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幽灵”工人在印尼

2022 年 1 月 10 日

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劳动法》的框架下，亦或是作为中国公民，甚至是在地理和物理空间层面上，农民工随着中国国家和资本“出海”后，无论是在目的地还是在本国，都遭遇了多重的“隐形”，他们被抛出两个社会的人们建立的种种针对市场机制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共谋而建立的种种保护机制之外，成为两个社会利益争夺的牺牲品，陷入恐惧和绝望。今天，在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幽灵”劳工时，中国农民工在海外正经历着更为彻底的被隐匿

事件回顾

· 2021年年中，5名在印尼的一带一路项目德龙三期工程的中国工人（张强、张振杰、田明鑫、郭培阳、魏朋杰）辞职后因无法拿回被公司扣押的护照，试图偷渡到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补签签证回国。 9月18日被马警方拘留。

· 滞留雅加达的工人肖永红今年7月曾被工头殴打，并限制人身自由。

· 来自湖南安化的曾文华今年9月22日在雅加达失踪，记者联系曾文华的工友，至今仍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们两人都在德龙做二期工程，目前已在印尼滞留一年了。

· 《凤凰周刊》11月1日报道，五十多岁的张广永在PTOSS公司二期工地工作因病去世。家人怀疑他生前没能得到合适的医疗救助，反而因「防疫」被「囚禁」，并且他在最后日子的信息来源被切断了。

· 来自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的杨小军通过然越劳务被安排到德龙集团在印尼的三期工程工地上班，工作期间被拖欠工资，常被打骂，曾被关起来打昏，头部受伤也没人管。（2021年11月30日，大纪元报道）

· 2022年1月10日BBC报道，受雇于"然越劳务派遣公司"（江苏）在一家名为"安徽鹏德"的外协公司（工程分包商）现年59岁的罗向前，在印尼的一家中国冶炼企业工地德龙工业园工作时薪水被克扣，脚被砸伤，不仅无法得到救治，讨薪时还被公司打到头骨裂开，公司方借口疫情阻止罗继续治疗。

· 报道引述见证人称，有人从一期干到二期、三期，两年多都走不了，抑郁到上吊自杀;工人断腿、断胳膊稀松平常，却难以得到有效的医疗救助。工人的护照被收走，工资被拖延。医院离工地有三十里，还是没有B超、没有手术条件的那种医院。「消息很闭塞，有自杀的，上吊的，就像死了条狗，没有消息了。」

德龙工业园

· 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是江苏德龙镍业（民營股份制責任公司）携手中国一重集团（国资委下央企）布局海外的首个镍铁及不锈钢产业园，首期投资10亿美元建设年产60万吨镍铁冶炼项目。二期携手厦门象屿集团[1]投资20亿美元建设年产300万吨镍铁不锈钢一体化冶炼项目。

· 2014年开始筹建，历经7年，已建成肯达里工业园区镍铁合金冶炼生产基地、北莫罗瓦里工业园区镍业生产基地等。是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确定为中国和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项目，被印尼政府列为国家级大型产业区。

· 2021年12月13日，以巨盾镍业的名义正式投产，拟建设年产180万吨镍铁生产线，并配备自备发电厂、码头等辅助设施。

· 2021年12月29日获批印尼国家进出口免税园区。

镍矿

· 镍矿是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必要原料，它还是不锈钢生产的重要原料。镍矿主要有红土镍矿和硫化镍矿两种，其中红土镍矿冶炼成本较低。

· 印尼是世上红土镍矿含量最多的国家，菲律宾也有丰富的镍矿矿藏，中国的镍资源比较紧缺，属于镍资源短缺国家。2018年中国镍储量和资源量仅分别约为全球的3%和9%，且分布集中，位居第一的甘肃省占62%，且90%镍矿为硫化镍矿。

