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7章：“克里姆林宮醫生謀殺案”秘辛

從安德列耶娃風波到1988年6月黨的十九大召開期間，反猶事件時有發生。在猶太知識份子經常租用別墅避暑的莫斯科郊區，破壞分子燒毀了一幢房子，並闖入其他幾棟房子，砸碎窗戶，打翻傢俱，在牆上噴塗納粹標誌。帕姆亞特（俄羅斯國家愛國陣線）和其他仇恨組織的成員推倒了猶太人的墓碑，並張貼題為《俄羅斯人的俄羅斯：猶太人死亡組織》的傳單。

有天晚上，長期“遭到拒絕移民的猶太人”裘蒂斯·盧耶打電話給我，說她和她的朋友們都嚇壞了。那天晚上，她們去了在堯子河俱樂部租的一個大廳，參加她們新成立的猶太文化組織的會議。當她們到達時，門被鎖上了，兩名克格勃軍官在站崗。門上釘著一張傳單。

“我們還要忍耐骯髒的猶太人多久？”上面寫道。“無恥的猶太人正在滲透我們的社會，他們唯利是圖、無惡不作。醒醒吧。我們怎麼能允許這幫骯髒的傢伙把我們美麗的祖國變成垃圾場？為什麼我們——偉大、聰明、美麗的斯拉夫人——認為與猶太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種正常現象？這些又髒又臭的猶太人怎麼能用‘俄羅斯人’這樣一個驕傲而英勇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呢？”

許多打電話警告我的猶太人也是第一次出版了他們的文學或科學著作，並拿到了出國旅行的簽證。有些人還獲得了移民許可。他們對改革寄予厚望，但又始終心存疑慮。一場歷史性的混亂開始了。經濟嚴重衰退。猶太人明白，如果情況持續惡化，他們將首當其衝成為替罪羊。為《我們這一代》和《青年近衛軍》撰稿的極右派知識份子已經在煽動一種狂熱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所有的猶太人都是魔鬼，所有的敵人都是猶太人。如果他們鄙視某個俄羅斯人，他們就會寫道，這個人的名字顯然是從戈德斯坦或拉賓諾維奇改過來的。

伊戈爾·沙法列維奇是亨譽世界的數學家，70年代曾與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一起參加了許多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後來成為知識份子中最危險的反猶主義者之一。他的長篇論文《俄羅斯恐懼症》認為，“小人物”（主要是猶太作家和流亡分子）毀掉了“大人物”（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的尊嚴，把他們說成是迷信權力和愚昧無知的奴隸民族。他寫道，猶太人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理性、有涵養和歐洲人的形象，而俄羅斯人則是野蠻人。

一天晚上，我去沙法裡維奇位於列寧大道的公寓拜訪他。他狐疑地盯著我，否認自己是反猶主義者。他那只剽悍的獵犬在書房的地板上轉來轉去，從不停歇。他說，這樣的指控是猶太人“迫害狂”的結果。

“只有一個民族，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它的訴求。”沙法列維奇在《我們這一代》上寫道。“猶太人的民族情緒是傳染整個國家和全世界的狂熱病。它們對裁軍、貿易協定和科學家的國際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它們引發示威和罷工，幾乎出現在每一次談話中。猶太人問題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使烏克蘭人、愛沙尼亞人和克裡米亞韃靼人的問題黯然失色。至於俄羅斯問題，更是根本無關痛癢。”

當我把這段話念給沙法列維奇聽，他頻頻點頭表示同意，好像第一次聽到似的。然後他說：“‘反猶主義’這個詞就像我們頭腦中的一顆原子彈。在針對亞美尼亞人或俄羅斯人的暴力行為的背景下，甚至不可能談論反猶主義。我從來沒聽說過任何因為反猶主義而發生爭吵或有人被打臉的事。這絕對不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聽到這樣的事情我很驚訝。”

沙法列維奇絕非特立獨行。儘管許多俄羅斯主流作家公開反對反猶主義，俄羅斯作家協會的領導層卻在宣揚一種對猶太人充滿仇恨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一封由72位主要成員簽名並發表在作協機關報《俄羅斯文學》上的公開信中，該協會聲稱：“猶太複國主義要對許多事情負責，包括猶太人大屠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和達豪集中營，他們也是幫兇，砍下了自己同胞身上枯瘦的肢體。”

