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女性的困境,还是两性文化中的叙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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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朋友得知我要写《再见爱人》第二季这档节目时,她的反应是 “笑死,原来男的也看这个。” 由上述反应,我判断节目的主要观众大概是女性。我猜这很可能不是一种刻板印象,而是事实。它看起来似乎是一档情感八卦节目,但我更愿意把它落足在对于人类关系的探讨之上。由此,我当然认为它值得被更多人所关注,而不应该只有传统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

完 颜 猪 妖

当朋友得知我要写《再见爱人》第二季这档节目时,她的反应是 “笑死,原来男的也看这个。” 由上述反应,我判断节目的主要观众大概是女性。我猜这很可能不是一种刻板印象,而是事实。它看起来似乎是一档情感八卦节目,但我更愿意把它落足在对于人类关系的探讨之上。由此,我当然认为它值得被更多人所关注,而不应该只有传统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

本文试图关注和展开分析的重点,是几位女性在传统亲密关系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这些困境各自对应的几种传统叙事模式。从这种线索中,我们或许可以看见这些困境的症结分别是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发展和形成的 —— 这并非是说男嘉宾没有问题和责任,只是不打算在此重点讨论。我拒绝对造成结果的责任加以裁决,判定哪一方才是问题的主要肇事者,而是想谈一谈三位女嘉宾的处境,谈谈她们是如何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两性文化中潜移默化的叙事陷阱。

《再见爱人》第二季三位女嘉宾张婉婷、Lisa 与苏诗丁

“没有人会持续活在连绵不断的偶像剧情境之中”

先谈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苏诗丁。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观众,其实在最初的阶段并不容易看清楚 “诗歌”(苏诗丁和卢歌)这对之间的问题。就连场外评论员针对他们相互之间的阐述和反应也频频发出 “为什么” 的疑惑。直到我看完卢歌崩溃的这期,我才将此前苏诗丁的种种表现与反应串联起来,也似乎发现了问题所在。

当卢歌在现场陷入崩溃甚至爆粗,苏诗丁上前安抚时,我们看到苏诗丁的肢体和语言虽然是出于善意,但对卢歌而言,很可能是文不对题的,无效的。她俯身于卢歌身边,蹲下来,对他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云云(大意),这些表现看上去十分样板化,就好像女主瞬间拿到了一个蹩脚的偶像剧剧本,表现出一种不乏好意但生硬刻板的程序化反应。如果按照剧本走向,接下来卢歌理应受到安抚,甚至开始感动,整个人瞬间柔软下来,两个人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但现实并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通过苏诗丁此前在节目中的一系列表达,我发现她是一个对某种 “氛围” 十分敏感并沉醉其中的人。“氛围” 在她的情感世界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这很可能是理解苏诗丁的重大关键词。比如苏诗丁在描述前夫卢歌以及阐述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总是归结于这个人笑容好看、味道好闻之类。而她所能重述的旧日美好,也多是曾经旅游时某一瞬间的浪漫氛围。

这种对于 “氛围” 的依赖,也体现在他们用于沟通和交流的语言体系之中。诗歌二人频繁使用 “爱情” “艺术” “追求” “意义” 等庞大暧昧的概念进行交流,但一旦涉及具体问题,这种语言体系就会变得十分无力。他们难以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阐述困境,以及提出疑问。

苏诗丁让我感觉到,她在亲密关系中,仿佛是在用自己的生活去印证一幕一幕偶像剧甚至 MV 的情境。在那些片段中,卢歌恰好曾是一个气质合衬的演员。那些浪漫甚至不是《爱在》三部曲式的浪漫,毕竟理查德林·克莱特笔下的爱人在讨论现实时可是妙语连珠、精准到位的,决计不会在一个尴尬的关系和时刻下说出 “我会一直陪着你” 之类的空洞台词。而诗歌二人回到现实里甚至都不爱说话了。

同样是在旅行中发情的一对,看看人家话痨是怎么谈恋爱的。| 图源: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1995)

然而没有任何人会持续活在连绵不断的偶像剧情境之中。无论是语言体系、感受事物的方式、对生活和情感的认知与反馈等等,一旦那些她所敏感和熟悉的 “氛围” 消失,遭遇浪漫时间之外的真实片段,就即刻显出贫乏与无力,以至于只好陷入茫然,最终不断逃避。在现实生活和真实人格面前,此前所有的感知和经验似乎都无效了,在那些大段大段不符合认知经验的段落中,她会变得茫然无措。这很可能也是为什么她和卢歌那些充满爱意的互通总是在旅途中发生,一旦进入婚姻中的日常生活,就索然无味甚至想要逃离的原因了 —— 因为那都不是偶像剧会提供的剧本。