· 中国是世界镍产能大国。约占全球镍冶炼产品产量的35%，冶炼所需的镍矿90%依赖进口，且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1]。随着去产能计划的推进，产能向印尼转移。尤其在2020年印尼禁止镍矿石出口后，包括中资企业在内资本加大了对印尼镍冶炼设施投资，预计和不锈钢相关的镍铁产业部分从中国向印尼转移。

· 不锈钢行业对镍的需求相对稳定，未来对镍需求的主要增长点在于电动车动力电池。高镍化是动力电池未来重要发展方向，也是镍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平安证券估计，尽管电池，尤其是动力电池目前在镍的消费占比较低，但受益动力电池高镍化以及新能源汽车较快发展， 2019~2025年全球及中国镍需求将以4.0%和4.3%复合增速增长，其中中国动力电池镍消费占比将从2019 年的2.0%提高到2025年的11.2%，而全球动力电池消费占比有望从2019年的2.3%提高到2025年的12.8%。

· 电动车和电池都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支持项目，这与2009年以来政府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息息相关。2009年，轰轰烈烈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拉开大幕，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2]。到今天，动力电池产业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产业，无论在产值还是技术，主导全球市场。是中国走向“科技自立”之路的重要一环。

在印尼的中国工人

· 根据印尼人力部统计，2020年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有35,781名，但许多人没有取得正式工作签证，入境时由公司协助取得不能合法工作的旅游签，因此在印尼的中国劳工可能比官方统计的还要更多。长期关注中国劳工的劳权团体指出这在印尼是普遍现象，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向德国之声表示：“我接触超过一百个在印尼的中国工人，他们用的都是非法签证；而光是在德龙，就有约一万名中国工人。”

· 在国外工作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工，因为国内缺少收入较高的工作机会而另寻出路。出国务工便成为一个选择。他们通常与一个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是劳动合同），而后劳务派遣公司与一个包工单位签订劳务服务合同，由此，工人们受雇于包工单位，而包工单位则是从更上游的公司（如本case中的德龙）获得工程项目。在此过程中，工人需缴纳一笔押金给劳务派遣公司（5000-10000元不等），以保证履约，在回程时退还押金。劳务派遣公司则帮工人申请签证，负责将工人送到印尼工作。

· 法律上，中国工人在海外无法直接与外国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即便雇主是中资。他们不被允许直接在中国招工，而是要通过海外劳务派遣机构来雇佣，海外雇主和国内的劳务派遣机构定立合同，讲清楚劳动条件、收入、工伤工亡处理、以及是适用中国劳动法还是当地劳动法等一系列事项。但这些事商业合同，工人们基本上都不知道。

· 德隆有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也有跟其他小的派遣公司合作，合作的条款可能各不相同，所以德隆自己也很难理清楚这些不同的关系；此外，这些派遣公司可能会继续跟其他派遣公司（可能是非法的）合作，再次外包出去。这种层层外包的派遣关系让劳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 劳务派遣机构招募时通常开出诱人的条件，工人们想着有“一带一路”的光环，应该有保障，但是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工人的劳动条件

“中国工人都想回家，在这里干活太重，每天早上像被人打过一样，浑身痛。吃得差，住得差，干活重，罚款重，回国难。”
“中國勞工觀察”稱，2020年6月以来收到超過100名來自印尼蘇拉威西中國務工人員的求助，工人常出現護照被沒收、剋扣工資、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等問題，權益遭到剝削具備一定普遍性。
除了一纸薄薄的合同，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是最没有保障的一群人。
但工人们此前交了中介费和保证金，如果不干满工期，这笔钱就无法返还，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干活，至少把本钱挣回来。

合同

· Our contracts are also informal ‘unilateral contracts.’ We had to sign a piece of paper that said we ‘must comply with arrangements

工时&薪水

· 说好9小时的工作时间，经常做到超过10小时。

· 管工巧立名目，或故意少计算工时，或降低日薪（比承诺的要低非常多）。有人工作8个月仅收到10000元，还包括5,500元的deposit在内。

· 抽烟、玩手机都会被罚款，老板如果认为工人工作能力不行，立刻就降薪。

· 拖欠工资更是常态，到今年10月底，很多人有四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 沒有節假日