幾個月來，猶太朋友打來電話，說他們確信很快就會發生大屠殺。不是漫天的辱駡，不是偶然的襲擊，而是大屠殺，這個詞喚起了人們對一個世紀前在基希涅夫、奧德薩和基輔屠殺猶太人的記憶，這個詞意味著國家的默許參與。克里姆林宮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善局勢。官方的塔斯社刊登了一則消息，稱納坦·夏蘭斯基曾因莫須有的罪名在集中營裡待了八年，後來才獲准離開蘇聯前往以色列，現在他作為一名應徵入伍的軍人，“重新躍升為新聞人物”。“在領到嶄新的以色列軍裝後，夏蘭斯基趾高氣揚地宣佈，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歸宿。”塔斯社報導說。“在巴勒斯坦人的屍體上行走，確實是這個虛偽的人權宣導者一生中順理成章的目標。”

很難判斷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麼。莫斯科猶太社區的一位長老告訴我，自史達林時代以來，他從未在莫斯科看到過如此令人擔憂的反猶主義跡象。

直到去年春天逾越節的第一個晚上，我還對這一切不以為然。畢竟，破壞者不是褻瀆了猶太人的家庭墓地嗎？憑什麼這次的威脅更大？埃絲特和我參加了合唱猶太會堂的晚間禮拜，這本身就是一幅令人沮喪的畫面。在外面臺階上，克格勃的打手們小心翼翼地監視著進入教堂的人。當晚的特工（穿著很容易辨認的黑色塑膠大衣，系著紅棕色格子圍巾）以一種既令人厭煩又充滿威脅的口吻，像在進行民意測驗一樣提問：“你相信萬能的上帝嗎？你去過以色列嗎？”通常，他的幾個夥伴會在街對面的車裡等著。在教堂裡，在男人們祈禱的長凳上，只有幾十個老人在用意第緒語閒聊，還有一些來自紐約和布宜諾賽勒斯的觀光客。年輕人早已不把猶太教堂當作聚會或祈禱的場所。少數沒有去過以色列或西方國家的虔誠猶太人則在家裡祈禱。即使是那些不太在意外面克格勃存在的人，也覺得拉比這些年過於妥協了。

在樓上，埃絲特和女人們坐在一起，討論起逾越節習俗，發現她們幾乎一無所知。

“這一切都是我祖父做的，”一位老婦人回憶起上個世紀時說，“但我忘了：我們要喝多少杯酒？”

在東正教家庭長大、對東正教語言和儀式瞭若指掌的埃絲特感到非常驚訝。她盡可能地解釋，但看到他們如此迫切地想知道，她的心都碎了。“逾越節真的不能吃麵包嗎？”另一位婦女問。

我們提前離開了禮拜堂，趕回家為6位蘇聯朋友準備逾越節晚餐。但當我們走近汽車時，我注意到有人在髒兮兮的車門上寫了一個大大的“Y”，周圍還畫了一個圓圈。Y代表猶太人。如果說傳單和破壞行為沒能引起我的注意，那麼灰塵上的字跡無疑吸引了我的目光。

事實證明，不會發生大屠殺。但焦慮是真實存在的。隨著國家結構開始瓦解，舊的“人民友誼”也漸漸褪去面紗。新的“開放政策”鼓勵真正的歷史辯論，不可避免地揭開了史達林帝國中深藏的歷史積怨和仇恨。在塔林，我聽到愛沙尼亞人說俄羅斯人是白癡和畜生，俄羅斯人說愛沙尼亞人是納粹走狗。在葉里溫，亞美尼亞人相信亞塞拜然人蓄意用地下核子試驗“引爆”地震，造成至少2.5萬人死亡，並準備對他們發動一場比1915年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更血腥的伊斯蘭聖戰。在巴庫，亞塞拜然人非常肯定地知道，在洛杉磯百萬名流亡分子的幫助下，葉里溫政府正準備奪取其全部領土，建立一個亞美尼亞王國。

對列寧格勒、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亞等城市的猶太人來說，街頭仇恨的新面孔是一個名為帕姆亞特的組織。帕姆亞特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最初是隸屬航空部的一個團體，由一些文化活動家組織，説明保護俄羅斯的古跡和建築。但經過多年的擴張、內訌和分裂，仍然自稱帕姆亞特的聲望最高的團體變成了一夥反猶狂熱分子，一支由俄羅斯工廠工人、黨員、教師、職業軍官和街頭流氓組成的雜牌軍。他們對形象的感覺非同凡響，並且具有歷史共鳴。他們身穿黑色T恤，這一標誌將他們與“黑色百人團”聯繫在一起。黑色百人團是反猶暴徒，在末代沙皇統治下進行過數十次大屠殺。

