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面之前

疫情升溫後，探視病人不再被允許，安寧病房到底把人生最後一段路隔成一趟孤寂的旅程，身邊只能留著一位最親密、最忠實的伴侶作為主要照顧者，執子之手，直至終點。

於是在爸爸住進安寧病房後，時間靜止了。

就算我們千里飛行，跨過換日線，也沒能打破靜止的時間，反而一頭栽進另外一個靜止的平行時空，防疫旅館，兩個人以房號標注，整整七日無涉於世事，甚至至親之人的生與死。

安寧病房和防疫旅館就像是兩座孤島，我們和爸媽各居於一島，40分鐘車程不到，卻是無論如何也觸及不了。

很努力回想三個星期以前的事情，在我完成加拿大公民宣誓那天，爸爸做了一個肺部內視鏡手術，醫生認為癒後良好，說等一個星期，肺部導管移除後，回家做擴胸復健就能慢慢恢復，大家正慶幸：原來爸爸兩個多月來的不舒服是虛驚一場。然後爸爸開始抱怨手術並沒有改善他一動就喘的景況，不願意再做呼吸練習；然後醫生說在肺部轉移的癌細胞，爸爸說他不想再探究癌細胞的原生器官在哪？也不願意再多做治療，要進入安寧照護；然後病程以一種意想不到速度進展到他開始要用嗎啡止痛，而我們意識等待加拿大護照入手才回台灣恐怕為時已晚，提早上了飛機。

在飛機上，我想起上一個農曆年後，爸爸載我們去火車站搭車，說到下次何時回台灣？爸爸說如果還要再隔離，就不要再回來了。我們在屏東車站前和他說下次見，那時候疫苗問世不久，大家設想暑假就又可以回台灣玩了，搞不好還可以一起搭郵輪去沖繩之類的。當時確實沒料到，至今疫情遠遠還沒結束，而我們到底要還是得在最難防禦病毒感染的時刻飛一趟台灣。

家族裡的長輩希冀我趕緊回來勸爸爸接受積極的治療，然我和娘幾乎持相同的態度：爸爸這一生活得似乎很痛苦，生理上的苦痛算是短暫，然心理上的痛苦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或化解，以致於看著這樣活著的他，旁觀的我們也變得痛苦。

對爸爸來說，退休之後的人生無可指望，就只剩下對家人的「責任」，一開始，他多數時間鬱鬱寡歡，但是偶爾還是有所謂快樂時光，然自從妹妹因為生產過世後，對他來說連僅剩的、可以享受的天倫之樂都是煙消雲散了，這十年，他最常掛在嘴上的是活著沒有意義，而在我終於嫁人、妹婿再婚故侄子有新媽媽、以及阿嬤過世，他自認責任已了，和人世兩不相欠。

2021年上半，一直很想寫一封信給爸爸，想勸他把70歲當成人生轉捩點，從此該快樂的活著，現在回頭看那些打下的字句，似乎都是多餘的，最近我總想，如果我當初寄給他會不會改變什麼？可能會，也可能不會。

無論如何，這似乎已經是結局。

娘說躺在病床上的老爸打嗎啡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劑量越來越大，多數時間在昏睡，只要醒來就喊著「想回家了」，於是七日防疫旅館結束前，我問娘要不要我們把原本的7+7改成14天都在旅館隔離，那爸爸就可以先回家安寧照護。

娘說爸爸口中的「回家」指的是過世，娘說到了這一刻，她希望爸爸若能儘早離開就好了。至於回家安寧照護？她已然不確定，儘管那天選擇去醫院掛急診，並沒有想過是最後一次離家，然當爸爸選擇進入安寧病房時，卻有心理準備自己無法回家了。

很多親朋好友心疼爸爸無法在家辭世，有人建議我們應該直接找家族的人去縣、市長辦公室說項，讓爸爸在我們於在家檢疫這七天就先回家（按規定是不行的，除非在我入境前已經把爸爸的名字填上）。我沒有回答的是：爸爸是那種一生問心無愧的正直之人，可以卻從未以特權行事，我不相信這樣的他會要我們在他生命最後一程，以特權來打破防疫規定。

人該在醫院還是自家走向盡頭？各有定見，不過，生命最後一段時日的品質如何，實話說就是取決於痛著走還是較為不痛的走，要知道安寧病房是可以施打嗎啡止痛的，非得回家後就只剩下餵藥和貼片效果比較慢的止痛法，緩不濟急，這最後一段日子恐怕更悲慘。

於是大家開始七嘴八舌詢問我能不能在隔離期間請假出去見爸爸最後一面？然疫情升溫下，醫院不願意放行，屏東的防疫單位不願意負責，娘在詢問無果後，也說「反正妳來的兩個小時內爸爸可能都在睡覺，不來也罷」。

「都千里迢迢回來，不見最後一面嗎？」

我私心希冀爸爸能夠再等上七天，回家讓我們一起陪著娘送走他，然而無論這一面能不能見上，都無法逆轉爸爸的死亡之途，從爸爸的立場，多活著一日是多受苦一日，從娘的視角，在醫院孤單而沈默的等待爸爸醒來或不醒來是一種拖磨，至於我，如果對爸爸的印象能夠就這樣停留在他去年坐在車裡微笑地對著我們揮手說下次見，也沒什麼不好。

非得和爸爸見最後一面似乎只是人情世故，人們期待妳這麼做，我們自己心裡認為應該這麼做，然早在妹妹過世那天我就失去熟識的爸爸，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而長路將盡。

見不見最後一面，已經無所謂了。

對我來說唯一的遺憾是不能握著娘的手，陪她度過失去一生所愛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