· 讨薪，被劳务派遣公司员工殴打，导致重伤（骨裂）；在管理人员的人身威胁下回到公司，甚至身上的钱也被抢走，而公司管理層也以疫情為由，拒絶讓他繼續求醫。

日常管理

· 半封闭式的管控，统一集中居住在管理严格的生活区里。中国工人被禁止离开园区（而当地印尼人则能正常上下班）。就连要踏出工业园区，也需要领导批准的书面字条。

· 居住在工地普遍的双层铁皮屋中，印尼夏天很热，太阳很大。

· 吃包子和米饭，饭菜口味很差，方便面是奢侈的食物，喝酒酒更贵。

·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内部以防堵新冠疫情为由，基本上已经不准工人出去

劳动保护&工伤工亡

· 对比国内的建筑工地，印尼工地安全条件堪忧。“乙炔、氧气、二氧化碳都是一个瓶子混装，在国内根本过不了安监局这一关。”此外，电焊工没有动火证、密闭空间作业证也可以上工，如果工人水平不行，就降工资。公司没有强制要求工人们穿工地专用的劳保鞋，工作服也是五花八门。出国前，公司曾承诺工人会发劳保鞋、劳保服，所以很多人没带专业鞋服，但到了这边之后，公司只发了胶鞋和雨衣。要想买，则要以更贵的价格从倒卖劳保鞋服的中国人那里购买；

· 工伤得不到救治和补偿；附近最近的医院要2小时车程，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乡镇医院，缺医少药的。很多摔断腿的工人被安排休息，老板照样开工资，但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 工亡时有发生。有人从脚手架跌下死亡、也有人操作炼钢炉时不慎被烧死；工友们的死伤从来没有官方通报过，在工地上秘而不宣地发生着，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 申请回国奔丧遭拒绝，在海外死亡亲人国内人只收到通知，“遗体在哪里、存放在哪个殡仪馆”都无从知晓。

护照扣留&工作签证

· 护照遭扣押、没有合法身份，再加上公司的严格管控，许多中国工人就这样被困在距离首都雅加达近1,800公里的苏拉威西。

· 护照被扣起，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正式的工作签证，每三個月由公司安排移民局人員到工地續簽【甚至连用人的承包商都不清楚工人的签证是否是工作签】。很多中介帮忙办理的是211商务签证”，印尼法律规定，此签证规定的入境有效时间为60天，可以延期4次，签证只可用于商务考察、商务访问、商务会面等活动，唯独不允许工作。这种签证办理时间在3到5天左右，速度较快。

· 工人不明白自己的法律地位，不仅无法得到当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会面临违反当地法律的风险，增加一重脆弱性

· 扣押护照的过程是带有欺骗性的和强迫的。

· 工人在陌生的国家，对当地的执法部门不信任，难以自行在当地维权

· 疫情期间，工人合同到期后，护照仍然被扣留，无法要回。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又无法回家，很多在印尼的中国工人即便身体有病，也不得不留在当地。

融入

· 多数中国工人不懂英语、也不懂印尼语。他们不仅与印尼社会脱节、没有相关法律意识，根本不晓得如何为自己的权利救济。

强迫劳动&回国

· 虽然外出时合同有明确的规定，但一般必须呆满一年才可以回国，还要交缴付高额的“回国费”（6-7.5w人民币，在合约之外，公司方拒绝说明钱的用途）

· 疫情期间回国更加艰难，很多人滞留，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是因为严格的防疫政策而无法回到国内，国内政府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中国工人与本地工人

