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以来政治话语的消失：从举报到辟谣

记录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立场和是非

前几天注意到一条新闻：一名香港籍外聘教师周佩仪因为“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不当言论”，“经学生举报”被社科院大学文法学院解聘。

又是一宗恶性的高校内举报事件。由此，不由得想起过去与朋友之间的一件争论：学生向学校举报老师的事情，在近几年确实大幅增加了吗？或者其数量未必增加，只是在言论审查、人人自危的气氛中，每一宗新闻都被无限放大，给人带来更加恶劣、恐怖的印象呢？

在爬梳材料、做切实的统计之前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它又与另一个疑问相关：过去被我们视为卑劣下作，不齿于加诸师长的“打小报告”，如今被更年轻的学生频频运用而面无愧色，是否足以说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更年轻一代中间已经出现了政治德性的滑坡和断层？

我想，在关于道德的评判上谁都没资格倚老卖老，举报行为也未必要和道德问题挂上钩。试想一个情境：如果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发表极端厌女言论，鼓励家庭暴力或者性骚扰，你是否支持向校方举报？虽然一定有人主张课堂上的言论自由，不能因言定罪，但多数人恐怕还是会选择举报，或者为举报叫好。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并非观点、立场问题，而是一个是非问题。

如果换位思考，可以想象那些向校方举报老师“台独”“港独”“反动言论”的年轻人们，同样并不认为那是政治立场问题，而是将其视为大是大非的区分。他们与我们具有同样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但对于“立场”与“是非”之间的界线却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如果说在“举报”现象背后，近五年、或近十年间真的发生过某种变化，我想那并非一种模糊的“政治德性”的跌落，而是“政治立场”“政治坐标”“政见”等一整套政治话语（discourse of politics）的消失。这使得原有的话语空间逐渐被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discourse of ideology）所侵蚀。正是在此变迁过程中接受基础教育的一代年轻人，逐渐不再熟悉何为“立场”，而是将一切言论问题视为“是非”。

二、政治话语的消失

关于政治话语的消失，从现象上看，最典型的例子是划分“立场”的名词的消失。今天的年轻人不再熟悉我们曾经常提的美分、五毛、带路党、毛派，还有德吹、日吹、远邪、键政、工业党等等，也很难想象曾经还有过乌有、凯迪这样的政治类社区。今天的网络舆论场只剩下代表“中国”声音的“小粉红”和它的对立群体，而后者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于是在人们印象中沦为“正确”的模糊反面，天然地与“受境外势力操控”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消失的词语大都不属于“严肃政治讨论”的话语类型，与民主、自由、社会或者左、右等政治语汇之间只有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们更加贴近于朋友闲谈、小说创作、历史探讨等语境，有着非严肃的日常特性。近十年来舆论场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用意识形态极化、民族主义抬头的思想史变迁来解释，但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变化——我们的日常语言的改造。

塑成这项变化的有两种压力。我的一位友邻曾提到，当局“有意识地污名化公知、封锁网络言论、控制学术发表”始于2008年，但我感到一个更关键的节点位于2013。那一年“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铺开，成为一场对“意见领袖”自上而下的肃清运动。薛蛮子在央视自承嫖娼、秦火火被起底“谣翻中国”，使官方成功地在舆论场搞臭了公知群体，形塑出“大V即大谣”的刻板印象；也渲染出“枪打出头鸟”的恐怖气氛，使网民逐渐养成自我审查的习惯。

（人事上的节点在于习近平12年末接任总书记，鲁炜在13年接掌网信办，当然这和政策变化未必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是明线，另一条暗线则在于审查手段大约从同期开始的快速进化：从简单机械的关键字识别（玩过贴吧的人一定记得分隔或替换敏感词躲避删帖的小工具），发展到语义识别、图像识别和专门的人工审查。而推动这些进化的一定包括网警（公安部门）和网信办审查机构的改组和扩充。至少从明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对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施压手段近年已经从不定期“约谈”转变成了建立专门渠道的日常化、一对一监管。

这些手段与过去存在的最大区别在于，此前的审查技术针对的主要是特定的敏感人物和事件，目的是消极的“除名毁忆”和平复舆情，而国家机器对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争夺不得不依靠的另一种“宣传”的技术；但在2013年之后，“审查”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使其首次从词汇（vocabulary）层面下降到话语（discourse）层面，在清除特定词汇之外还抑制了政治话语的发展。它不仅使我们无法发表严肃的政治见解，也使我们难以讨论任何社会问题，甚至开不了政治玩笑；不仅使我们无法触碰敏感的话题禁区，也让我们逐渐难以谈论“中国社会”本身。

