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討論會隨筆─

三四五月，工人先鋒協會每月各一場的國土計劃討論會輪值結束了。這一輪討論也同樣是收穫滿滿，這次的討論除了認識到空間規劃的法令、機關與文本以外，最重要的衝擊其實是重新導入空間的概念來思考公共政策，從國土計畫的文字內容來看，這一點無論在教育、勞動、幼托或長照等領域都極為缺乏。同時也可以看到不同領域的NGO與運動者，對社會改革採取了何種不同的戰術，對國家與官僚的溝通態度又是甚麼。穿梭國家官僚機器與民間社會之間，其實改變現實的方式遠遠不只有要求國家「強力取締」的方式，他也有賴其他更有效的治理、管理、參與思維，甚至是思考政策落實如何可能的基礎準備，包括調查、釐清、統一格式、激勵支持等等等。這些思考在社會運動領域中，一旦有太強的社會對抗國家思維，就會忽略掉這些重要實在的改革面向。勞動領域的強項在於會員會務經營、如何培力勞工與資方對抗，或要求國家一定程度介入執法。但對於這個面向思考則較少，這是在運動策略上非常有趣的新刺激。

又，如果要導入這樣的思維，實際上需要的知識、技術和技能底子不僅要深也要廣。這種涉及高度複雜且跨領域知識的培養任務，一大部分就是要由高等教育來承擔。從這個觀點來思考，我覺得當初廣設大學絕對是必要且正確的，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才能維持某些非高度商業卻具有高度功能性的知識存在，維持這樣的知識多樣性，這個社會才有可能面對越來越多樣高度複雜的問題。然而這就有必要追問，現在的高等教育真的有達成這個任務嗎？我覺得至少從我自己待的領域來看，幾乎是沒有。現實社會中許多問題高等教育本身能解決的有限，輸出的人願意投入與解決問題的人同樣稀少。舉國土計畫的討論為例，國土計畫涉及到各部門發展，這裡有各部門的政策、統計或GIS技術，或是了解地方政治、經濟發展等等等的知識要求。看起來可能至少得兼備上述至少兩種技能才可能做點甚麼。如果從這裡來想，想做改變社會的社會運動工作，不僅路不只一條，同時要扛起這些問題，都必須下更多知識功夫來面對，老掉牙的話就是少說空話，多讀書還是很重要的。

從面對社會問題來看，其實某種意義上我不反對高等教育有產學合作，至少高等教育產出的知識要接受外界社會的挑戰，同時也要輸出社會用於不只是市場的領域。在這上面能確保其公共性的仍然仰賴國家以及社會共識才能達成。在制度上，可能是知識與課程需要有調整，學者的心態也是。但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調整必須是有明確定位其轉譯、合作和交流的功能，而不是直接把學生丟入實務界就叫做產學合作，轉譯的介面開發才是真正知識的火花與精華基礎。再進一步說吧，難道只能有學術與實務這種對立嗎？如何能創造出某種專業可以調和兩者，現實中已經有不少先行者在探路了，這樣的模式有沒有甚麼可以參考或可以檢討之處？我們是否有一種智庫位置，可以容納政治、政策、學術和溝通等中介介面呢？我們可不可以打造一個更具實務問題關懷的知識生態圈？實際上這也才是社會科學真正的利基，我真的不覺得社會科學出來是喊失業找不到工作的，而是真正知道如何用於現實的人太少。再進一步說，就是學院知識到要開發出新的作戰方案還有參與工具，這裡同樣也存在大量學術與應用領域的落差需要拉近。

最後還是那句我常說的老話。90年代初，張景森林萬億都可以為民進黨提出社會願景藍圖，先不論好壞，我不信在高教擴張世代的我們，提不出更好，而且更實在的未來藍圖。雖然那是真的要多一點覺悟和堅持才有可能成真，歡迎大家一起加入這個生態圈討論，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