還在政治局任職期間，伯里斯·葉利欽就會見了帕姆亞特的代表，理由是作為莫斯科黨委書記，他應該瞭解廣泛的社會團體。會見結束後，他很反感。“帕姆亞特一開始很有趣，後來卻變成了邪惡的東西。”他說，從此與該組織再無瓜葛。

我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西伯利亞的各種公寓和集會上見過帕姆亞特的領導人，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傻瓜。德米特裡·瓦西裡耶夫曾是一名攝影師和電影演員，他吹噓自己只受過八年級教育，這種說法並不令人難以置信。在一次小型集會上，這個面黃肌瘦的小個子對著擴音器咆哮了幾個小時，斥責猶太複國主義者和“那些侮辱俄羅斯人民的人”。他說，俄羅斯兒童正在變成酒鬼，因為“邪惡勢力”在優酪乳中大量添加酒精。猶太編輯犯有潛意識陰謀罪，因為他們在報紙上使用六角星。猶太建築師“絕非巧合”地設計了普希金廣場，使普希金背對著俄羅斯大劇院。目前尚不清楚瓦西裡耶夫是否是帕姆亞特領導人中最危險的一個。畢竟，他的競爭對手瓦列裡·葉梅利亞諾夫在謀殺妻子後，曾在精神病院呆過幾年。他及時離開了精神病院，正好趕上享受新開放政策的成果。

我看到對帕姆亞特“思想”最清晰、最全面的表述，是他傳給我的一份長達24頁的宣言。與瓦西裡耶夫的咆哮相比，這份檔的語氣沒有那麼歇斯底里，但它同樣抨擊了西方“邪惡的”文化影響和“對俄羅斯人民的種族滅絕”。猶太人和猶太複國主義者是俄羅斯弊端的罪魁禍首。猶太人、同性戀者和共濟會應對搖滾樂、吸毒、愛滋病和俄羅斯家庭的解體負責。布羅茨基的詩、夏加爾的畫和帕斯捷爾納克的“反愛國主義”小說《日瓦戈醫生》都一文不值，是“真正俄羅斯文化”的污點。宣言說，俄羅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拯救”了猶太人，但猶太媒體卻不斷嘲笑和貶低俄羅斯人及其遭受的苦難：“就好像大眾媒體告訴我們，戰爭期間只有猶太人在前線被殺。”

帕姆亞特成員散發《錫安長老會紀要》的副本，並贏得了《俄羅斯文學》、《青年近衛軍》及其他右派雜誌的支持。在帕姆亞特最活躍的中心之一列寧格勒，該組織譴責二戰期間領導蘇聯坦克生產的猶太人伊薩克·紮利茨曼組織了“一支由16歲俄羅斯處女組成的合唱團”，並引誘她們。在其他地方，帕姆亞特將糧食短缺、電視上的性氾濫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統統怪罪於猶太人。

與帝國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相比，猶太人生命受到真正的威脅相對較小。然而，“開放政策”的興起、放寬移民限制、以及對不確定未來的緊張和恐懼氣氛，所有這些都促成了全世界猶太人等待多年時刻的到來。一場“出埃及記”開始了。現在想去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大部分都可以離開。1989年，10萬蘇聯猶太人前往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還有數十萬人在等待簽證、邀請函與機票。一個曾經似乎註定要被遺忘的民族，正在踏上通往新生活的道路。

不會再有第二次“醫生謀殺案”。事實上，那樁醜惡事件唯一的倖存者雅科夫·拉波波特宣佈，他不會加入這次移民潮。“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告訴我。“我已經91歲。對我來說太晚了。我會埋葬在這裡。”然而他的故事，還有他的家庭，似乎是俄羅斯猶太人歷史和未來的縮影。

與同時代的許多猶太人一樣，雅科夫·拉波波特清楚地認識到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絕非偶然。殘酷的事情早在1937年之前曾經發生過，肯定還會捲土重來。史達林沉溺在自己對猶太人的仇恨之中。1948年，史達林下令處決所羅門·米霍埃爾斯，他是國家劇院的猶太傳奇導演，也是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的領導人，被認為是國家公敵。米霍埃爾斯遇害後（當局偽造成一起交通事故），克格勃以“戰後重建秩序”為由，逮捕了反法西斯委員會的主要成員。1952年，克格勃以捏造的間諜和叛國罪名殺害了23名猶太知識份子，幾乎是為醫生謀殺案和即將到來的大清洗做熱身。隨後，在1953年的頭幾周，史達林下令逮捕了9名著名醫生，其中6名是猶太人；黨報聲稱這些醫生正在毒害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並掩蓋陰謀。史達林的殺人妄想症似乎準備再次高漲。大多數歷史學家現在都認為，史達林逮捕醫生的命令與1934年克里姆林宮下令暗殺列寧格勒黨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的類似，都是大規模恐怖浪潮的前奏。赫魯雪夫在1956年黨的第20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如是說：

