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林奕華《一個人的一一》 看不見的另一半

對林奕華而言，2000年楊德昌的《一一》，走得很前，反而是現今的我們，還要落後，於是2021年林奕華的改編作《一個人的一一》，強調「一個人」，借用了《一一》一些內容，回應現今時代，「讓觀眾看到當下，以至未來。」也提醒我們，無論科技有多強大，別把過程簡化成只有答案，唯有累積真正的經驗，才能得到真正的情感，否則，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也都看不見未來。

林奕華覺得，楊德昌是最接近哲學家的華人導演，關心社會、歷史、文化，讓觀眾得到內省，也道出華人男性成長的困難。好像《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分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戲中人物角色，大多處於人生困境，到最後還是沒有走出來，觀眾難以從中得到安撫與釋懷。「這些電影，有男人、女人、老人、青少年，只有《一一》有洋洋這個小孩角色，也是他唯一一套有希望的電影。這可能跟他感受到將為人父、情感世界不一樣有關。」

然而，林奕華2000年初看《一一》時，並未着迷，「太溫和了，我期待他更殘酷地揭開現實瘡疤。」雖然他覺得該戲在電影語言上仍有風格和魅力，談不上不喜歡，但肯定沒有他在倫敦時看的《獨立時代》那麼深刻。他不忘自嘲，當時不年少但無知，「覺得《一一》是導演中年危機的故事。」他甚至忽略了洋洋這個角色，「不知道他正正代表了希望和未來。」

2017年，他與楊太太彭鎧立見面，談到想改編楊導的作品為舞台劇，一開始選的，就是《獨立時代》，「《獨立時代》本來就很有舞台劇的味道——很多人物、對白、戲劇處境。然而，她卻問我，既然《獨立時代》已那麼舞台劇，要不要選別的？」如果沒了翻譯和超越，改編就沒了意思，林奕華思前想後，最終敲定《一一》，「《一一》跟大家沒那麼遠，卻又不一定認識，而且把《一一》改編成舞台劇，肯定比《獨立時代》更有挑戰性。」

完成《聊齋》後，2019年中，林奕華便開始研究如何改編《一一》，還於去年年初進行了工作坊，「最初想在舞台上築起一場實驗音樂會，並藉着類似口述影像的形式，讓觀眾聽到電影細節。」舞台劇版本，試着在聲音上保留原貌，讓觀眾聽電影，而不是看電影，然後自行想像，甚至冥想，說到底，他不是要重現電影。不過，去年年初疫情襲來，因為該劇涉及台灣演員及製作人員，疫情阻隔往來，先是演期延後，及至去年年底，林奕華再決定變陣，把原定的九位演員，減至二人，促成《一個人的一一》。

《一個人的一一》以「一個人」為命題，以「隔離」為關鍵詞，注進了時代氣息，劇中有「洋洋」，也有AI；有本我，也有他我，「講的是自己跟自己的關係。」AI彷彿更了解自己，而推深一點去解讀，現今自己與自己的關係，或許就是自己與科技的關係，「我們是要跟它相處，還是倒過來受其控制？」劇中也有《一一》啤牌魔術的玩意，林奕華從《一一》相關情節讀出深意，「大田先生通過長期練習，大量經驗所得，記牢了每張牌的位置，不就是AI嗎？」他提出質問，為甚麼現代人不自己去訓練自己，而是要設計程式代勞，希望將來由機器服務自己？更甚的是，把了解自己的任務，交給科技，產生數據，讓演算法成了控制自己的手段？人們不需要經驗，只要Copy & Paste，只要Quote，但免卻了經驗，後果怎樣？「楊德昌在2000年時已預視了現在的處境——人愈來愈怕跟別人溝通，於是愈來愈感到孤獨，愈來愈被動。你看楊德昌電影，許多人物都是被動的。」

《一個人的一一》也關於未來──人與未來的關係又是怎樣的？「這和心智成長有關。如果大人和小孩一樣，沒了成熟這一塊，怎麼會有未來？」現在是「自戀」年代，人人都是一個媒體，需要粉絲，渴望被關注被讚好，「其實是以別人的眼睛看自己。」

林奕華的《一一》企劃，是三部曲，首兩部曲的《一個人的一一》舞台版和映畫版，是兩生花，後者正正通過接剪等效果，讓觀眾得到另一種體驗，至於最終回，「或許可以叫做《一家人的一一》，內容、形式未知，但講的是自己與自己，以至自己與鄰里的關係。」《一個人的一一》，以至將來的《一家人的一一》，不止是一個創作項目，而是林奕華給楊德昌的一封回信；洋洋對婆婆說的，或許就是他想對楊導說的話。

《一一》洋洋果然是關鍵。他玩氣球、玩漏斗，對世界好奇，想要經驗，於是主動，他在戲中道出名句：「我只能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後面，這樣，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但即使明明知道有另外一半，你又是否願意去看？」我們心底裏都有一個「小孩」，他/她決定了我們怎樣看待事物，但這個「小孩」，可能被社會、時代打敗，「如果『小孩』仍在，我們會有創意得多。」

（原文刊於2021年5月13日香港《星島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