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译重发]福柯：反抗是无用的吗？

反抗是无用的吗？

作者：米歇尔·福柯

翻译：王立秋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为赶走沙王（shah），我们做好了死上数千人的准备，去年，伊朗人是这么说的。而这些天，阿亚图拉也说：“让伊朗流血吧，好让革命强大。”

在这两种看似连贯的说法之间，却有种古怪的反响。是后者的恐怖，在谴责前者的迷醉吗？

造反属于历史。但它们也以特定的方式逃避历史。一个个体、一个群体、一个少数、一整个人民说“我不再服从”并在他们认为不义的权威面前豁上自己的生命这一举动——此举，在我看来，乃是不可化约的东西。因为没有什么权力，能使之变得绝对不可能：华沙的隔都永远会造反，它的下水道里也永远会挤满起义的人。又因为造反的人从根本上说是无解释的（sans explication）；故而反抗需要的，是一种中断历史线及其冗长的合理性链条的“挣脱（arrachement）”，因为人是能够，“真实地”，宁可豁上性命，也不要服从的确定性的。

所有形式的自由（无论是已经获得的，或是被主张要求的），所有人们声称所有的权利（就算是对那些看起来最不重要的东西的权利），无疑，都有一个最终的定位点，这个定位点比“自然权利”更坚实、也更切近。如果说社会持存和存续，也就是说，如果说社会中的权力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话，那是因为，在所有的接受和强制背后，在所有的威胁、暴力和说服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时刻的可能性，此刻，生活不再被交换（s'échange，不再是被换来的），此刻，权力不再有能力，此刻，在绞架和机关枪面前，人起来反抗了。

因为它（指反抗）是如此地“外在于历史”而又内在于历史，因为每个人都赌（joue）上了生死，故而，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从宗教形式中发现其表达及其“戏剧构作”（dramaturgie）了。关于后世、时间之复归、对救世主或末日王国、纯粹的善的统治的期待的许诺，所有这一切，已形成了数个世纪，在这数个世纪里，宗教的形式没有变成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把自己化作了经历反抗的方式。

“革命”的年代来了。在两个世纪里，革命这个东西高悬在历史之上，组织着我们对时间的知觉，分化了希望。它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把反抗驯化到一种合理性的、可控的历史中去的努力：它给了反抗一种合法性，它为反抗区分了好的和坏的形式，它定义了反抗展开的法则，它确定了反抗的先决条件、目标及完结的方式。我们甚至还定义了革命家这个职业。通过这样遣返反抗，我们企图展现反抗的真相，并真正地结果反抗。不可思议的、可怕的许诺。有人说，在现实政治中，反抗被殖民了。另一些人则说，他们为反抗开启了一个合理性的历史的维度。我更喜欢霍克海默提出的那个问题，那个幼稚，又有些狂躁的问题：“这场革命，是你想要的吗？”

反抗之谜。对于不在伊朗寻求运动的“深刻原因”，而是去看它被经历的方式的人来说，对试图理解这些豁上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脑袋里在想什么的人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惊人的。他们的饥饿、他们所受的羞辱、他们对政权的仇恨和推翻政权的意愿——他们把这一切铭写在天与地的尽头，铭写在一段梦想的历史里，这个历史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他们与巴列维对抗，这场对抗关乎每个人的生死，但也关乎殉道与千年的许诺。这样，那些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的著名的示威活动，才可以在真实地回应军队的威胁（直至使军队瘫痪的地步）的同时，也按着宗教仪式的节奏展开，并最终诉诸一种无时间的戏剧构作，在此构作中，权力永远遭到诅咒。惊人的重叠，它——就在二十世纪——展示了一场足够强大到推翻看起来武装得更好的政权，同时又接近西方曾经（在我们想让灵性染指尘世的政治的时候）是知道的那个古老梦想的运动。

多年的审查与迫害，一个政治的阶级被挤到了边缘，政党被禁止，革命团体死伤惨重：如果不是宗教，还有什么，能够支撑一个为“发展”、“改革”和政权的所有其他举措所伤的人民的不安及其后的反抗呢？诚然。但我们可以就此而预期宗教的元素，会很快消失，让位给那些更加现实的力量和不那么“古老的”意识形态吗？无疑，不可以，而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是运动迅速取得的成功，这就巩固了它所采取的形式。还有教职阶层在制度上的团结，这个阶层对人民的影响是强大的，它们也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再有就是伊斯兰运动这整个语境：运动所采取的战略立场、穆斯林国家在经济上起到的关键作用，及运动波及两个大陆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在伊朗周围构造了一个激烈而复杂的现实。如此，反抗的想象的内容，才没有在那个革命的大日子消失。这些想象的内容马上就被搬到一个政治的舞台上去了，而这个政治的舞台，看起来也乐于接受它们，但事实上，在这里，性质就不一样了。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东西，和最残酷的东西混到了一起：把伊斯兰再造为一个伟大的、活的文明的了不起的希望，和形形色色的恶毒的排外混到了一起；全球的利害，和区域的对抗混到了一起。还有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女性的屈从，等等。