“史達林親自就如何開展調查和審訊被捕者提出建議。他說，維諾格拉多夫院士應該戴上鐐銬，另一個人應該被毆打。時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的伊格納季耶夫同志也出席了本次大會。史達林粗暴地對他說：‘如果你不能撬開醫生的嘴巴弄到口供，我們就把你的頭砍掉。’

“史達林親自打電話給預審法官，下達指令，建議他應該使用哪些調查方法。這些方法很簡單——毆打、毆打、再毆打。醫生們被捕後不久，我們這些政治局委員就收到了包含醫生們認罪書的簡報。在分發這些簡報後，史達林對我們說：“你們就像小貓一樣瞎了眼；假如沒有我會發生什麼？這個國家會滅亡，因為你們不知道如何識別敵人。”

在9名被捕的醫生中，只有雅科夫·拉波波特活著看到“開放政策”的到來。我認識了他、他的女兒娜塔莎和孫女維卡，並多次去娜塔莎的公寓看望他們。老人雖然早已退休，但記憶力很好，聲音像一個只有他一半年齡的人一般洪亮。“我以為我完了，死定了。”他回憶起自己在獄中的絕望時說。“然而有一天，他們把我從監獄裡放了出來，似乎沒有任何理由。直到回到家，我妻子告訴我史達林死了，我才明白發生了什麼。對我來說，這只是愚蠢的運氣，也許對其他數十萬猶太人來說也如此。”

史達林時代狂熱的反猶主義和醫生謀殺案本身即是蘇聯官方歷史版本中無數“空白點”中的兩個。關於這段歷史的第一批官方出版物是雅科夫·拉波波特在《人民友誼》雜誌上發表的自傳，以及娜塔莎·拉波波特在《青年》雜誌上發表的回憶錄——這兩本書都是1988年4月出版的。父女倆都是在戈巴契夫上臺前幾年就開始寫作。但直到1987年，才有人想到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講述“醫生謀殺案”的真相。娜塔莎去鄉下拜訪朋友伊琳娜和尤裡·丹尼爾，並向他們朗讀了自己的手稿。她選擇了一個再好不過的聽眾。尤裡·丹尼爾和安德列·西尼亞夫斯基曾在60年代首批持不同政見者案件中被判入獄7年。丹尼爾的父親馬克·梅耶羅維奇是一位著名的意第緒語作家。娜塔莎讀完後，丹尼爾告訴她是時候出版了。

在丹尼爾的建議下，娜塔莎將手稿交給了《青年》月刊，該雜誌在赫魯雪夫解凍期間以挖掘優秀青年作家而聞名。相對自由的新編輯對她印象深刻，但她被告知故事中“有太多猶太人的名字”，太多關於反猶主義露骨的討論。娜塔莎笑著說：“我告訴他們，這讓我想起了一個笑話：一個男孩問他的祖父：‘基督真的是猶太人嗎？’祖父說：‘是的，是真的。當時，每個人都是猶太人。這就是那個時代。’是的，在醫生謀殺案期間，就是這樣的時代。”編輯們表示會嘗試出版，但不想“刺激”讀者。他們問娜塔莎是否還記得任何“幫助過她的俄羅斯好人”。會談含糊地結束了，既沒有接受，也沒有拒絕。編輯們還沒有從上面得到必要的信號，所以他們得等待。

“後來到了11月，戈巴契夫發表歷史演說，”娜塔莎說。“他甚至提到了‘醫生謀殺案’。兩天后，《青年》雜誌打來電話祝賀我。他們決定出版。然後他們說，‘只是不要認為這與戈巴契夫的演講有任何聯繫。’好吧，不，當然不是！他們請葉夫圖申科作序。他寫了很多關於反猶主義的內容，但雜誌刪掉了，堅稱畢竟俄羅斯人也會被逮捕。還有一句話，說1953年傳言有大屠殺，醫生在紅場上被處決後，集中營和勞改營正準備接收猶太人。我們為此爭吵過，但我能怎麼辦呢？他們把那個也刪掉了。”

儘管有所刪減，拉波波特家兩本回憶錄的出版仍標誌著新聞界對反猶主義的第一次回擊。“我們在火山口走了一遭，”娜塔莎說。

拉波波特家族的幾代人以一種輕鬆、平淡的方式彼此聯繫在一起。他們的故事，甚至是他們的句子，都在思想和記憶中融為一體。他們的家族敘事正是本世紀猶太人在蘇聯的經歷。“從尼古拉二世到戈巴契夫，”雅科夫說，“我親眼看到了一個完整的時代。”娜塔莎微笑著，把手放在父親瘦骨嶙峋的手腕上。

