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

文/薯条Fries

前言

这是我早期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才刚刚开始接触民主社会主义相关的著作，甚至连马克思相关的文章也读的不多。当时的我的意识形态可以归类于改良派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但在我读到卢森堡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和《论俄国革命》时，我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所以现在我其实是一名革命派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除了这篇文章所展现的意识形态与现在的我的意识形态不符之外，这篇文章也充斥着各种问题，另外一名社员对这篇文章的批判我也会发布出来。同上一篇文章一样，请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来阅读我的文章。

民主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在对国家不信任的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他们都反对将公有制解释为国有制的威权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已经解释过多次了，这里我就直接引用施杜里希写的《世界哲学史》第七部分第一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影响的总结来回顾一下我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并使其成为“社会的”共有财产，其结果就是国有化，这也就意味着：官僚将代替经理去操纵国家经济的运转。而复杂的现代国民经济必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与面对单个的“资本家”相比，劳动者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会感到更加的无助。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总结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主义者的共识，那就是：比起信任有可能终将堕落成龙的屠龙者，他们更愿意去信任人民，或者说信任自己。

但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并非与安那其主义者没有分歧，他们在对待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方法上拥有着不同的立场。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宪政民主，他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的问题搬到台面上来，将它提上议程。他们认为如果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革命强行建立起来，一是会使资本家被强硬的政策压的不明不白，二是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问题依旧是不清不楚的，这最终会使资产阶级思想卷土重来。有些威权社会主义者可能反驳说可以在强行建立社会主义后再进行教育，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是因为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在短时间之内反扑，必须要对人民进行思想的高压管控。想要通过进行全民的通识教育（人文、逻辑思考与批判性思维）使人民能正确思考的方法，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这会导致国家抛弃言论自由原则而失去掉政治上的纠错能力。言论自由最大的功能从来就不是自由本身。另外，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讲，除了选举权之外，人民的权力就体现在言论自由上。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引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中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探讨：

权威企图压制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当然欲压制它的那些人不承认它的正确性，但他们绝不可能永远不错。他们无权为全人类决断是非，也无权排除所有其他人的判断方式。因为他们确定一个意见是错误的，就拒绝听取，这就是把他们的确定性等同于绝对的确定性了。任何禁止自由讨论都是认定了自己绝对无误。或许基于这一普遍理由，且并不因为普通就算不上好的一个理由，就可以让这种做法服其罪错。不幸的是，以人类的自知之明而言，他们远没有把自己易错的事实，像理论上一直可以的那样运用到实际判断中去。

民主社会主义者依旧认为在人民主权下的科层制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保证法律的执行和社会的秩序。在短期内最容易生存的制度从来就不是民主制度或者社会主义制度，极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在很多种情况下能比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更好，更有竞争力。所以若没有一个科层制的政府来保障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执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维持是没有保障的。

多数安那其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需要通过革命来建立，但就如同我在上面所说的，革命并未真正的将问题搬到台面上来，最终依然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甚至很有可能会使国家因为丢掉了言论自由原则而失去了政治上的自我纠错能力。另外，同另外一种暴力行动——战争一样，战争会导致民族对立，而革命则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对立又和阶级对立不同，是一种仇恨与暴力的恶循环。所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革命这个手段，反而会使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变得更加的艰难，甚至根本无法前进，只有在人民普遍接受了通识教育后，再将问题放在台面上进行不断地论证，让人民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主力，才可能会使社会主义真正稳固的建立起来。

但是不管如何，民主社会主义者只有可能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而不可能与威权社会主义者进行妥协，因为如果依旧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话，我们只会一直被困在历史的轮回中而无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