因下届奥运会前夕竞技状态不佳，深感无法完成国家重托，留下了愧对家族的遗书后自杀谢世，重演了另一种形式的「七生报国」悲剧。

时至极端家国思想渐次退场的今日，日本政府正是意图借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全民参与感来复辟这种混淆，将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再度绑定，向深陷焦虑和恐惧的社会大众展示奥运到来的美好前景，以扭转少子化的困境。

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宣传，却掩盖不了政府过于露骨的功利性企图：许诺的灾区重建让位于本已“一极集中”的东京更大规模的扩建，讽刺的是，圣火传递却避开了遭受核灾的福岛。被蚕食盘剥后的奥运经济效益，也并不足以使《夜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那群社会底层摆脱挣扎苟活的深渊。

这种言行巨大反差引发的愤怒，再加上筹建过程中丑闻和质疑频发，反而滋长了国民反对奥运的情绪，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复兴五轮」也被贬为「灾害五轮」。

如同《小偷家族》里众人勉力维持的柴田一家的温馨幻象，在主流社会介入揭开真相后迅速瓦解一样。1964年东京奥运会精心营造的日本复兴世界大同的幻想，到了新冠肆虐时局动荡的2020年也只能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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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贵执导的《伴我同行1》曾取得超过83亿日元的哆啦A梦最高本土票房记录。备受瞩目的《伴我同行2》却遭遇断崖式下滑，成绩仅达前作的1/3，甚至不及新冠疫情更严重时期推出的《大雄的新恐龙》。

除了身为系列导演外，山崎贵一度是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策划团队的行政创意总监。如果没有新冠天灾，原定2020年8月7日《伴我同行2》上映时，还能迎来他另一项作品奥运闭幕式的公布。二者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哆啦A梦不仅是2020申奥大使，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代表东京的哆啦A梦影像，也是由山崎贵所属的白组制作。

这些信息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出现在《伴我同行2》的争议设计：大雄不可理喻的任性逃避、静香百般忍让的温良恭俭、婚礼现场的六环造型、“我和静香会构建一个不输给你们的幸福家庭”赤裸裸的成家宣言，以及片尾无限歌颂家庭至福的主题曲。为何会与备受批评的奥运催婚宣传片「东京奥运，你和谁一起看？」如此相似。

「東京五輪、あなたは誰と観ますか」

电影中段匪夷所思地插入与青年大雄不相干的「45年后」剧情，重温儿时回忆，正是复刻1964年东京城市“推倒重来”的仪式感。交换回身体后，毫无成长的青年大雄奇迹般恢复了结婚的动力。

在迎合奥运会宣传之外，随着时光机跳跃性地串联起野比一家从昭和到近未来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家族时刻，故事散发出浓厚的寻根和大河情结。在此语境下，如果说大雄是因恐惧和自卑而裹足不前的宽松世代典型，那静香就直接退回到传统父权制大家族里温婉贤淑的大和抚子形象，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情感。

这样的静香一步步坍缩为家族伦理的卫道士。向大雄表达“我讨厌这样的你”的不满，是家族秩序系统对冒犯象征大家长的奶奶的行为匡正。而在逃婚引发一系列混乱后却宽容地表示“你只要做原本的自己就好了”，这迥异的态度差别源于将自我献身给家族道统的静香，根本不在乎许配对象是否成长，结婚行为不过是一项确立其在新家族归属位置的使命。闹剧不断也好，苦等一年也罢，任何个人情感都要服从于完成家族至高存续仪式的天理道法。

而电影正片未及表现的婚姻之后更大的命题——家族繁衍环节——则在片尾曲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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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三女的藤子·F·不二雄在「大雄结婚前夜」中没有仅把将女儿出生视为血脉延续，而是升华到对广袤生命的真诚礼赞，在家庭内平等关怀的共识上，尊重静香的爱情选择。

但到了《伴我同行2》，原作充盈的日式嫁女温情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雄对大家长所有承诺的无止境兑现，在“岳父说我是能理解别人痛苦的人，那是来自家人对我的教导”的感动中，把自我价值矮化进宗族纲常的苍穹下。

这却无法解释没有哆啦A梦到来的平行世界里，依旧享有家庭庇护的大雄却无能到陷入与胖虎妹妹结婚的所谓不幸结局。山崎贵的改编甚至未达到芥川龙之介笔下老年素戋呜尊的境界。

连新海诚都有了“在奥运会改变东京之前，写一个东京被改变的故事”的觉悟。而与官方思路如此暗合的山崎贵，却被早已受够奥运闹剧的观众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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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成功的家庭题材作品中，山崎贵擅长提取可歌可泣的历史时刻，作为构建全民认同想象的基点，譬如《三丁目的夕阳》（即使很难想象这部电影所描述的时代与《电车狂》相去不远）中生生不息的街巷温情和映照晴空的奥运五环。

造成《伴我同行2》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对往昔辉煌历史的追忆——无论是沉醉大日本帝国军乐的笠智众，还是憧憬神武景气远大前程的堤真一，乃至“大正浪漫”绵延至今的追捧——都只代表国民心理状态中将消极现实转化对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化侧写的自我慰藉。

因逝去而产生审美价值和距离的过去，并不会呼唤历史情境本身不合时宜地再现。怀旧只有立足于远离现实的土壤才能成立。

即使复杂如《永远的零》对神风特攻战的争议表达，也是在垂垂老矣的二战当事人转述下才显得着力模糊。

而身为当代人的青年大雄，把虚构出来的昭和价值观照搬进自己的结婚宣言，彻底消解掉这层想象空间的对焦。在既不浪漫也不真实的尴尬氛围中，大雄深情款款告白“我为了得到幸福而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一定会让静香幸福”所营造的空洞浪漫气泡，代入进当下语境，当然会在石桥静河“真的会幸福吗，明明连幸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诘问下坍塌得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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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恐龙》呼吁全新进化的半年后，《伴我同行2》又倒退回传统家族至上的伦理观。山崎贵把少子化症结生硬地归因于年轻人心理不成熟的杞人忧天。在失落压抑的日本当下，这样一个既想指涉现实，又过于脱离现实的故事是必然遇冷的。

当对少子化现象诚惶诚恐过度干预的应激心理从日本政府决策蔓延到动画电影，反映出另一个问题：把人口增长的过去不假思索地融入思维惯性，继而将人口视为理所当然的资源门类，在工具理性影响下，不择手段地追求单向度的数据提升，不切实际地把消灭少子化假想成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渐侵蚀私人领域，制造出成堆不知所云的离奇作品。

原作故事已然足够隽永，在《半泽直树》、《四重奏》、《我家的故事》、《我到点下班》等日剧风靡的今天，哆啦A梦有必要参与到那场浩浩汤汤的日本民族复兴主旋律浪潮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