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青年”庞麦郎承受了这个时代的精英主义恶意

这几日有些忙，只能偶尔扫一眼朋友圈，蹦出的一条消息攫住了我的心神：“庞麦郎进了精神病院”，一种深深的悲凉感侵袭了我的全身。

目前，对这个事件，我的基本观点如下：

首先，我对庞麦郎的经纪人宣布庞麦郎得了“精神分裂症”是存疑的，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依然保持开放性的哲学问题，例如，福柯对精神病问题的权力分析。关于这个严重的“判定”，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支撑。

其次，庞麦郎的悲剧，可以视为是“媒体吃人”的一个典型案例，其肇始当然是几年前某杂志的那篇毁灭性报道。我曾经也做过记者，对于这样的所谓“报道”，我是极为不齿的——请注意不是“不屑”而是“不齿”。

最后，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是深重的阶级问题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深刻隐喻，值得严肃地挖掘、分析和对待。人们纷纷努力“跨越阶级”恰恰成了“阶级歧视”与“阶级固化”的心理动力，一种恶劣的“歧视链文化”（请注意区别“歧视”与“鄙视”的区别）与虚荣的“精英主义”（其实是装精英主义或装13主义）便在其中野蛮生长，那些群嘲庞麦郎“虚荣”的精蝇人士，敢不敢用同一块镜子来照照自己呢？

附上一篇我六年前（时间真快a）写的一篇文章，表明我对庞麦郎先生的深切共情与基本态度。

庞麦郎的“滑板鞋”刺中了我们的认同焦虑

韩十洲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火”，正如莱布尼兹在《单子论》中所说：“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

一首歌成了“神曲”，晋身“现象级”，背后一定有如莱布尼兹所说的“充足理由”，就像《小苹果》“火”在唤醒了人们的生理昏迷（此并非本文主题不便详述，感兴趣者可以搜索“生理唤醒”），《我的滑板鞋》则“火”在刺中了我们这个认同匮乏时代的认同焦虑！我之所以这么说的“充足理由”来自我的“人性动力论”。

在我看来，人这种生物啊，非自由意志地被生了出来，一辈子无非是在干两件事，一个是自我保存（伴随着由恐惧激起的计算活动），一个是欲求认同（Desire for Identification）（伴随着由认同和爱激起的或计算或非计算活动），前者意味着人需要“物质食粮”，后者意味着人需要“精神食粮”（肯定，认可，承认），其中包括“自我承认”（Self-recognition）和“社会承认”（Social-recognition）。

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种理想状态，而Recognition（承认）是一个实际过程，二者的关系恰如市场中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中间还存在着一个Justification（证明）的环节。在这个“认同-（证明）-承认”过程中，有误解，有理解，有蔑视，有重视，有“斗争”，有合作，有匮乏，有焦虑（甚至创伤），既有“为争取他人对自身的承认的斗争”，也有“为反对他人不承认的斗争”。而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只是这个过程的一种后果、一个由自身天赋与所遭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

一个人没办法选择自己怎样开始，但可以选择是否高贵地结束。每个人在其内心深处都渴望着一份专属于自己的认同，尽管有的人可能已经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一点，已然“认命”。如今，路人皆知那句“未曾在长夜中痛哭的人不可能懂得人生之真谛（Those who did not ever cry throughout the endless nights would never realize the essence of life）”，但似乎很少有人去想，是什么会致使一个人在长夜痛哭？一个人应该拿什么来认同和慰藉自己这一生？

是的。在我看来，“滑板鞋”是庞明涛自我建构的认同和慰藉。我第一次听《我的滑板鞋》时，感受到的是一个如种子发芽向上生长的生命寻求认同和赢得尊重的具有魔幻现实主义气质的梦想，听来让人有一种戚戚的感动、飘摇和酸楚。我相信，能写出这样歌曲的人，内心世界其实是单纯的，也正是歌曲中所蕴含的极为单纯而浓郁的象征和隐喻，才能直抵人心深处那撮封闭已久的小嫩肉：

母亲问我……不开心……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时间，会给我答案……我必须要离开……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似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单纯、敏感和细腻（很可能有过创伤）的庞明涛为自己构造的一个乌托邦、一种心理补偿——他活在其中，汲取力量，自我承认，自我维系，自我封闭，抵抗长久以来外部世界所带给他的“匮乏”——表现为这个时代充斥的投射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出身“底层”的人身上的歧视、排斥和炎凉，这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一种虚荣、攀“上”和媚“洋”心态。庞明涛为自己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约瑟翰·庞麦郎”）和造了一个“台湾基隆”的籍贯（没长出一副洋人模样只能“落籍”台湾了），以及在跳舞时要求“后面伴舞的必须是外国人”。

与其说如有些人所认为的他是“虚荣”、“说谎”和“装”，倒不如说这是他在备受压抑中发明的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策略，只不过是以一种反应性的势利方式来应对这个社会的势利眼光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原谅由不当的经济制度制造的企业家“原罪”，例如，为了符合政策要求的数额而虚报注册资本，那么，我们就应该谅解由不当的社会认同酿出的庞明涛的“原罪”——为了迎合偏见而虚构籍贯身份。有人可能说，那相同出身的其他人为什么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呢？我的解释是，那可能是其他人没有像庞明涛那样强烈的成就动机。实际上，庞明涛就是一个“自我”的创业家（Entrepreneur），他的成就动机，要么来自天赋，要么来自创伤，或兼而有之。

