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86:太歲頭上動土
1979年《七十年代》九月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特權階層在中國」。是寄自北京的來稿。文章開頭說:「文革以來,中共內部本來並不明顯的特權階層日益惡性膨脹」; 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門戶大開,每年乘西風出國的官員與日俱增,在出國潮中,「佔有相當比例的是中共要員的老婆孩子,以及各級沒有真才實學的平庸官員」。「『出國熱』的鬧劇在今年五月派出『中日友好船』時達到最高潮」,「以廖承志為團長的600多人中,有400多人是夫人、小姐、公子和高官顯要的親朋好友們。僅廖公一人就攜帶30多位這類人隨行」。當輪船駛離上海港口時,人群就將此船冠以「公子王孫船」的稱號,隨後一個多月,一直在北京、上海受到議論。而回國時,則滿載著「日本朋友」送給公子王孫們的禮物。
這篇文章應該是激怒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了。據《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透露,當時廖承志把新華社社長王匡叫到北京,以《七十年代》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言行為由,向王匡「當面交代,『把他們撤底搞垮!』」。《回憶錄》說,「王匡回來要(新華社秘書長)楊奇堅決執行,楊奇表示,在香港『撤底搞垮』有困難,而且以往我們同雜誌的關係較好,主持人是我們的朋友……」
自中共建政以來,廖承志即主管香港事務,1965年我去北京,他出面宴請訪問團,用廣東話講話,語言風趣坦率,給我的印象不錯。1983年許家屯奉命來港履新前,曾經去找過這個頂頭上司,發覺他對香港情況頗熟悉。後來許家屯接觸中央負責人多了,感到中央一些人或明或暗,對廖有所不滿,說他「很少向中央匯報,他壟斷港澳情況」。相信廖承志在北京以了解和掌控港澳問題自居。因此,《七十年代》那篇文章才使他咬牙切齒。
後來我在美國,遇到一個從大陸出來的朋友,他告訴我,這篇文章是他寫的,依據是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在分組討論時,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對特權的質疑,關於廖公船的質疑就刊在分組討論的匯報中流傳。人大既公開討論,又刊在人大匯報中,有關內容不應有任何見不得人的地方。但白紙黑字登出來就是另一回事了。當然,關鍵是我們收到這篇文章的取捨。我並非不知道廖承志主管港澳工作,所謂「不怕官,只怕管」,在他主管的範圍內批評他,是「太歲頭上動土」。但那時候,關於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正是被壓迫的百姓特別是年輕人的關注所在。1979年開始湧現的大量文藝作品,都以幹部特權為批判焦點。我認為這是與中國發展前景息息相關的問題。不能說因為廖承志主管港澳,就予以迴避。
廖承志要把《七十年代》「撤底搞垮」的命令,當時不僅楊奇表示異議,而且其他幾個副社長也不同意。一位從大陸出來的朋友當時告訴我,副社長祁烽跟她說,《七十年代》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不應該這樣對待這雜誌。但祁烽沒有向上級表明他的看法。顯然,這是在中共官場中不可免的自我保護之道。專權政治只有自上而下的等級授權,沒有其他對各級官員的制衡渠道,在這種體制下,下級只會選擇上級喜歡聽到的情況匯報。
廖承志是熟悉香港政策的,如果事情不是發生在他身上,如果講的是別人,他大概也不會說要把《七十年代》「撤底搞垮」。但既是指向他本人,就難有雅量也!這亦是一元領導的要害。
這件事發生,同整個時代背景也不無關係。在文革前,中共幹部中,許多人都懷有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大致上也是清廉的。但文革將權力提升到凌駕所有是非、所有價值、所有道德、所有理念、所有物質基礎之上,有權就有一切,強權就是真理,因此一旦重新掌權,就深諳「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之道,用盡權力為個人謀私利也是必然趨勢。
此外,文革的經濟下滑,物質極度短缺,幾乎所有的生活消費品都供應不足,都憑票(糧票、布票……)購買。那時所謂「三轉一響一咔嚓」(單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人民幣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
物質的短缺,使人民對物質的渴求,超過了一切,已經談不上對任何精神方面的東西的追求了,道德、文明、禮貌、理想在物資渴求面前都無意義,人成為一味追求物慾的動物。因此,利用特權謀私利,公子王孫船,等等,都不足為怪。
文革帶來整個社會的墮落程度,可以說深不見底,是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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