他們之間充滿了愛，但也有衝突。“我從60年代起就想移民，但我父母不願離開，”娜塔莎說。“他們很害怕，我說服不了他們。他們覺得為時已晚，應該死在這裡。現在我母親已經離開人世。我很懷念她，也很愛我的父親。但我仍然無法原諒他們。”

毫無疑問，這些話他已經聽了一千遍了，雅科夫·拉波波特的左手微微顫抖。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盯著茶壺，順其自然。他佯裝出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而他的手卻出賣了他。當娜塔莎開始談論她擔心經濟惡化會給帕姆亞特這樣的團體“有機可趁”時，他勇敢地說：“我以前見過這種情況。我不怕，”但他的手再次顫抖起來。

在他看來，一切都沒有改變。週末的早晨，雅科夫·拉波波特有時會從公寓的窗戶望出去，看到穿著黑色T恤的帕姆亞特男孩舉著標語牌，在萬聖教堂周圍走來走去：“猶太佬滾蛋！”“打倒猶太-共濟會陰謀！”

“我以前也見過這些，”雅科夫說。

拉波波特在克裡米亞長大。他的第一個記憶是1905年的大屠殺。“我當時6歲。我父親在我上學的地方教俄語和數學。哥薩克人沖進來時，我們正在上科學課。學校被毀了。我記得地球儀被砸碎了，遍地都是碎玻璃，我父親受了重傷。員警把屍體送到停屍房，還有父親一起，因為他們以為他已經死了。我們的一個朋友偶然在那裡看到了我父親，他們聽到了他的呻吟聲。他神志不清，渾身是血。他的手指和手掌都被警棍打斷了。他試圖保護自己的臉，所以他們只是打斷了他的胳膊。幾個月後他才痊癒。

“我們的這位朋友試圖把我父親從大門拖到一輛計程車上。當時校長也在，他大喊：‘滾開，你這個猶太人！’幾周後，當我父親終於回到學校時，其他老師都躲著他。他們不願和他說話，最後他不得不離開學校。這就是我童年記憶中的第一印象。”

拉波波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基輔貝利斯案件的報導所吸引。對於沙皇統治下的猶太人來說，這起案件的影響不亞於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1911年，基輔警方發現了一具13歲俄羅斯男孩的屍體。他的母親是一名貧窮的妓女，她控告“猶太人”——那群詭計多端的人——謀殺了她的兒子，用他的血來製作逾越節的糯米團。“血祭”根源於烏克蘭的反猶主義民間傳說，當然是無稽之談。儘管如此，沙皇員警還是逮捕了一名猶太工廠工人孟德爾·貝利斯，並認為他們肯定會勝訴。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檢方請來證人，證明這種儀式謀殺是普遍存在的。“這是針對所有猶太人的指控，而不僅僅是貝利斯。”拉波波特說。“在我們學校，大約一半的學生相信這些指控，一半的學生不相信。”但是，主要由不識字的烏克蘭農民組成的陪審團駁回了“血祭”指控，釋放了貝利斯。

“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拉波波特說。“其中一名陪審員被問到為什麼投票支持無罪釋放時，他的回答很簡單，‘我的良心’。後來我才知道，有人看到陪審團中的那些農民在做出判決前在祈禱。所以，至少在這起案件中，宗教是良知的載體。”

在拉波波特的一生中，一年又一年，學校和法院都會發生針對猶太人的攻擊。總是有大屠殺和大屠殺的威脅。歧視、恐嚇和刁難，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像拉波波特這樣的猶太學生甚至要支付額外的費用才能在公立學校學習。“我的家庭從不信教，但沙皇時代的整個生活讓我知道了自己是誰。”拉波波特說。

拉波波特熱衷於自然科學，他開始在彼得格勒學習醫學，這座沙皇之城不久將成為革命之城，並更名為列寧格勒。彼得格勒位於猶太人定居點（唯一允許猶太人居住的地區）之外，但出於某種原因，大學官員允許拉波波特在那裡學習。“總而言之，”他說，“我認為沙皇在某種程度上比布爾什維克更自由。”拉波波特於1915年抵達，租住在別人房間的一角。