三、公共讨论的困境

由于一切与政治、社会问题擦边的讨论空间都被压缩殆尽，没有了言说者的政治话语，其自我演进速度落后于社会的变迁，我们于是逐渐失去了谈论政治的语言。其恶果在此次“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典型地彰显出来：即使钳口的力量有所放松，勉强得以发言的我们也将感到“无话可说”。对于社会现状仍有解释效力的语汇被封锁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象牙塔里，公众不得不引用他们熟悉的其他话语类型来磨枪上阵，譬如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话语；医学、新闻学、法学等专业话语；官场的话语；经典政治哲学的话语还有朴素的常识性描述。

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爆发的不同舆论来举例：

A，要求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法学话语+政治哲学话语]

B，医护人员自我牺牲伟大，但不应过度神化。[朴素的道德话语+意识形态（国族主义）话语]

C，这个时候居然还有无良媒体为了抢热点造谣？[传播学话语]

由于缺少必要的政治话语作为支撑讨论的共同知识，舆论场中的文本（text）常常成为其他类型话语碎片的综合，而不同解读者（interpreter）往往引用各自最熟悉的知识进行解读，从而读出完全不同的意涵，使讨论陷入驴唇不对马嘴的无序。或者，更加可能的不幸是，不同的解读者不得不引用唯一共享的话语类型——意识形态话语，将一切发言归类为国族主义/反国族主义，使讨论陷入对立的极端。

譬如，当发言者B成为A的解读者时，极有可能因为对法律话语和政治哲学话语的不熟悉，将其笼统理解为“恨国言论”加以抨击。反之亦然，如果发言者A陷入自己的专业知识中，在遇到B所引用的朴素道德话语时，也会产生陌生感和无所适从感，乃至武断地将其视为“小粉红”而拒绝沟通。在近日的舆论场中，我时常感受到的并非激烈冲突，而是这种难以达成对话的困顿感——不同立场的说话人自说自话、扞格不入，这是仅靠意识形态极化或“沉默的螺旋”难以解释的。

四、说话的策略

到这里，我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模型来说明中国互联网公共话语的变迁，尤其是政治话语的消失过程。首先，它有一个历时性视角，提示变迁过程存在关键节点（2013年），而现状是动态的，今后也将在不同力量的斗争中不断变化；其次，它并非技术决定论的，审查技术的进步仅仅是作用链条中的环节，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最后，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这个想法来自Fairclough and Wodak），国家—民族—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促使两极结构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挤压多元结构的政治话语，但话语层面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

譬如，在瘟疫引起的大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为公共讨论重新建立基础的可能性，虽然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基础并非政治话语的直接恢复，而是基于具体问题、更加接地气的专业话语。例如上述发言者C的看法，虽然看似无稽可笑，但其引用的却是朴素的传播学话语，我们或许有可能借此将讨论拉出意识形态战场，还原到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之中：什么是“抢热点”？媒体是如何确认和发布信息的？官方发布的信息必然正确吗？民众如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什么是谣言和辟谣？

这几天几次看到一个假说：

只要删帖仍在进行，就没有 “谣言”。谣言（rumor）这个词并不必然带有 “假” 的意思，它更确切的意思是巷议。它的对立面不是真相，而是正大光明的公开言辞。

关于谣言是否本为“遥言”，或者中文语境的“谣言”是否带有贬义而不足以与rumor对译，似乎仍需要实证性的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谣言、传谣和辟谣被安上“是”与“非”的隐义，获得其如今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位置，直接始于2013年抓捕、曝光“造谣”大V的运动。

必须承认，即使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试图以“言论自由”这样的口号在中文舆论场召唤共识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医生之死确实使得各立场人士都不得不重新思考何为“谣言”、何为“辟谣”的现实问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谣言”这样的关键概念从意识形态话语中拯救出来，恢复其在传播学话语中的朴实意义的契机，也使“抹黑”“带节奏”这样有偏见的语言逐渐失去合法性。

瘟疫虽然不幸，但危机使人看到权力机器充满裂隙，而裂隙带来斗争的契机。我想这样的斗争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更可以是话语层面的拯救行动，如果我们能制造更多对话性的“小议题”，就能避免（至少是拖慢）自说自话的意识形态极化过程。且只有在这样的“小议题”中，才能促进人们对也许是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的熟悉。由此，或许将来有一天“言论自由”亦能被视为众多“观点”之一种，而非一方大声疾呼、另一方掩鼻而去的意识形态标语，如此我们才更有推进其实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