伊朗的运动并没有受到这条革命“法则”的约束，这条法则，看起来，会让隐藏在运动盲目的激情之下的暴政重新显露出来。构成反抗的最深刻、最激烈的那个部分的东西，直接（sans intermédiaire，无中介地）触及那盘负载了过多政治意义的棋局（un échiquier politique surchargé）。但这个触及并非等同。那些慨然赴死的人所涉及的那种灵性，与原教旨主义的（intégriste）教职阶层组建的血腥政府是不可通约的。伊朗的宗教界想用反抗的意义验证他们的政权。然而，单是今天，有毛拉的政府这点，就足以使反抗的事实失效了。在沙王的政府下，和在毛拉的政府下，都有“恐惧”。对去年秋天伊朗发生的、可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史无前例的事情的恐惧。

因此，有必要再把这样的运动中不可化约的东西再拿出来说一说。这个东西，也深刻地威胁到一切专制主义，无论是今天的，还是昨天的。

改变心意当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但考虑到我们在昨天反对萨瓦克（Savak，巴列维王朝的秘密警察机构）之后，在今天反对砍手，就说我们改变了心意，那也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人有权利说：“为我反抗吧，最终所有人都将得到解放。”但我也不同意那些说“反抗是无用的，事情永远是一样的”的人。你不能为在权力面前豁出生命的人立法。反抗有没有道理？就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吧。人们反抗，这是一个事实；由此，主体性（不是伟人的主体性，而是那些不重要的人的主体性）方才把自己引入历史，让自己诞生。犯人用生命来对抗荒谬的惩罚；疯人不能再忍受被关起来、被剥夺权利；人民拒绝压迫他们的政权。这（即反抗这个事实）不能让犯人变得清白，也不能治好疯人，更不能为人民确保应许的明天。而且，也没有人必须要和他们保持团结。没有人一定会发现这些困惑的声音听起来比其他声音更好、说出了真相本身。它们存在、它们反对所有那些热衷于让它们保持沉默的东西——如此，聆听这些声音、找出它们想说的是什么才有意义——这就够了。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吗？也许吧。当然，它是一个实在/现实问题。对此，什么历史的去魅都无济于事：因为，确切而言，正是有了这样的声音，人类的时间才有了“历史”的形式，而不是什么进化的形式。

而这，和另一个原则也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使的权力永远是危险的。我说的不是权力，从性质上说，就是一种恶；我说的是，权力，从其机制来看，是无限的（这不是说权力总是全能的，恰恰相反）。为限制它，法律永远是不够严格的；为剥夺它抓住的一切机会，普世的原则永远是不够严格的。必须永远用不可逾越的法律，和无限的权利来对抗权力。

这些天，知识分子可不受舆论的“好评”：我相信，我是可以在足够精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指知识分子）的。眼下不是说谁不是知识分子的时候。要那样，我就是在搞笑了。我当然是知识分子。要是你问我，我是怎样构想我所做的事情的，那么，我会回答，如果说战略家是说“这样的死、这样的呼喊、这样的反抗与伟大的、总体的必要性相比算什么，以及，反过来，在我们所处的具体的情景中，普遍的原则又算什么”的人的话，好吧，那对我来说，这个战略家是政客、历史学家、革命家、沙王党还是阿亚图拉党，是无关紧要的；我的理论道德恰恰相反。它是“反战略的”：在独特性反抗时表示尊重，在权力触犯普世性时绝不妥协。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却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因为你必须同时留意，在历史的表层下面一点，那些突破和搅动的东西，和观望，在政治的后面一点，那些必须无条件地限制它的东西。说到底，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做这个事情的第一人也不是唯一一人。但我选择做这个。

译自Michel Foucault, « Inutile de se soulever ? », Le Monde, no 10661, 11- 12 mai 1979, pp. 1- 2. Dits Ecrits Tome III texte n°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