對他來說，那是一段校園實驗和街頭抗議相交織的歲月。上午在教室和解剖室上完課後，他坐在杜馬（俄國立法機構）的旁聽席上，聆聽人們控訴沙皇的鎮壓和無能。後來，他站在街上，觀看列寧在城裡最富有的芭蕾舞演員的公寓陽臺上宣講工人革命。很快就發生了糧食暴動和學生示威。“第一次革命（也就是二月革命）爆發，推翻沙皇時，我就在現場。”拉波波特說。“我隨身攜帶著一支步槍和一把手槍。我和工人們一起幫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們。這是一場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以為我們會像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一樣，擁有一個憲政國家。我不認為這是天真的希望。

“起初，我被革命的思想所吸引，但後來我變得更加實際。我並不崇拜布爾什維克革命。在我看來，布爾什維克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因為它的內部存在著大批憎恨知識份子的文盲。這意味著知識份子將被消滅。我認為會出現混亂，結果證明我是對的。

“列寧身邊既有俄國人，也有猶太人。那時還沒有這樣的區分。他們都是黨員，那裡不存在種族問題。但有一個有趣的細節，經常被很多人忽略。我記得在《史達林全集》中讀到過史達林對第三次黨代會的描述，當時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發生了分裂。史達林寫道，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大多數孟什維克都是猶太人，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都是俄國人。列寧的朋友馬林諾夫斯基說，應該進行一次黨內大清洗。對史達林來說，這可不是開玩笑。史達林把這個建議理解為行動指南。

“在革命後的克裡米亞，我看到了發生在白軍軍官身上可怕的一幕。澤姆利亞奇卡和庫恩·貝拉來到克裡米亞，開始收集參加過白軍運動的人員名單。他們答應不殺他們，只是登記一下。然後他們殺了所有人，其中包括許多年輕人。登記過的人都被槍斃了。沒有登記的人活了下來。那時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知道誰是誰。”

拉波波特很快成為莫斯科著名的病理學家。他儘量回避政治。但他在自己的領域越出名，就越難獨善其身。史達林掌權後，拉波波特不斷被要求加入共產黨。他一次又一次拒絕了。20世紀30年代末，他惹上了麻煩，因為作為莫斯科一家醫學院招生委員會的負責人，他不能歧視“國家公敵”——那些被史達林的秘密員警無緣無故逮捕或槍決的人——的子女。拉波波特猜測，他本人之所以能免遭集中營的逮捕和處決，唯一原因是國家承擔不起消滅所有優秀醫生的代價。“但事實上，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逃過大清洗。”他說。“也許是運氣好吧？”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戰役是蘇聯戰爭的關鍵時刻，拉波波特最終屈服入黨——“出於愛國而非政治原因。當時，黨是唯一把國家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我永遠記得我在黨總部接受面試的情景。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猶太複國主義？你對此有何看法？’我感到非常生氣，但還是回答道：‘猶太複國主義是猶太人的民族解放運動，目的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一個國家。’他們都驚呆了。”

門鈴響起時，娜塔莎·拉波波特才14歲。那是1953年2月2日的晚上。邁倫·沃夫西醫生——拉波波特家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已經被捕，報紙和廣播掀起了一場針對“穿白大卦的兇手”,即猶太醫生粗暴的宣傳攻勢。

“當時有傳言，為了‘保護’其他人——‘無辜的’猶太人——免受集體仇恨，正在西伯利亞為他們建立集中營。”娜塔莎說。“他們很快就會被送往那裡。如何處決罪犯的問題引起了廣泛討論。我們班上的知情人士聲稱，他們將在紅場被絞死。許多人關心行刑是向公眾開放還是只允許獲得特別許可的人觀摩。有人安慰失望的人：‘別擔心。他們肯定會拍下來的。’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沃夫西被押上絞索架。”

現在，門鈴響個不停，秘密員警來找她父親了。特工們搜遍了每一個抽屜和每一本書，找到了幾卷佛洛德的著作，作為法庭起訴雅科夫·拉波波特的進一步證據。搜查過程中，一名特工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由於害怕娜塔莎的母親會用受污染的碘酒毒死他，他拒絕接受包紮。“他們打電話叫來一輛車，”娜塔莎說，“那個倒楣蛋被帶走了——很可能是去了一家特殊的診所，在那裡，他的劃傷將由一位值得信賴、可靠的俄羅斯外科醫生進行治療。”