如果我们对两性关系的认知受控于这类叙事,我们所能理解的恐怕就只能是符合这套叙事逻辑的符号。在那样的叙事中,当卢歌仅仅作为符号存在时,苏诗丁是可以与之愉快相处的;一旦超出特定的叙事情境,卢歌不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复杂人类的时候,苏诗丁就要与之割裂、逃离,因为她的经验不再能够处理眼前这个人和真正的亲密关系。只要建立亲密关系,她的生活就不得不经常面临断裂,去跳过那些难以理解和处理的片段。

我当然不反对任何人追求浪漫,也不认为迷恋某些氛围是一种人格缺陷,更不会说那些以女性为主体受众的偶像剧是有害无益的精神鸦片。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对于情感和人类的认知仅仅被这类叙事所占据,那么我们面对生活,势必会缺少必要的工具,而这样的状况,将使我们自身陷入困境,难以脱身。

补记:后来我看了后续节目,觉得此前对苏诗丁的观察总结还需要有所补充。在苏诗丁诉说自己童年生活和原生家庭状况之后,我意识到为什么她感知和享受亲密关系的焦点集中于 “氛围感” 的诉求。她还未曾真正战胜过那个受伤的自己也无法信任对方和任何亲近的关系,因而将爱与被爱的需求降格以求,简化为偶像剧般的梦幻氛围,在缥缈短暂的浪漫中回避那些使她忐忑无措的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真实以及深入的互动和相处。偶像剧式强调浪漫氛围的叙事范式,对苏诗丁来说,或许是情感关系里唯一能够安然沉浸的处境,尽管它只具备短暂的致幻功能。

“她并不是在反抗爱人,而是在精神弑父”

三位女性中年纪最大的 Lisa,拿到的是另一个剧本。

虽然她也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但跟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东亚女性一样,尤其是在香港那种保留了诸多传统伦常的地方,Lisa 在婚姻中位置的自觉,有一种相对传统的夫唱妇随之感。

在这种传统结构之下,艾威实际上扮演的是父权接班人的角色。彼时的艾威对于 Lisa,与其说是爱人,不如说是一个 “年轻的慈父”。在 Lisa 生病前,双方都认为彼此在婚姻中的感情关系是美好的、和谐的,但究其本质,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达成平衡的,是一种带有阶级色彩的父女之爱。艾威像父亲一般 “宠爱” “照顾” 甚至 “管教” 着 Lisa,Lisa 在感受某种 “宠溺” 的同时又对艾威尊敬、感激、顺从,并伴随着小小的撒娇和任性。这种主从关系,也有点类似于人类和宠物之间的状态。

如果 Lisa 没有生病,他们的婚姻和感情或许不会出现这样巨大的裂痕,很有可能在美好的平衡中度过一生。一切从 Lisa 生病开始,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 艾威在关系中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他发现,这个女人开始变得不听话了。

她的诉求并不是一定要打麻将,他的诉求也不是要让她不打麻将。他们之间发生的是一场权力斗争。当 Lisa 生病以后,艾威以此作为筹码,彻底将 Lisa 抛向一个必须明确让渡部分人身权利的下层阶级,几乎没有商量余地。尽管 Lisa 在婚姻中最初接受的是一套夫唱妇随的传统叙事,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她对于自己在生病之后以 “正确” 之名被剥夺掉的权利和受到 “强权” 压制的状态,有着明确的感知。Lisa 在生命中遭遇的不幸,没有使她得到更多的爱,而是彻底陷入了以关爱为名的剥削与控制。

Lisa:“你管我要不要打麻将!”