可以想象，习惯于自我封闭的约瑟翰·庞麦郎，一夜爆红，就像刚梦幻般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创业家一样，对巨大的变化显然还没准备好。对走近他的人，他很像一个怀春的少女，既满怀戒备，又想打开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成名过程中，他又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道什么叫“恰如其分”——要么膨胀，要么不足，还没有练得一种“分寸感”；在娱乐圈这个武林里，他的状态更像那个还未能自如运用六脉神剑的段誉。约瑟翰·庞麦郎在这种“新常态”中，既自我保存，又欲求认同，忐忐忑忑，跌跌撞撞，冲冲突突，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摩擦，摩擦”，如一位曾采访过庞麦郎的记者所说：“他又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会闹出一些笑话。”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在努力地证明自己，尽管常被看作“不按常理出牌”。

某杂志的争议报道给约瑟翰·庞麦郎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却也给尚处于这种过渡状态的约瑟翰·庞麦郎带来了新的“摩擦”——不被承认的摩擦。该杂志这样做的“充足理由”是什么呢？既然我们已经对约瑟翰·庞麦郎持有一种“同情之理解”，那么，我们也应该对某杂志持有相同的视角和方法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本以报道“主流名人”为主的杂志，其中的编辑和记者们的职业角色和认同心理学就颇值得玩味了。根据心理补偿原理，前倨者必后恭，例如“大宅门”里的仆役往往都如此，太监也是受虐-施虐狂的典型，那么，既然该杂志不能以平等之心对待约瑟翰·庞麦郎，而是一种巧妙精致的挑剔主义，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们也不能“平等”对待那些“大名人”，而是一种巧妙精致的捧附主义；我们貌似只听说过该杂志在对平民人物的报道中接二连三的“争议”，却未见一桩因对名人的报道而产生的纠纷。那么，在隔着半透明的洗手间看到庞麦郎所产生的“厌恶性不适”与隔着玻璃天花板看着名人所产生的“羡慕性不适”，是不是一回事儿呢，或者说，前者只是后者的心理补偿效应？我并不是说该杂志一定就是如此“有态度”，但从业界耳闻的该杂志之“势利”，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别给我讲“总时长约706分钟”的录音，即便是没搞过新闻的而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除了“细节真实”，还有一个“整体真实”呢，也就是说，描述一个“人物”的各种细节的比例和相互间的逻辑关系是否适当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觉得自己没问题，那就不妨公布全部录音吧，人们可以作为重新判断的参考。

其实，我并没有嘲讽任何人的意思，也不想对一本杂志过于挑剔，因为，谁敢说自己在“认同”这件事上没有过类似的心理时刻呢？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傲慢、偏见和歧视。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想强调，谁也没有资格笑话谁，即便没有在籍贯上撒过谎，那有没有在其他关乎认同的问题上有过欺瞒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咄咄逼人，而是反躬自省，以通情达理之心（Empathy）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具体处境（这原本是媒体的本分），善待他人、尊重他人，惟如此我们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这个社会中已经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恶。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刘铁男的“育儿经”：“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我认为，应该反思的不是刘铁男，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老是把“人”分为“人上”和“人下”、分为所谓的“君子”和“小人”、分为所谓的“高富帅”和“屌丝”，老是看不起所谓的“人下人”？动辄给人贴上“精神病”、“奇葩”、“屌丝”、“凤凰男”、“底层”、“草根”等五花八门的所谓的非“正常”（如法国大师级的科学哲学家康吉莱姆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正常”不能是一种统计学的结果，而只能以个体自身的常态来衡量，“只有一种相对的正常，这种正常将个体作为它自身的标尺”）、非“主流”（任何时代的“主流”都曾经是非主流）、非个性化（即“非人化”，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没有走出鲁迅之笔）的标签？终究还不是藏不住那一颗彻头彻尾的前倨后恭、趋炎附势之心？这种“看不起”和“贴标签”本身就是一种隐秘的恶之源，进而可能激起反应性的虚伪/装逼、仇恨或者暴力。至少，约瑟翰·庞麦郎的“装”是无害的，尽管不讨也在“装”的人喜欢——同“行”相轻嘛。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超越任何既定的立场和成见如赤子般单纯而多元地去看待一个人、评价一件事的眼光了，如雾霾般弥漫于天地之间的认同焦虑也恰恰来自于这种眼光的缺失。

在这样一个冲着“任性”的有钱人家的儿子就叫“老公”、对着有个女儿的名人就叫“岳父”的时代，我们任何为了改变的努力都不要期望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多元化的认同重建之道路会相当漫长，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慨叹，尽管“八荣八耻”的内容由于过于政治和教条而不可能深入人心，但问题还没走——我们是不是真的忘记了应该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呢？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怜的是一个叫王思聪的人，他爆得大名进而被不知羞耻者称为“国民老公”，却并不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他是“首富的儿子”，而约瑟翰·庞麦郎成名至少是因为自己创作的作品吧，任何一个稍有自我意识的人都会因此而不安的。所以，我真的很好奇，把贾樟柯听哭了的《我的滑板鞋》有没有刺中王思聪的认同焦虑，他又会为“自我”（Selfhood）追寻一种怎样的认同呢？（20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