對娜塔莎來說，這次逮捕就像1905年克裡米亞大屠殺對她父親的影響一樣，是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作為猶太人的重要記憶。“史達林是個混帳加罪犯，”娜塔莎的母親告訴她。“但永遠不要對任何人說這些。你明白嗎？”娜塔莎的朋友們蔑視她，在課堂上盯著她看。院子裡的孩子們嘲笑她，說她父親從癌症患者的屍體上採集膿液，抹在健康人的皮膚上。他們向她扔爛番茄、石頭和死老鼠。員警沒收了家裡所有的錢、債券和銀行存摺。娜塔莎的母親為了買麵包和牛奶，賣掉了家裡的托爾斯泰、普希金和雨果的書。娜塔莎徹夜難眠，不知道員警什麼時候也會來抓她的母親。

歇斯底里的反猶主義席捲莫斯科。每所學校、研究所和工廠的黨委都召開了會議，譴責醫生，並指示“工人們”要“警惕”其他猶太陰謀家。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耐著性子坐在共青團組織的會議上，聽一位在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退伍上校譴責自己的好友弗拉基米爾·利伯曼。多年後，在一次同學聚會上，利伯曼告訴記者：“一些同志嗅到風聲，試圖批評我。我是法學院共產黨會議上唯一的猶太人。戈巴契夫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剛剛入黨，但正是他竭力阻止對我的攻擊，甚至不惜採用尖銳的言辭作武器。他稱我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為‘沒有骨氣的畜生’。這才制止了他們。”

但很少有人反抗，也很少有人不相信“醫生謀殺案”是更不祥事件的前兆。在被捕後的幾個星期，拉波波特家人就確信雅科夫已經死了。監獄官員說，再也“沒必要”向監獄送食品包裹了。在大清洗期間，成千上萬的家庭都知道這意味著他們的親人已經死亡。

3月5日，娜塔莎學校的校長把所有學生召集到一個巨大的娛樂廳。她告訴他們，史達林同志與世長辭。整整45分鐘，娜塔莎環顧四周，看到每個人——她的老師，她的同學——都在哭泣。她哭不出來，但儘量不讓自己太顯眼。“最後他們終於讓我們回家，”娜塔莎回憶道。“我和我的朋友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們開始討論一些完全不同的問題，然後我們開懷大笑。我們完全忘記了史達林已經去世，我們本該和其他人一起哀悼。就在我們大笑的時候，街上周圍的人都憤怒了，他們感到震驚。我們不得不跑步回家，因為我們害怕會在街上挨打。”

史達林去世3天后，一個電話打了過來，是一個低沉的男聲：“我是應教授的要求打來的。教授讓我告訴你們，他很健康，感覺很好，很關心他的家人。我應該跟他說些什麼？”

他還活著！雅科夫·拉波波特於4月4日回家。上樓之前，他用樓下的電話打了個電話。“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時，嚇出心臟病來，”他說。此後每年這一天，醫生謀殺案的倖存者們都會聚集在一起，舉行自由紀念日派對。大約有30人——包括被逮捕的醫生和其他一些“嫌疑人”——慶祝他們自己的倖存和俄國猶太人的倖存。

“現在只有我了，”雅科夫·拉波波特說。“我和我的家人，我們獨自慶祝。”

雅科夫·拉波波特滿懷感激地回到家。即使是現在，他也很難對尼基塔·赫魯雪夫有什麼不滿——“在他解救了數十萬人並為他們平反昭雪後”。但對娜塔莎來說，醫生謀殺案是童年與成年、純真與世故之間巨大的鴻溝。謀殺案的結束對她父親來說意味著自由，但對女兒來說，卻是思想和心靈上的一次斷裂：“我看清了周圍的一切謊言。我開始過著雙重生活，一種是在我的生活圈子之外，我必須謹言慎行；另一種是在我的家庭和朋友圈子裡，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做真實的自己。

“我對待他人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有很多人背叛了我們，那些我從未懷疑過的人。我不再相信別人。我開始明白——真正明白——我是一個猶太人。我明白身為猶太人就會受到迫害。多年過去了，我才明白這一點，也許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完全明白。畢竟，我被剝奪了猶太歷史、猶太文化和猶太語言。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最悲哀的事情。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我們大樓裡有一個猶太男孩，他有著猶太人的面孔和外表。一個有趣的小男孩。另一個男孩來自中亞。兩個男孩打了起來，一位母親問猶太男孩為什麼要和中亞男孩打架。猶太小男孩說：‘因為他不是俄羅斯人！’這個可憐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也不是俄羅斯人。直到一個俄國人拿著傳單或棍棒來找他時，他才第一次明白。”

國家反猶主義伴隨著娜塔莎·拉波波特作為化學家的一生和職業生涯。畢業後，她和其他猶太同學被送到工廠打工，而其他人則在學術機構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最終，她在一家著名的研究所獲得了一個名額，但她被告知不會再有更大的發展。“我對你和你的能力沒有任何懷疑，娜塔莉亞·雅科夫列夫娜，但你們部門裡的猶太人實在太多了。”研究所的一位負責人說。“地方黨委已經因為你們實驗室的頭頭雇傭了太多猶太人而大發雷霆。你還想讓他惹更多的麻煩嗎？”