当艾威发现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面临挑战后,他对主权的丧失和瓦解感到无比失望,他无法理解自己 “正确” 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同与服从。既然无法成功,不如干脆毁灭。这是针对 Lisa 的惩罚,也是艾威自己宁死不屈的宣誓。于是,艾威终于从 “慈父” 变成了要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暴君,而 Lisa 则在原本乖乖女角色中感到痛苦和挣扎,双方都在不断滋长的怨气中痛苦煎熬。

症结究竟在哪里?显而易见,她跟艾威受困于 “权威与服从” 的传统两性关系,二人都是这套叙事的信徒和受用者。艾威是这个叙事逻辑中的上层阶级,他具有主导权,可以将对方的反抗 “合理化” 为需要被惩罚的错误;但 Lisa 的困境在于,她始终无法用超出这套叙事体系的语言工具来表述这种困境。她所怀念和想要挽回的 “爱”,实际上仍然还是旧有叙事中的爱与被爱。因此,Lisa 始终无法意识到,她需要的并不是 “被爱”,而是一场 “弑父”

“委屈的弱者在强制索取一场无限期的情感债务”

再说张婉婷。

节目初期,围绕张婉婷的声音和批评是最多的。她个性强烈,表现突出。很难不成为话题中心。从事业的世俗角度来说,张婉婷和宋宁峰是女强男弱的结构。不止是经济收入,甚至基于各自的职业性质,张婉婷都无法不以此为由,忍不住想要对宋宁峰进行指导和安排。

这种强势表现在张婉婷身上,跟我们常说的“爹味”很像。

但另一面,张婉婷又极度弱势。她经常把自己放到一个牺牲者奉献者的位置,强调自己 “为宋宁峰生了孩子”,所以宋宁峰理应为她孤注一掷的洒脱和奉献感恩戴德,大加回报。好像在她的逻辑中,“生孩子” 是一种为了别人不惜自我牺牲的豪侠行为。在张婉婷提及这个事情之前,我对这样一个头脑聪敏的女性竟然会受制于如此陈腐的叙事逻辑是难以想象的。

当她把 “生孩子” 这个选择视为为他人牺牲的行为时,她就必然期待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无限的回报 —— 因为如此无私勇猛的 “奉献” 和 “牺牲” 确实发生了。当得不到预期的感激感动感恩与回报之后,她就会深陷巨大的委屈之中,并不断强化这种委屈,于是自己的牺牲也更加无辜和壮烈了。

压迫感爱人之经典桥段:方言惊恐地看到杜梅在黑板上写满 “爱” | 图源:电视剧《过把瘾》(1993)

强调女性是为了给男性“传宗接代”,是为男性作出奉献,进而对其施以表彰,这种将婚姻中的女性工具化、客体化,本质上是以道德绑架的方式压迫女性。接受这套叙事的女性,有可能像张婉婷那样,把 “生孩子” 的理由连同自己的种种委屈与痛苦都捆绑在一起,再变成绑架对方的工具:我不好受,你也别想好受,除非你能如我想象的那样,弥补你对我的 “亏欠”。在这两个极端叙事逻辑中,一面扮演享有评判能力的强者,一面又沉迷于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弱者处境以便索取无限的情感债务。她所制造的困境将两个人围剿其中,难以脱身。

或许这里面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当事人明知并不理智,但因为过往的遭遇和委屈,而自觉采取了这种歇斯底里同归于尽的方式用来对抗自己的不安。尽管这样的下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显得徒劳,但却能够暂时勒索成功。而情感却必将在这可怕的要挟中日渐损耗。唯一的止损只能是尽早跳脱这种逻辑,才能得以消除诅咒。

一代代男女就这样受困于传统叙事的陈词滥调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三位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处境和遭遇,其实是被她们各自的叙事逻辑所困扰和束缚,并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她们甚至无法用客观的语言去描述困境,而只能在旧有的叙事范式中,用那种体系下的语言,将事实以及自己对事实的理解越描越黑。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与亲密关系中另一方之间的交流常常无功而返。

而这些陈旧的叙事模式,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对女性的贬低和矮化,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对她们进行驯化,使她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那样那样,生活就有了出路。这样的叙事历久弥新,以同一种逻辑不断改头换面对女性无数次地重复暗示,使得很多女性越是走向困境,越要在注定黑暗的沼泽中寻找希望。

我相信无论社会进化到何种阶段,人们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都无法也不必与那些陈旧的叙事彻底决裂。我们需要一些看上去似乎并不那么健康的文化消费活动为我们做精神按摩。正如零食在人类的健康饮食结构中似乎并无建树,但它仍是颇有贡献的存在。重要的不是不再消费它们,而是警惕自己的人生被它们所消费。

 // 作者:完颜猪妖

// 编辑: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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