· 对中资而言，比起当地劳工很便宜（当地最低薪资为每月约194美元，而中国工人则一日的所得就有人民币350元（约55美元），中资企业似乎还是更愿意雇用中国劳工。因为“虽然当地劳工工资较低，但他们可以组织罢工、且因受当地法律保护，享有各种福利。相较之下，中国劳工乍看工资相对高，但他们的劳动强度可以更大，也较好管控。”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 在地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求救信息石沉大海，并不积极提供应有的援助

· “有人打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但使馆会要求他们自己与公司协商、或者向警方报警......但因为工业园区内就有警察，工人们认为警察跟公司是一伙的，也就不敢报警了，”

· “中国驻外使馆与在地中国企业有很多利益互动，因为他们需要依靠这些企业来增加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当地政府

· 以印尼的情况而言，印尼人力部知道许多中国工人持有的是旅游签而非工作签，却还是会直接去到工地上，搭一个棚子，帮工人们延签。“他们（印尼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也就放纵这种非法行为了

· 另一方面，反对党则不满中国企业雇用自家蓝领劳工，认为抢了当地人的工作。研究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华裔印尼学者廖建裕6月曾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期刊中写道，人们原先认为来印尼工作的中国人是要补足当地所缺乏的专业技能，却发现他们大多是在矿场或工业园里提供劳力的蓝领工人，这使得印尼反对党及工会感到不满，认为他们抢了当地人的工作。

工人逃离&抗争

印尼工人

· 2020年12月14日，约800名印尼工人闯入东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市科纳威县的一家中资企业。他们起初在公司门口和平示威，但在试图闯入工厂时与保安发生冲突，最终冲进工厂进行打砸。停在保安室附近的多辆卡车被毁，火光冲天。后来，印尼方面派遣了约600名军警前往现场才平息骚乱。科纳威县县长也来到现场，要求工人停止示威。而在半个月前，印尼工人因为工资问题已进行过一次罢工。

中国工人

· 早在印尼疫情最严重的今年六七月，中国工人就曾集体抗议过。

· 之后的8月中旬，大批中国工人再次在厂里聚集罢工，起因是一个老板指使印尼保安打人，后来发展到索要工资。据工人说，8月这次集会，是因为之前工厂说的是每月最迟15日发工资，但一直拖欠，有人俩月没拿工资了；还有一些人来了没签合同，或者没定工资，不知道自己该拿多少钱；亦有工人干满了六个月工期，应该领所谓的“超期补助”，最终却被包工头克扣。

邹奋记得那些个充满愤怒情绪的闷热夏夜，很多人喊着让老板出来解释，老板却迟迟不出来。印尼保安拿着枪和棍子，还有用钢丝绳编的鞭子出来驱赶工人，但人却越聚越多。有工人跟维护治安的印尼人讲理，“对方也同情我们，就拿着枪站在一边，看着我们”。但到了第二天，大家还是回去继续干活。因为出来打工的人都想着，多干一天就多赚一天钱。

中国政府对海外工人的保护

目前，处理跨境劳务纠纷的国内部门主要是商务部和人社部，还要看当地执法部门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是否有意愿介入。

长久以来把工人当成是“劳务”进行输出

· 2004年，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

· 2009年，商务部、外交部制定《防范和处置境外劳务事件的规定》

· 2010年，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强化外派企业责任，监督外派企业落实劳务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境外管理，严禁以中介的方式外派劳务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 2012年5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要求“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依法与其招用的外派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向外派人员提供工作条件和支付报酬，履行用人单位义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通过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的，应当选择依法取得许可并合法经营的中介机构，不得通过未依法取得许可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

· 2016年，商务部制定《涉外劳务纠纷投诉举报处置办法》。

海外中国劳工问题所涉及的官方机构除了所在国政府之外，还包括中国使领馆、商务部、公安部、外交部、市场监管总局、被投诉方的国内注册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政府以及其他商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涉及面广泛，为解决问题带来了困难。

随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境外维权协调办公室和涉外职工权益处等机构的撤并，我国目前仍缺乏一个专门对海外劳工权益保障的负责机构及相应保护机制。

【综合各大媒体资料，非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