1978年，她驚訝地看到，一起不那麼嚴重的“醫生謀殺案”再次在她父親的研究所裡上演。當地政府收到匿名“舉報”，稱俄羅斯病人正在死去，而猶太病人正在治癒。信中指控研究所的猶太醫生對俄羅斯人進行納粹式的實驗，並掩蓋罪行。“當局並沒有把這些指控扔進垃圾桶，而是進行了徹底的調查，”娜塔莎說，而她的父親對如此荒誕的事只能抱以一絲苦笑。“你能想像嗎？歷史又重演了。你猜怎麼著？事實證明，根本就沒有什麼實驗。”

“作為蘇聯人，這個特殊的民族具有某種特質，他們的反猶主義也是獨一無二的。”娜塔莎說。“在這裡，反猶主義是政治性的，它是政治天平上的一個砝碼。我們的政府會不會出賣猶太人，會不會放他們走，取決於它能得到多少回報。猶太人是政治遊戲中的一張牌。這使得反猶主義變得更加危險，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政治會如何變化，以及下一次他們會對我們做什麼。”

娜塔莎試圖離開這個國家前往以色列或美國，但都受挫。以色列人答應立即給她一個在耶路撒冷的哈伊姆·魏茨曼研究所的職位，但她無法說服父母搬家。她的丈夫弗拉基米爾也猶豫不決。“他是一個非常優柔寡斷的人。”她說。“這個問題差點毀了我們的婚姻。我想我在以色列的生活會有所不同。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可以盡情發揮我的才能。但在這裡，我被困在籠子裡。”

娜塔莎下定決心，至少讓女兒維卡學會像一個自由的女人那樣生活和思考。起初，當小女孩哼著學校教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歌曲回到家時，娜塔莎勃然大怒。“我叫她閉嘴，”娜塔莎說，“但她喜歡那些歌。當我試圖反駁她在學校裡聽到的謊言，讓她看清周圍的現實生活時，她開始大哭大鬧，為她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時被灌輸的東西辯護。為了這些美麗的謊言，她一直在掙扎。”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維卡開始明白，學校的教科書與她所瞭解的自己祖父和周圍世界的真實歷史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像許多人一樣，她變得憤世嫉俗，疏遠任何帶有蘇聯官方生活色彩的東西。她決定，如果可以的話就移民。“在我13歲的時候，我已經知道我不能再在這裡生活下去了，”維卡告訴我。“我當時還在蘇聯，但我知道這只是暫時的。只有這樣想才能讓我感覺自由。”

“我並不害怕最近的反猶主義浪潮。他們是可悲的人，他們將永遠存在。我要離開，是因為我再也無法忍受這裡的一切：規則、心理、一切千篇一律的灰色。如果我留在這裡，我會窒息而死。除非一塊磚頭砸在我頭上，否則我可以預知我在這裡生活的每一刻，直到我死。我希望有一天能有孩子，但我不會在這裡養育孩子。我會想念大家，但我非走不可。”

在她動身前往以色列的前幾天晚上，維卡和她的母親為所有親朋好友表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木偶劇。大約75個人擠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木偶在維卡朋友的配音下，演繹了她的個人經歷和即將到來的“出埃及記”。演出結束後，木偶散落一地，有些人還在大笑，其他人則淚流滿面。

直到最後一刻，維卡才想起自己為什麼要離開。出發當晚，她和娜塔莎開著娜塔莎的橙色小拉達車，穿過莫斯科北部的居民區。娜塔莎瞥了一眼後視鏡，注意到他們正被跟蹤。她把車開進當地警察局，問：“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要跟蹤我們？”

“這是為了保護你們，”警長說。

娜塔莎氣急敗壞，但女兒卻笑了，仿佛這正是她決定離開的最好理由。當天晚上，維卡飛赴布達佩斯，然後轉機前往特拉維夫。維卡啟程時，娜塔莎說，“這是幾周以來，我第一次睡個好覺。”

沒過多久，我再次拜訪娜塔莎·拉波波特。娜塔莎說女兒在耶路撒冷，父親仍在莫斯科，她感覺自己像一個“夾縫中的女人”。每當我們交談時，她總是竭力回避父親去世這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以及她漫長的移民申請。最後，她自己提及了這件事。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她說。“答案是肯定的。等他走後，我也跟著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